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6日，九龍新蒲崗大有街「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
因港英殖民主義者武力彈壓、工人血洗街頭，激發起一場波瀾壯闊的「反英抗暴斗爭」。
在這場斗爭中，《香港商報》先后有3位同事於深夜被上門或在采訪中被捕入獄，
他們是：《香港商報》督印人李少雄，記者陳子峰、沈啟林。
《香港商報》記者深入現場，采訪「人造花廠」勞資糾紛演變成的「反英抗暴斗爭」，并以圖輯如實報道。
時光倒流1967年，當年抗暴的火頭，蔓延全港，造成一場震蕩世界的大新聞，在危機四伏的惡劣環境下，《香港商報》的記者依然忙個不停，九龍局勢尤為緊張，記者陳子峰與幾名愛國報章的記者，在九龍組成一個采訪組，走到最前線。
這個采訪組有家歸不得，隨形勢的變動，奔波九龍，行踪有如打游擊戰，今日東明日西，主要是避過警方的耳目。臨時居所日日轉，曾住過商店、學校、戲院及餐廳等地方，睡過沙發、椅櫈、地板，隨遇而安。
1967年7月30日，本報頭版報道多名愛國記者被港英特務強行帶走拘留的新聞。
1967年7月29日，陳子峰和香港新華社攝影記者羅玉和，《晶報》記者吳在城等人采訪東頭村小販街坊工人示威，待采訪完，群眾散去。《文匯報》記者黃一溜和《大公報》記者王寧一同乘搭順風車，當路經東頭村道、鳳舞街交界，港英特務車一前一后把采訪車截停。10名凶神惡煞的警察將5人連車押返黃大仙警署拘留，其后全被落案控告「領導非法集會」罪。次日清晨，陳子峰等人被押解到旺角警署辦理手續，再在大埔道的北九龍裁判法院草草過堂，隨即被轉押往域多利道扣留所。在扣留所足足度過一個半月，才被押往正式審訊。
黑獄災難 精神肉體受折磨
40多天域多利黑獄災難，陳子峰等人精神與肉體受盡折磨。這個囚犯的驛站，過客有道友、殺人犯、強奸犯，三教九流，管理亂七八糟。囚徒沒有固定房間，而是飯后返倉之時，大家爭先恐后去霸占一個「好」房間。每個窄狹的房間，共住三人，據說是提防兩人打斗，沒有第三證人，斗窩中是三塊發霉的蓆，三張惡臭毛氈。時正炎夏，又是加碼制水，獄中水如金油，每天半盆，洗臉洗腳抹身「一腳踢」。倘若不過庭，囚衣沒有替換，一個多月，汗濕透了又乾，身上的老泥，厚厚一層，非人生活。
同年8月初，南昌印務公司董事長、《香港商報》督印人兼經理李少雄，南昌印務經理翟暖暉，《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田豐日報》督印人陳艷娟、社長潘懷偉同時為港英警察上門拘捕，以「刊登煽動性文字」罪，被判入獄三年。《香港夜報》、《新午報》及《田豐日報》更被查封各停刊半年。
《香港商報》當年以頭版報道中國外交部西歐司負責人嚴斥英殖民當局暴力鎮壓勞資糾紛。
中國外交部西歐司負責人傳召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嚴斥英殖民當局暴力鎮壓勞資糾紛及拘控工人暴行；同時令英國撤銷對三報的停刊令，以及於48小時內釋放無理被判入獄的13名新聞從業員。其時，《香港商報》記者沈啟林在法庭上拋字條給李少雄，通傳北京最新動作，孰料讓法官指藐視法庭，亦被判囚三年。
不屈不撓 樂觀豪邁面對難關
勞資糾紛變質，港英卻極力掩飾為社會刑事事件。西環摩星嶺政治犯拘留所，囚禁52人如湯秉達、廖一原、傅奇、石慧等。其餘人等，男囚赤柱監獄、女囚荔枝角監獄。作為高度設防的赤柱監獄，最高峰時拘押的「左仔」便逾2000人。
1967年9月，陳子峰等5人被判刑，入獄三年。轉押解赤柱監獄前夕，正是中秋夜，千家萬戶賀團圓，但陳子峰和吳在城不單失去自由，失去與家人慶祝的權利，還被獄卒折磨，用殼用手挖通兩個淤塞了的糞坑。
