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新华社
【编者按】如何快速、准确、有效地读懂两万多字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问题不简单。《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对全国工作大局的“年度总结”和对来年工作的“通盘部署”，这就使得其不仅信息量巨大，而且千头万绪，“内涵量”约等于把全国两年的关键点加起来。加之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往年，多了个“五年工作总结”，这就使得要做到快速、准确、有效地读懂，更加不易。
去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写了《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方法论》，提出要向人大代表们看齐，带着问题去听、去读，去看政府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对于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回答。而今年，我们不仅依据“方法论”，更有“世界观”：看政府工作报告中方方面面的表述，是怎样从统一的大背景下得来，看懂大背景，再分析其来龙去脉和发展趋势，则《政府工作报告》自然而然地被读懂。
例如，理解了这次“两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召开的，需要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就不难洞悉贯穿《政府工作报告》的一条主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由此，再去剖析每个具体方面的表述，就不难从“如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这个视角得到清晰的理解。带着这一“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课题组，从《政府工作报告》中概括了十个方面的重大改革趋势，解读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下就是前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展开：
一、完善金融生态，化解风险压力
《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金融工作的要求是“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并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要标本兼治，有效消除风险隐患”。
2018年对中国来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世界来说是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对于理解当前经济所处的历史方位都有着深刻意义。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一些问题也在积聚：老龄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投资回报率下降、宏观杠杆率却居高不下等。综揽各类问题，金融改革凸显成为一条能够贯穿诸多领域的主线。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而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和核心是建立现代化的金融体系。 2017年4月25日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对金融来说，防范风险是永恒主题。当前，各类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日趋复杂化。最近几年，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迅速扩大，为资产价格泡沫的控制增加了难度。少数不法分子构建了庞大的金融集团，涉及金额巨大，一旦这些金融集团的经营出现问题，其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危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金融全球化程度加深，各国间的金融联系和风险传导更加便捷，由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国内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在增加。美国开打“全球贸易战”、美元指数动荡、英国脱欧谈判等都给国际金融体系增加了不确定性。作为金融的“神经系统”，金融信息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影响巨大，但我国尚缺少有公信力、影响力和实力的本土金融信息服务机构。
面对上述形势，金融改革把防范金融风险作为主线，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统一起来，在金融发展的目标下加强金融监管。
在风险压力下推进金融改革，需要加快机构改革，建立健全我国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机构，完善整个金融生态，以便更好地促进金融行业的发展，更好地统筹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作为金融生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要加快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扩大金融信息披露范围、强化金融信息披露标准，提高金融信息透明度，减少不实金融信息滋生的土壤。加快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力度，作为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体系的一部分，我国需要建立统一的金融信息大数据平台，发挥其在金融信息获取分析和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监控金融体系整体运行状况，及时发现经济中存在的风险点，阻断重大虚假信息的传播。
总的来说，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我国经济基本面好，政策工具多，完全能够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二、创新政企关系，克服“市场焦虑”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政府将持续“减少微观管理、直接干预，注重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结合十九大报告中明确阐述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总基调不变，可以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进入新阶段。
一个客观事实是，当下的中国市场主体正面临着深刻的“市场焦虑”，即市场主体对市场作用与市场边界的焦虑感。在“市场失灵”、“市场扭曲”或者市场自身的不完善性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共识的大背景下，如何破除致使资源配置偏离优化状态的阻碍，真正找到市场与政府的良性组合与微妙平衡，是企业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
解决好政府、市场、企业的关系问题，是一道世界性的经济学难题。中国在改革中探索让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的路径，既要“有效的市场”，又要“有为的政府”，既是构建中国自身经济体系的路径，也是为破解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正是一部政府、市场、企业关系的变迁史。可以预见，在未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推进中，政府将会并且必须保持渐进性的市场干预调整;各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整体保持弱化，但在某些经济部门、某些经济领域中的干预力度将有所强化，尤其在房地产等微观产业规制与宏观经济高度相关的领域。总体而言，如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放管服”改革将进一步深化。
聚焦到当前企业改革的棘手问题上，需重点把握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两大维度。
“效率”问题始终是当前国企被诟病的问题，破除国企发展动力不足、创新效率低下的制度性根源，有针对性地引入市场竞争，是破解当前国企改革路径僵化的可靠保证。
民企的发展需更好抓住国家战略平台的契机，这是实现企业自身创新发展、共同为提升国家竞争力做出应有贡献的机遇。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让民企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手。民企也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正在建设中的、旨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平台，包括“一带一路”和发展中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民营企业自身壮大、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弄潮的进程，与国家实力提振、政策部署相辅相承。
