對于不同階層、不同領域的香港人來說，1997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義。時代的每一個腳印都結結實實地踩在街上，左鄰右舍的你來我往則是在詮釋着那些渾厚的大字是如何被翻譯成市井里的聲響。為了更好地了解20年前和20年前之前的那個香港，我們和三個生活與街頭密不可分的老港人聊了聊他們對于 “后97時代” 的記憶，而他們多少都與那個我們曾耳濡目染的 “江湖” 有過聯系。或許在他們的表述中，你能看到一個更為具象的香港地。
廟街陳先生
“廟街在香港是很有代表性的。廟街這些年有些變化，但是變化不大;關于廟街的故事也沒有什麼變化，還是那些事，只不過換了些人罷了。”
陳先生和他的店面
陳先生在廟街經營一家光碟店，這個十多平米的店面在廟街已經存在幾十年了，沒有裝修過，也沒有開分店，甚至進貨渠道都沒有改變。
陳先生的光碟店主營三級片和色情片，貨架上都是 VCD 和 DVD。以前也曾進過一些藍光碟片，都是簡裝盜版，放在一個盒子里供人挑選，這便算是最與時俱進的行為了。買藍光多是游客，本土的主顧還是喜歡 VCD 和 DVD —— 他們和這個店一樣，不願改變。
店里主要的顧客多是上了年歲的人，除了付錢以外，大家幾乎全程無交流，陳先生很適應這種買賣方式，有時收錢找錢，眼皮不抬一下。
陳先生很少與顧客交流
陳先生的生意不咸不淡。他想過退休，又覺得待在家里沒什麼意思;繼續開這個店，既能當個營生，又能打發時間。陳先生覺得，店里生意不好，和香港電影沒落有一定關系：“如今香港一年也就能拍一兩部(情色類)三級片了，拍片不賺錢，也沒有女孩願意拍了。” 陳先生回憶三級片最好的時代是在1997年之前，很多影片會邀請日本女優過來，再配上廣東話。
三級片火爆時，他的店也有名氣，有些明星會带着助理來買自己的作品，不過挑碟付款這些事自然都是由助理完成的。他認得出來他們，但不會主動交流。
如今依舊可以在店里買到香港90年代的三級片
廟街魚龍混雜，曾有多家媒體拍攝過廟街紀錄片，把它看作是香港底層的社會寫照。傍晚時，陳先生在店口指着附近的幾家歌廳和排擋告訴我，他們分屬于不同的大哥管轄。這條街上發生的故事大多與他們有關，只是沒有人成為傳奇。
在陳先生的印象里，廟街的大哥換了一批又一批，傷殘的、退隱的、被取代的、跑路的，總之命數各異。陳先生抽着煙，輕描淡寫地說着一代代江湖人的起起落落，彷佛這些事跟他沒有什麼關系，然而好多江湖凶案就在他店門口發生，店里卷帘門上的黑色污漬都是血跡，顏色最深的一塊，是幾個月前濺上去的。
店里的 VCD 貨架
陳先生的兒子已經三十多歲，偶爾會來店里看看他，這是他近些年的的改變之一，曾經他不許兒子來這邊找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肯定會受影響。”他說廟街年輕的這批古惑仔，很多都是他從小看着長大的， “三四歲在街上玩鬧，等到十幾歲便拿刀砍人了。”
陳先生在這條街有些面子，沒有人收他保護費，古惑仔砍砍殺殺的也不會傷及他的店面，這是資歷和背景疊加的結果。“ 收保護費也要分人，我不是帮派的，但是認識，開店久了，大家會給些面子。”
很多變化需要時間來彰顯，就像陳先生並未把1997年當作香港市民生活的一個拐點，“變化是有的，但是過了很長時間才體會到。”如今陳先生的店里有單獨一個貨櫃賣內地的連續劇，古裝戲年代戲都有，幾乎與內地同步。“香港現在沒有什麼好的電視劇，所以都轉看內地片了，情節不輸香港。以前是因為國語沒有人看，都不習慣;現在香港回歸那麼多年，有些人開始看大陸的不看香港的了。以前沒得比較，只看香港的了，現在有了比較，覺得還是大陸的好 —— 不過香港年輕人都不大看。”
