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报网讯】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今天上午9点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国政协委员进行大会发言。
以下为部分委员发言摘要：
王荣：支持粤港澳联手打造世界级大湾区
王荣在会上发言。记者 林骏强摄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主席 王荣]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系列重大举措，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一国两制”、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深化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和坚定决心。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见证下，《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正式签署，由此，这一国家战略开始践行。2018年，举世关注的港珠澳大桥及广深港高铁也将开通运行，粤港澳一小时生活圈正在形成。
当前，全球经济总量约60%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聚集度高、经济潜力大，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制造业发达、产业链完整，极具条件成为世界级湾区，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提供重要支撑。为此，提出六点建议：
一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粤港澳处于“一国、两制、三关区”体制机制框架之下，形成的局面往往是：会晤对话多多，礼节客套繁缛，务实推动乏力，整合机制缺失。为此，必须强化国家层面的协调，破解体制机制束缚。建议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协调机构，由国家领导人牵头，国家有关部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参加，统筹协调大湾区建设规划编制及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具有突破性创新性的政策措施，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
二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支持大湾区先行先试，在区域内进一步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畅通流动。改革口岸设置、验放等政策，提高货物和人员通关效率。推进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建立安全高效便捷的综合监管新模式。支持广东自贸区设立自由贸易港，实行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和更高标准的贸易监管制度。扩大内地与港澳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与联通，培育金融合作新平台，建设国际商业银行，推动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跨境交易。
三是推动协同创新打造全球创新高地。充分利用港澳人才、资金、国际化程度高等优势，支持粤港澳联手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大湾区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做实做强粤港澳高校联盟，加强高等教育协同创新，消除科创资金流动障碍，促进科创人才更加便利交流交往。支持共建科技园和各类大数据平台，鼓励高校、研究机构在大湾区建立产业研究院、孵化器。推动国家和粤港澳三方共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基金，支持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平台建设。
四是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化大湾区的港口、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布局，共建世界级国际航运物流中心和多向通道网、海空航线网、快速公交网，加快推进港口资源优化整合，加强区域内机场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港口、航运、物流设施和航运服务体系，增强整体国际竞争力。
五是推进公共服务配套衔接。港澳青年在内地就读就业逐年增加，建议适当放宽其在内地购房限制，简化就业审批规定，建设粤港澳青年创业区，提供港澳模式公共服务，为港澳青年就业创造更多机遇。加强在建校办学、环境保护、卫生防疫和治安管理等方面合作，共同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
六是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大湾区工商界、学术界和行业协会等的合作交流，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民间交流。发挥各级政协大团结大联合功能，密切与港澳各界特别是青年社团的团结联谊，支持港澳政协委员履职尽责，合力推动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港澳同胞共担民族复兴责任、共享祖国伟大荣光。
李稻葵：中国经济如何跑好高质量发展的马拉松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中共十九大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我国经济从2018年到2050年还要跑一个马拉松。那么，怎样才能跑得好、跑得漂亮，怎样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平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呢？仔细考虑历史经验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下三点值得深思。
第一，绝不摔跤、崴脚、岔气，严防重大波折。
重大波折可能来自于金融风险。从历史上看，1929年到1933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丁美洲历次金融危机，1997年到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所发生的金融恐慌，每一次都让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倒退十年甚至二十年。
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金融风险主要有两个：一是实体经济负债规模较大，而且隐含较多的不良负债，应该利用好当前宏观经济企稳向好的时机，及时清理。二是我国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太强，现金、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的总量已经大约172万亿人民币，与GDP相比超过200%。这些随时可变现的资产会导致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较差。因此，要从根子上改革，调整金融产品结构，引导储蓄者直接持有流动性低一点的债券或其它证券，提升金融稳定性。
重大波折也可能来自于我国经济的供应链对外依赖度非常高。一些重要的上游产品，包括芯片、原油、天然气，高度对外依赖而且来源比较集中。需要提防1971年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式的风险。要从现在开始，适当减依赖度、增多元性、增储备。
第二，边跑边提前补水，不断提前解决一些制约未来发展的基本问题。