三、改革供给侧结构，实现质量型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紧紧靠改革来破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失衡难题，紧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可以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了总需求，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动态平衡，促进了结构优化，加快了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2017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77%，同比提高3.7个百分点。煤炭和钢铁业产能利用率分别同比提高8.7和4.1个百分点。企业效益明显提升，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21%。采矿业增长2.6倍;制造业增长18.2%。服务业企业营业利润增长24.5%。去杠杆和降成本也取得了积极成效，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更强劲。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习总书记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十九大提出为构建现代经济体系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工作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让中国经济化蛹成蝶的转型升级过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经济动力从传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实现制度创新，构建创新型国家。
今年既是十九大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创新激战的世界局势及国内经济结构的突出问题，我国在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动力转换等方面也进入了攻坚期，只有通过创新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方能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四、深化绿色发展，打赢“生态巩固战”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污染防治取得更大成效。结合2017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其后十九大对“打赢蓝天保卫战”作出战略部署来看，这一要求意味着在“蓝天保卫战”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接下来的绿色发展进入“生态巩固战”。
经过一年来的重拳整治，2017年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全面实现，对良好天气习以为常的北京居民在微信朋友圈越来越少地“晒蓝天”。但也历经一些波折，引发环保“一刀切”等质疑。面对取得的明显进展和产生的问号，巩固现有的生态环境治理成绩，无疑还需要稳中求进，保持平衡。
“蓝天保卫战”带来的成果还包括：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10比2013年下降22.7%，北京市PM2.5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017年的58微克/立方米。当前，我国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全国万元GDP能耗比上年下降3.7%，全国万元GDP用水量比上年下降5.6%，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上升为20.8%。中国绿色金融对绿色产业的支持力度和能力持续提升。国内21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增长至2017年6月末的8.22万亿元，中国全年在境内外累计发行绿色债券2400亿元左右，正式启动的全国统一碳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推动环境质量改善的根本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环境和生态，满足大家对美好生活环境方面的要求。出现一些上述问题，更多地应归咎于相关的制度、体系、政策、意识、以及工程安排不完善、不周密。为科学合理地处理一些出现的问题，把现有的环境保护成果带给更多的人民群众，需要从更广、更深、更细三个方面继续探索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一是空间扩展得更广。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主战场，稳步推进成渝、东北、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其他跨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确保更大区域的群众“蓝天幸福感”明显提升。
二是领域拓展得更深。在巩固空气质量改善的明显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水、土壤的污染治理和修复，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二是方式发展得更全面。强化环境执法督察，把督察成果进一步压实压牢，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运用一系列财税、金融等手段健全和改善激励约束机制，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美好注脚。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与环保相关的一些质疑，体现了社会大众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注，要求生态环境相关工作走好钢丝，稳中求进，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好处，珍惜“奋斗出来的幸福”，为生态环保工作打call!
五、引入金融“活水”，振兴乡村经济
今年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制定规划，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壮大乡村发展新动能。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十八大以来，农业和农村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面临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农村发展活力和农民生活水平仍然有待提升。为了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大目标，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为重点的支农金融为“三农”问题的进一步改善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充沛的动力。
要解决三农问题，既要从科技、政策、社会等方面全面分析“三农”问题的本质，也要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提出具有战略意义且实际可行的措施，解放农业农村经济体的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逐步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规模和覆盖面，加快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竞争适度、风险可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具体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金融业应积极助力，解决乡村振兴中的“钱袋子”问题。金融产业固有的资源配置的优势可以解决农业发展中的资金缺口问题，通过有效的资本流动保质保量地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财政直接补贴来支持农业发展的弊端在农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下已经显露无疑。增加农民收入和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两大长期性目标，要实现双重目标就必须在农业直补上做文章。加快农业补贴“黄箱”政策向“绿箱”政策转变，是国际上支农政策的大趋势，“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亟须加快农业补贴政策制度变革。
农业和农村金融的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银行信贷支持，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工具在也解决三农问题中扮演者愈发重要的角色。以保险为例，中央一号文件对保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传统的农业保险和农村保险涵盖了农牧产品、农民生活、养老、医疗等各个方面。总体来看，多年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还比较粗放，保障水平较低。为有效地提高保障水平，政府的思路转变为“扩面、提标、增品”，争取全方位保证农民的收益，有效解决农业保险保额低、资源分配缺口等问题。其中，“扩面”即扩展保险的覆盖面，“增品”即增加保险品种，“提标”则表示提高保障水平。
农业保险的一项创新即开展“收入保险”产品的创新型试点工作。过去，中国的种植业保险叫成本保险，核损标准依据灾害发生的时期，与国际上农检的“产量保险有所差别”。保险仅仅考虑了成本变动，而忽略了其它因素对农民收益的影响。开发收入保险采取“自然风险与价格风险并保”的方式，规避了价格、产量的因素导致的农业经济收入的风险，从而为农民提供了更好的保障，增强了其抵抗各类风险的能力。