我問他內地片子里哪一類賣得最好，陳先生說關于戰爭的，諜戰的比較受歡迎。“這條街都是打打殺殺的，那種斯文的碟賣得就少一點。”
九龍方永昌
“1997年政權交接的時候，很多江湖朋友都跑了，有的去加拿大，有的去歐洲，台灣。那時候離開是覺得恐懼，現在穩定了又都回來了。”
方榮記飯店第二代老板方永昌
方榮記飯店揚名于九龍城寨，據說第一任老板方少航可以赤手拎起沸騰的銻制火鍋(銻傳熱速度快)，這手絕活為他掙來了名聲。
1984年，位于九龍城寨內的店面要拆遷，方榮記飯店搬到了現在的新址，此后未再換。新址離原來的老店很近，那時老店已經開了將近20年。
方家幾個孩子都是在九龍城寨出生、長大。如今當方榮記的二代目方永昌回憶九龍城寨時，對我和同事強烈的好奇心表示出不解：“城寨里確實有江湖人，有白粉檔，有鴉片館，警察不能穿警服來城寨抓人，因為它是三不管地带;但是如果有小偷小摸犯法的跑進去，一樣是可以抓到的。” 對曾在城寨里的生活過的人來說，這塊被傳說着的法外之地，不過是另一個社區：“和外面世界沒有什麼不同，只不過是窮了一點。”方永昌說。
九龍城寨夜景圖(翻拍自《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1984年除了飯店遷址，還發生了一件大事 —— 中英雙方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隨后香港出現了第一次移民潮，不過這些並沒有影響到方榮記飯店的生意。
80年代到90年代，方榮記飯店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期。“整個九龍城沒有誰家比我們火，每天晚上店里是肯定沒有位置的，店門外還要擺上七八十桌才應付得過來，整條街都是我們的餐位。” 1995年，作為方家長子的方永昌從加拿大回國，接手父親的生意，成為方榮記飯店的老板。他對黃金時代的記憶是每周要去要四五趟警署，為佔街繳付罰款，警署里好多人都成朋友了，“下班后也會來店里吃飯。”
方榮記飯店身后就是曾經的 TVB 總部，從鄭少秋這代到容祖兒這代，來往的食客不乏明星。杜琪峰如今仍會經常過來，為他贏得第23屆(2003年)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的電影《機動部隊 PTU》更是直接在這里取景。“杜琪峰最早來吃的時候還是 TVB 的策划編劇。” 方永昌回憶說。那時經常有明星、媒體人、富豪、高官、江湖大哥相鄰而坐 —— 很香港的一個情景。
方榮記飯店店內，收銀台里是方永昌的弟弟方永烈
1997年之后，方永昌漸漸不再街上擺桌，他說那時已經過了創業的年齡，不用再那麼拼了。與此同時，他的很多江湖朋友陸續離開了香港。他自己沒有想過離開，他覺得無論什麼政府，肯定都會希望人民過得好;也許有短暫的不適，但市場會自動調節的，這個想法至今沒有改變。“做生意嘛，經濟穩定，政權穩定最重要，誰當國家領導人關我們小市民什麼事?我們不會理。最主要的是要能賺到錢。”
方永昌和年輕時的自己合影