一个是劳动力素质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的竞争对手将是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产业和就业能否留在国内，就要看我国劳动生产率能不能够比得过这些发达国家。另外，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劳动者还要竞争得过那些逐步具有人工智能的机器，还得干那些机器做不来的事。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具有前瞻性地加大教育投入，尤其初中以及高中阶段基础性教育，不仅提高数理化等硬知识，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和技术所难以复制的人文社会等综合软素质。
另一个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短期来看，应该适当地鼓励人口生育。更重要的是，要有彻底的思维转变。今天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其经验积累、技能保持、身体状况，比20年前的50多岁的中年人还要好。老龄人口有含金量，应该通过改革，鼓励他们自愿参与社会劳动，化压力为动力。
第三，利用好马拉松路线上的上坡、下坡，要善于用好正常的经济波动。
市场经济有它自身的波动规律。150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内在的导致其不稳定性的矛盾。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就是通过发挥政府的作用，从根子上解决马克思所论述的基本问题，但不等于说政府应该完全抹平市场经济的波动，相反应该用好经济波动。
利用好经济波动就好比中国传统医学所说的“冬病夏治，夏病冬治”。一个优秀的马拉松选手，上坡时减速、调呼吸，下坡时加速、调肌肉。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加强监管，帮助金融体系“排毒”，提高效率；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多做一点公共投资，多补短板。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积累了40年改革开放宝贵实践经验的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2018到2050，一定能够再跑出一个漂亮的经济发展马拉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楼继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破除传统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楼继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核心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我理解，相对于需求侧，供给侧是指生产要素一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结构性改革是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实现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调整。因此，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如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政府推动，就是计划经济“关停并转升”的再版，不是改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惯性，近期仍可以观察到运用传统办法来完成任务的现象。
如“去产能”，政府应当严格管理“负的外部性”，执行环保标准、安全生产标准、质量标准等，按规则、程序去除不达标产能。但是，通过行政命令下达指标“去产能”的现象仍屡见不鲜。
如“去库存”，特别是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房价高企与库存过量并存，各类开发区高成本建成与使用不足并存，增加了“去库存”的难度。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落实“租购同权”，让中央财政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等配套政策落地。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要求，加强城市协同规划，错位协调发展，从而转型、盘活开发区和其他商业地产库存。从现实情况看，过度开发的这类商业地产库存，有些可能难以盘活了，要汲取教训。
“降成本”方面，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如解除管制、深化“放管服”改革等。要尊重价值规律，不能因为机械性地落实“降成本”而使价格僵化。比如，调峰电力、调峰气源的价格，按价值规律，应成倍地高于常规供应价格，并在最终供给价格上反映这些成本。不适当的管制，会造成“窝电”加重，天然气调节储量长期不足，形成阶段性“气荒”。
“去杠杆”“补短板”是最难的。当前，“去杠杆”、降金融风险已是最为迫切的任务。“补短板”方面，脱贫攻坚和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前的重点。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中长期问题的“补短板”。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产生“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比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逐年赶不上保费支出的增长。一些省份已出现当年收不抵支，靠历年滚存结余支付当年缺口。从全国看滚存结余规模不小，除区域不平衡外，更大问题是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历年财政补助。我国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相当高的，对企业造成了很大成本压力。但保险基金的平衡状况仍十分窘迫，一方面反映了老龄化的提速，另一方面反映了激励约束机制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建议尽快着手建立精算制度，并如同公开年度财政预决算一样，将精算报告向全社会公开，揭示长期风险，推动全社会形成进一步改革完善体制的共识，加强代际公平。这一问题不早解决，我们的子孙辈将承受更大的负担，也将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持续的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要解决问题就要针锋相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面临着利益格局的调整。不直面利益调整，不能妥善处理利益调整的，不是真正的改革；不立足长远，就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不把握好节奏，改革就难以成功。我坚信，只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问题导向，直面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久久为功，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张道宏：久久为功打赢蓝天保卫战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陕西省委会主委 张道宏]为治理大气污染，中共中央、国务院果断出重拳、下猛药、治源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至去年底，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下降30%以上，灰霾天气出现频次和覆盖范围也开始减少。但是，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保卫蓝天的初战成功，绝不意味着灰霾从此俯首就擒。这一成果来之不易，首先是“人努力”：详细的逐年减排方案非常有效，源头减排工作做得细、做得实；其次是“天帮忙”：北风较前几年频繁，没有出现超常的静稳天气过程，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因素。