另一项探索是将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纳入今后的发展方向。所谓完全成本保险，即在完全保障物化成本的基础上将中低劳动成本纳入保障范围，隐含了各类生产要素的平均价格。完全成本保险的开发有助于解决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低、对农民吸引力弱等现实问题，调动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积极性，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六、升级收入结构，缩小贫富差距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革个人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
降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收入改革的重要一步，其背景是当前中国人民的收入结构已经变化。当前，推进收入改革深入发展，一方面需要开启新的增长空间，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描绘蓝图;另一方面，也要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汇集全体人民，是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的必由之路。收入改革的两大趋势，是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近五年来，中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9000多元，百姓钱袋子更鼓了;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及需求不断提升。从2012年到2016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提高了38.4%，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飞升，达到了惊人的71.5%。居民消费能力的上升同时也将消费质量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消费结构正在向着提升幸福感的方向升级，向发展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等新型消费升级，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需求大量释放。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人民对满足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呼声也更加强烈。
进入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十八大制定了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推动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2011-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同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格局加快形成。按照十三五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农村就业环境改善，推动了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获得感升级体现为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愿景。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适时推进财税制度改革，改革个人所得税制，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将资产、财产等纳入征收范围，适当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以及社保税等与个人所得相关税种，使税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调控覆盖全过程，形成完善的收入分配调控体系。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七、重塑国际话语，改革全球治理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和共同发展，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全球治理机制的融入者、参与者，正在变为引领者，世界对中国经验、智慧和方案也有了更多期待。然而与此同时，国际舆论中的刺耳声音也开始增多，尤其是最近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指责“一带一路”是中国地缘战略工具，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威权秩序”、对抗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面对西方刻意营造的负面舆论环境，中国不能只是被动应对，而应该生产出能够真正代表未来世界发展潮流的新话语，塑造世界对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的认同。
当前世界体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市场疲软、国际发展赤字鸿沟日益扩大等严峻挑战时日益失效。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转型是大势所趋。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的新型全球治理观等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体现了整体性思维下的新全球观，超越了传统上狭隘的民族国家概念和意识形态分歧，摒弃了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从人类社会高度相互依存、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视角理解全球秩序。“一带一路”作为促进全球和平合作与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不仅填补了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重大缺口，还推动了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然而，长久以来的观念霸权让西方世界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以客观公正的视角和平和的心态审视自身、看待中国。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即将填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真空充满焦虑和恐慌，他们深陷自己塑造的话语体系无法自拔，仍以过时落伍的旧世界观审视中国先进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
面对东西方新旧两种世界观之争，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全球治理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积极塑造中国话语的国际认同。
重塑全球治理话语体系，需要提升中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领导力和话语权。中国在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国际规范塑造能力以及国际影响传播能力等方面亟待提升，而依托国际组织增强领导力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首先，引领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创新，积极推动现有机制改革并推动更多新型国际组织建立，将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治理观植入国际多边合作议程;其次，将国际组织人才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建立阶梯式培养机制，填补国际人才储备的巨大缺口。
重塑全球治理话语体系，需要提升中国话语生产及传播能力。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呈现出行为主体多元化、形式内容多样化等趋势，对外交往不再被某些特定单位或部门垄断，企业、高校、智库、个人等都可以成为中国话语的传播渠道。为此，中国应该尤其重视挖掘智库在中国话语生产及传播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促进智库研究水平、国际交流水平、对外传播水平等的全方位提高，使之得以生产出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优质思想和知识产品，并利用自身影响力与号召力调动广泛的社会资源，极大地延展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八、巧用进口杠杆，应对“贸易雾霾”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革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这是针对全球贸易格局转型背景做出的部署。