三名同事被投進當年號稱是香港最高度設防的赤柱監獄，仍不屈不撓，樂觀豪邁。赤柱監獄有六個長形大監倉，每個倉有三層、各有約三十多間約30平方尺長形監房。抗暴之初港英濫捕，最高峰時連牢房亦不夠用，一間斗室要住上3至4人，除一人睡上嶙峋刺骨的變形鐵床外，其他人要打地鋪。
三位同事入獄初期，是全日「釘倉」（禁閉）。釘倉后，每天一粥一飯，由其他囚徒送來，放在門外，等到獄卒開鎖，被囚同事才可以把變冷的飯粥拿到，半碗飯加上兩個薯仔，還有兩磚腐乳或是鹹魚頭，至於午間那碗紅豆粥，不甜也不鹹，只有幾匙羹的紅豆。
陳子峰走在最前線，為采訪四出奔波，勞心勞力。
陳子峰是用無比堅強的斗志，抗衡迫害。那大半碗飯，他拖延時間地慢慢嚼，一是心理上能延長了飽的時間，二是盡量將營養吸收，即使是鹹魚頭還是魚骨，都狠狠地嚼碎，吞進腹中，增加營養增加鈣質，令復發的肺病，能及早痊癒。他在牢房漫步，向前六步退后六步，恍如機械人，步行一個多小時，日日如常，鍛煉身體，好讓夜里能安然入夢。
衣食斗爭 監獄改革史無前例
1967年末，天氣寒冷，是幾十年僅見，嚴寒的日子持續兩個多月，低溫徘徊三四度之間，還有連綿雨水，囚禁在赤柱的三位同事，飢寒交迫。他們過冬的配備，是兩張殘薄氈，身上穿的，僅比夏季多件藍色衛生衣。獄中難友設法弄來舊至脫光毛的毛毯裁成背心，拆下毯邊之紅線縫上穿著御寒，大家稱之為「金鏤衣」。難友家屬得悉情况，發起了送寒衣運動，監獄拒收。為了爭取合理權益，難友多次發起絕食行動，要求改善伙食、增派御寒衣物。
為難友爭取福利
在內外配合斗爭下，獄方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改革。衣服方面，每人增發一套全新的牛仔布衫褲；伙食方面，由廚房直接拉飯到監倉，由「左仔」派代表主勺分發；不夠可再向廚房補充；進而每晚多發一漱口盅的牛奶，之后每晚又增加一個橙或蘋果，最后，還每周定期加發一隻鸡蛋……。原來仇視「左仔」的積犯，此時亦心服口服的表示，想不到左仔由外面斗到監獄，仍為他們爭取如此大的福利。
1968年中，隨着形勢緩和，在獄中的三位同事和其他難友的自由度相對較大了。無論是在「麻包期」（縫郵差舊麻包）、車衣期（縫衣）等工場，只要每天監頭來巡視時，特別是太平紳士來巡視時作作樣做事，之后大家可以停手看電視、下棋或談天說地，每月照常「出糧」。
博學文人 心繫報社貢獻半生
《香港商報》三位同事，在獄中以無比的意志，捱過了最艱難時期。后來，獄中工作過后返倉不再被趕入房，晚飯前一段時間，大家可以在同樓層的監倉走動、串門子，吃完晚飯，中更阿SIR要交更了才入房鎖門。在監房自由時間長了，大家搞了不少節目。每逢過時過節，便在倉內開大食會慶祝，把每月工資買來的生果餅乾拿出共享。
更有趣的是，大家掌握了葡萄乾釀酒技術，把葡萄乾放到漱口盅內，加水后，再用兩個剪開的牙膏筒封口，密封一段時日，葡萄經發酵慢慢便變成酒，報社同事在好日子都飲葡萄酒。想不到「監房佳釀」亦會醉人。
《香港商報》三位同事被政治迫害，無理囚禁，但愛國心堅定不移，威武不屈。他們在獄中的日子，報社照常支薪，不時援助其家屬。及至1969年9月，三人先后出獄，并有盛大歡迎會迎接他們。三人檢查身體后，重返報社，均有加薪，雖未能彌補他們在獄中所受之苦，但在經營日見困難的日子，報社仍顯出一點心意。
李少雄深藏不露
李少雄重返工作崗位后，以筆名「曾虎囚」在《香港商報》撰寫專欄。
三人出獄后，馬上回到崗位，堅持工作，其中李少雄開始在副刊寫隨筆文章，雖然換過多個欄目名稱，但筆名沿用「曾虎囚」，紀念當年被迫害陷獄。李少雄為人博學，能文能詩，書法了得，擅彈古箏，深藏不露。他將大半生貢獻給《香港商報》，退休后仍然關心《香港商報》，即使在健康欠佳的情况下，仍繼續撰寫文章，直到因病情惡化而停筆，可說為《香港商報》盡了最后一分力。（記者 余江強）
博學多才的李少雄（右），為《香港商報》貢獻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