我们更应看到：当前我国各类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总量，仍处在世界前列；虽然PM2.5的污染趋势初步得到控制，但距离整体达标仍有较大差距，治理压力尚未缓解。尤其是，我国的“三偏”结构——即偏工业的产业结构、偏化石燃料的能源结构、偏公路运输的交通结构，决定着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特别是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河渭河平原、成渝、东北等区域，产业相对集中，大气污染排放源头多样、污染物成分复杂，呈现出多类型、高负荷共存的格局。而且，已有监测数据和研究表明，不同地区PM2.5的主要来源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同一地区PM2.5还存在时间差异，冬季重污染尤其突出。这些，都加大了大气污染精准治理的难度，如有丝毫放松懈怠，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灰霾形成的主要原因，现在已经基本清楚。要彻底治理，涉及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控制技术和社会经济成本等诸多问题，需经一个不断优化调整的过程，污染物的逐步减排也需时日。常言道：天助自助者。“天帮忙”的气象条件固然重要，“人努力”才是我们治霾的根本立足点。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都必须以“更有效率的源头减排”为重心，并集中力量解决冬季重污染问题，将其作为减排工作重中之重。同时，必须持之以恒，方能久久为功。具体建议：
1.从长远看，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大气污染的根本。应坚持对于过剩钢铁产业等落后产能淘汰的力度。现阶段，在加大PM2.5、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治理控制的同时，加快实施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氨总量控制。当前，应在考虑我国天然气资源供应量的基础上，推行“煤改气”工程和其他替代性清洁燃烧技术的使用。
2.在针对性地研发大气探测设备、空气质量预警预报技术的同时，要大力支持不同行业大气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关键污染物减排技术，大力支持工业、机动车、散煤燃烧、餐饮等重要污染源的排放控制技术，已有的成熟技术要积极推广示范、加快规模化应用，为控制区域灰霾污染提供科学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
3.在一些重点地区，机动车排放是造成灰霾的重要原因，机动车减排关键在油品质量。在京津冀等地区必须牢牢抓住这一源头，严格执行对油品质量与排放的全流程监管：在炼油环节，检查是否按标准添加、炼制，杜绝不达标油品流向市场；在加油环节，检查加油站油品是否达标，杜绝不合格油品投入使用；在尾气检测环节，杜绝不达标机动车上路行驶。严惩生产与销售不合格油品、机动车排放造假等行为，并纳入刑法，强化依法治霾。
4.从源头减排角度，应继续加强区域大气污染协同管控，制定逐年的区域大气治理综合性规划，强化地方政府行政问责管理；并成立高校、研究院所组成的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对不同区域的治理效果做出客观评估。同时，应开展对大气污染治理投入产出的评估，以及如何解决资金来源和吸引民间投入的针对性研究。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让我们为实现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打赢蓝天保卫战”而不懈努力！
宋海：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原副主席 宋海]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地方政府债务带来的财政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风险之一。
虽然通过实行债务置换等一系列措施，有效防范化解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地方政府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屡禁不止，风险仍不容忽视。呈现出几个特征：一是举债规模较大。根据2016年数据，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虽低于国际警戒线，但一些地方在法定限额外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导致实际债务负担较重。二是举债主体多样，隐蔽性强。地方政府举债主体除了政府部门和机构，还包括融资平台公司、经费补助事业单位、公用事业单位等。同时，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占比高，举债手法多样，隐蔽性强，监管难度大。三是通过城投债和政府项目形成新的债务。2016年数据表明，城投债总发行量、总偿还量、净融资额均很高。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城投公司选择在境外发债，形成新的政府隐性债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等通过额外附加条款等变相举债，可能形成新的政府隐性债务。
为推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法治化，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建议：
一是严格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落实国务院43号文规定，严格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严厉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设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构，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合理调节资金流向。加强预算管理，强化预算规则，科学制定债务规划，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
二是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按规定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加快推进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市场化的国有企业，依法合规开展市场融资。严格禁止政府违规担保行为。硬化预算约束，决不允许在法定程序批准的限额外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搞建设，决不允许只考虑花钱、不考虑还钱，决不允许把“政绩”留给自己，把风险推给上面或留给后人。
三是科学界定地方政府事权。按照财力与事权匹配原则，合理划分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研究推进资本预算管理，规范政府长期支出安排，强化法律约束。
四是规范发展政府项目。科学发展PPP模式，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打通二级市场并拓宽退出渠道，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严禁回购、承诺最低收益、承担社会资本的投资损失、对有限合伙制基金等额外附加条款的变相举债。对于只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或运营的融资平台公司，严禁以财政性资金、国有资产抵(质)押或作为偿债来源进行融资等行为；严禁将储备土地、公益性资产注入融资平台公司，承诺将预期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或以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文件、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形式要求或决定企业变相举债。
五是强化监督问责。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由地方人大审查批准。完善地方政府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向社会公众通报债务的借、用、偿还情况。整合各方面监督力量，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精准监督，对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