推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积极扩大进口，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以更大力度的市场开放，促进产业升级和贸易平衡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维护自由贸易，加快亚太自贸区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贸易争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政府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政府通过扩大进口，应对“贸易雾霾”的决心。
2008年至今，世界经济发展受挫，全球贸易额增速放缓，国际贸易形势仍然严峻，世贸组织和经合组织均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是短期内阻碍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因素。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仍然坚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采取了建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措施，既充分体现了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更公平自由全球化的积极信号，又能利用未来5年中国商品进口规模达8万亿美元的良好预期，切实享受中国进口规模扩大带来的全球贸易复苏和经济增长的红利。
同时，中国可以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博览会带来的先进生产要素进口机会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换代，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提升国内企业运营能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回首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国进出口商品种类不尽合理：我国出口商品以中低端商品为主，附加值较低;商品进口缺乏规划，与国家战略脱节;粗放式的经济增长使得贸易增长方式严重依赖出口，贸易结构出现了深层次问题，这将直接影响我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战略地位。
同时，实现进口和出口的平衡发展，更重要的是发展进口。新型的贸易发展方式关键在于进口，提升进口水平，均衡国内目前的进出口失衡的局面是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之路。从战略层面看，贸易大国的发展逻辑主要体现为依赖国内资源开拓国际市场，而贸易强国的发展逻辑表现为依赖国际资源发展国内市场。从贸易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来看，一国利用国内资源的自主性较高，而利用国际资源的自主性较低。因此，贸易政策的重点应放在进口贸易的发展上。
九、消除“理解赤字”，深推“一带一路”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理解“一带一路”，消除“理解赤字”，对其内涵(是什么)、外延(做什么)及其演进动力不断更新解释。
如果将“一带一路”的内涵本质加以概括，就是四个字——开放发展。
“一带一路”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最新探索。回顾“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四年，中国通过多项政策和实际行动表明自身秉承开放的理念。《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开放要再扩大”，这正是开放理念在新时代的新要求。
从构想到实施，“一带一路”的核心离不开“发展”二字，通过内外结合来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从开放、发展的内涵出发，“一带一路”建设要想消除“理解赤字”，更加开放包容，其外延内容就要更为丰富，走向“更宽、更广、更深”——领域更宽、地域更广、程度更深。
“一带一路”牵涉面甚广，其领域不断扩大，突出地表现为“蓝色丝绸之路”与建设海洋强国的结合;“冰上丝绸之路”与建设极地强国的结合;“天基丝绸之路”与建设航天强国的结合;“数字丝绸之路”与建设网络强国的结合。
“一带一路”开放包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不仅是欧亚大陆，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甚至是加勒比地区都不会被拒之门外。即使有些国家政府对“一带一路”持疑虑、阻挠乃至反对态度，也可以通过企业合作、民间合作推动。
项目是“一带一路”最终的落实形式。必须要在项目上“精耕细作”，确保这些项目扎扎实实地完成，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效益。还要更多与当地社会打交道，让老百姓感受到“一带一路”带给他们的实惠。此外，还要双边、多边“双管齐下”，通过多边机制推动“一带一路”。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进入“深水区”，“动了一些人的奶酪”，各方面矛盾容易暴露乃至激化。在此情况下，要做好攻坚克难的准备，深化各方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与支持。具体说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要注重国内国外联动，给老百姓看到实惠;第二，要注重提供“公共品”，推动规则制定;第三，要注重应对阻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第四，要注重发挥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十、深化机构改革，建设数字中国
2014年“大数据”、2017年“数字经济”、2018年“数字中国”先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展现了我国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社会治理，在新的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中从跟跑转向并跑和领跑的重大突破。新时期如何为数字中国建设加油助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推进数字供给侧改革，引领数字品质革命。我国目前已开始着手从大数据资源建设向打造高品质数据产品的数字供给侧改革。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实施大数据行动、加强新人工智能研发，推动医疗、养老等涉及民生的多领域“互联网+”,积极推动数字供给侧改革，全面促进数字产品品质革命。同时，《报告》还提出要提高数字公共产品的服务，进一步推进城乡宽带覆盖和速度建设，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让群众和企业切实受益。人的数字化使得数字资源成为了国家之间竞夺的新核心战略资源，我国当前已经处在了世界数字领跑者的位置。
化解数字中国治理的系统风险、社会公平问题和政府利益冲突。首先要防范治理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系统风险，包括法律法规与技术高速发展不协调、网络空间行为管理不规范，数字化政府系统运行稳定性等问题。避免数字中国时代黑天鹅事件引发大面积政府功能的瘫痪。其次是数字中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包括维护数字平等权、完善数字福利机制、保证算法与程序正义等。同时要处理好数字中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利益冲突，如应对数字化对政府原有权力体系的冲击、建立新的争议矛盾解决机制，打破部门利益推动公共数字系统的整合等。
注重均衡，促进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发展。2011年工业部发布了《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对数字中国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布局;2014年至2016年着力于大数据体系建设;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其中“数字中国”被首次写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据腾讯表示，微信在全球月活跃用户数已突破十亿。全球十大互联网企业里，中国企业已经占到4个。以“互联网+”为手段，数字经济得到不断繁荣发展。立足均衡发展战略，我国向着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的目标不断推进。
持续稳定的政府领导力是数字中国发展的关键。在过去100多年里，公共部门先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治理现代化改革。分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马克斯?韦伯科层制改革和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两次公共部门改革都是由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政府危机引发的。前者与工业革命相关，后者由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的财政危机促进。纵观这两次改革，只有在面对社会危机时能保持稳定持续领导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政府，才真正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走向了富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政府工作报告解读”课题组，执笔人：王文、贾晋京、陈晓晨、陈晨晨、曹明弟、卞永祖、刘英、程诚、刘典、关照宇、姚乐、刘玉书、翟铮、王晨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