從前些年開始，他那些離開的朋友陸續回到了香港。這些江湖人士如今都有了正當的身份，有的還跑去大陸做生意。江湖朋友偶爾向他抱怨，大陸做生意很難 —— 不是難在經營，而是難在各種應酬，這種生意方式超出了他的理解，也讓他打消了把店開到大陸的想法。他現在唯一的擔心是香港的年輕人，他說在香港，25歲到40歲之間被稱做失落的一代：“這一代人面臨的是難買房，難找工作，難有機會的三難現狀。” 這些年發生的很多群體事件，都是因為這些。
灣仔馬家輝
“那時大家非常焦慮，要麼就移民，留下來也不曉得怎麼辦。”
馬家輝正在接受采訪
寫完長篇小說《龍頭鳳尾》時，馬家輝已經53歲了。這是他第一部長篇小說，他自己極為看重，于初老之年動筆，似乎要通過這部作品兌現他在時評、隨筆、雜文里無法完成的文學理想。學者王德威說，這部小說有馬家輝對香港隱秘的鄉愁。
馬家輝在灣仔長大，至今仍喜自稱灣仔人，把灣仔視做故鄉。盧押道附近的修頓球場(前蕭頓球場)，是馬家輝幼年時常去踢球的地方，他喜歡带來港工作的朋友去灣仔逛逛，修頓球場近乎必經之地。馬家輝回憶這里時稱：“三山五岳，都是黑社會，但沒有人邀請我加入，嫌我又矮又瘦，嫌我礙事。”
准備回家寫稿的馬家輝
關于馬家輝在灣仔的童年記憶，之前不乏描述，也有頗具小說感的畫面：馬家輝在飯店吃飯，旁邊械斗，血濺在身上;看一眼，擦一下，繼續吃 —— 馬家輝的江湖夢，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的。他有江湖上的朋友，接受采訪之前，馬家輝參加慈云山十三太保的聚會，手機拍攝的照片里，這些人都難掩老態。馬家輝談及江湖時常說的一句 “十個大哥，九個坎坷”，最初便是出自慈云山十三太保之一的李兆基之口。
電影《毒。誡》海報
2017年上映的電影《毒。誡》在宣傳時也曾用過這句話。李兆基的大哥陳慎芝 擔任了這部影片的監制，整個電影講的就是慈云山十三太保自己的故事。“其實無論你是什麼大哥，你最終都敵不過時間。” 馬家輝說。聚會當天，李兆基回憶自己進戒毒所的經歷時忽然老淚縱橫：前兩年陳慎芝罵他時還總逞強，現在中風了，肺也壞了，自己也沒什麼辦法 —— 最后補了一句，“十個大哥，九個坎坷。”
江湖是江湖，權力是權力;江湖講的是面子，權力講的是統治。在小說中，這兩種並行的秩序有了大膽的交錯，《龍頭鳳尾》迂回地標示出了他的史觀和立場，只是包裹着馬家輝式的浪漫。導演杜琪峰買下了這部小說的改編權，馬家輝把當時沒寫完的第二部也賣給了杜琪峰。他覺得《龍頭鳳尾》要拍成電影會很難，“因為牽扯到歷史跟同性戀，歷史部分需要重改，同性戀則是政策問題。” 第二部他寫的是60年代的香港右翼，第三部則是從70年代寫起，終點落在1997年，與《龍頭鳳尾》組成香港三部曲。
杜琪峰是馬家輝欣賞的導演，因為他不把自己局限在小框架內，作品很大膽。2016年馬家輝擔任金馬獎評委時，和陳建斌、許鞍華、李心潔等評委連看了十天的電影，喜好上比較一致的便是杜琪峰監制的《樹大招風》。陳建斌當時對片尾的換旗儀式頗為不解，覺得無厘頭;于是馬家輝對他解釋：“在1997到來前的一段時間內，香港焦慮得不得了，好像要改朝換代，歷史到了這里停止了。大家不知道何去何從，要麼就移民，要麼留下來，留下來又不知道怎麼辦，所以一個賊也想要干一票驚天動地的大事。” 在馬家輝眼里，這一處結尾是點睛之筆，“體現了香港當時的時代精神”。
而馬家輝自己的1997年點睛之筆，則是在《明報》創立了副刊 “世紀”，旨在報紙上開拓人文。此后，數年不輟。作者：湯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