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会现场。新华网
记者会现场（香港商报记者 曲直摄）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9日上午10时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记者会。今天的记者会主题是“金融改革与发展”。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同志，副行长易纲同志，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同志，请三位行长围绕“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个主题回答大家的提问。下面开始提问。
路透社：2017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中国非金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0.47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在高借贷成本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今年央行是否将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中国政府是否将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在设定人民币中间价时，是否会完全取消使用逆周期因子？谢谢。
周小川：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经过这么多年艰难曲折后的复苏，终于现在在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因此，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数量宽松慢慢退出。首先这是一个好事，这个好事也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可能逐渐将告一阶段。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影响大家应该可以预估到。
另外，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增长方式也在转变。我们现在强调经济是一种新常态，是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所谓过去数量型增长的旧常态，就是有很多事情也是靠资金堆积，资金投放比较大，所以就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方式的转变也表明未来经济的增长依靠数量堆积会减少。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里的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见得就是说资金就紧张。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要看到整个资金上数量和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提高效益和价格下降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在货币政策上和外汇政策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响应。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香港商报记者 梁希贤摄）
易纲：我们监测到，去年年底贷款利率是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看去年的物价CPI是1.6，PPI是6.3，GDP的平减指数大概是CPI和PPI的加权平均。这么看，我们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至于你说的美联储将加息这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谢谢！
潘功胜：刚才，在你的问题当中提到下一步关于外汇管理方面措施的问题。大家知道，我国的外汇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经历了高强度的风险和冲击。我们通过一些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比如采取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征收银行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对境外机构境内存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等。
另一方面，在2017年年中，我们四个部委对外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已经非常公开化和透明化。在过去几年当中，在外汇管理微观市场监管上，我们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外汇管理政策，加强了外汇市场微观监管，管理的着力点主要是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打击地下钱庄，加强跨境收支的真实性申报，加强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微观监管措施不会因周期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会保持在不同周期的标准一致性和稳定性。谢谢。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香港商报记者 梁希贤摄）
金融时报：我们知道近年来，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越来越高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到，要有效地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还有统一中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标准。请问，下一步对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央行有什么具体的打算？谢谢。
周小川：您刚才自己也说出来了，关于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应该说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也是准备很多年了。中国实际上从90年代后期在准备加入WTO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在市场准入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当时有亚洲金融风波，这个步伐在一度情况下稍微慢了一些。随后中国加入了WTO，在市场准入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在加入WTO若干年后，我们也在准备，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不巧后来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
另外，除了允许外面的机构在中国办金融业务以外，对外开放还是一个更广义的内容。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向全球。这些年，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各个地方也设立更多的分支机构和子行，开展了越来越的业务，和其他国际的金融机构有很多很好的合作，也存在竞争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也促进了中国整个金融的对外开放。当然，除了人民币可以“走出去”以外，我们金融市场的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开放步伐。
在最近已经过去的五年里，我们有“沪港通”，后来又有“深港通”、“债券通”，这些都是金融市场上的对外开放。这些开放，也意味着中国在货币可兑换方面逐渐迈出坚实稳定的步伐。预计这种开放的趋势还会继续加大。在政策上来讲，我们多数该研究的政策都已经研究过了，逐步寻找时机稳步向前推进。对外开放也是实体、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参与者在开放的环境中逐渐成长，逐渐在开放中体会自己的角色、发挥作用和体会国际竞争的过程。
易纲：我再补充两点：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业对外开放相关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所以，我们要落实中央的精神。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也强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要积极稳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安排合理的开放顺序。所以，我们人民银行和金融业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对于金融开放的部署。
二是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外资金融机构要准入或者开展业务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审慎监管，这样我们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配套监管机制，我们仍然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谢谢！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香港商报记者 梁希贤摄）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央行刚刚发布了2月份外汇储备的数据，请问为什么外汇储备在经历了十几个月的增长之后突然出现下降，这是否意味着外汇市场的形势会有较大的变化？谢谢。
周小川：外汇储备的数量，这个数字在会计上是有很多学问的。第一，我们现在外汇储备还是以美元来计算的。中国老早就建议将来世界各国是不是可以以SDR来计算，因为用美元来计算，美元升了或者贬值了的话，外汇储备里其他的货币成份，比如欧元、日元其他成份折算成美元的时候就变了。所以，你可以注意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美元的变化，而且美元的变化有一些也是美国自己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波动，引起了美元有一点回升，这个美元升值以后，日元和欧元的成份折算成美元的时候就变少了。所以，外汇储备加总就会有所减少。
第二，在外汇储备中，有很多项目按照当前的会计准则都是叫“盯市”（mark to market）计算，外汇储备投资的债券、股票和其他的这一类资产，它会随市场变化发生价值变化。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资产涨得很厉害，涨到头以后就会有下跌，一旦下跌的时候，按照“盯市”法计算的时候，储备数量就有所减少。这可能是最近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形势来讲，都没有任何重要的变化。
潘功胜：周行长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国外汇储备在2017年1月份下降到约3万亿，此后持续12个月小幅上升。在今年2月份有微小的下降。我们前天发布了外汇储备的数据，外汇储备下降了270亿美元。
刚才，周行长已经讲了原因。第一，有一个汇率折算的问题。2月份美元汇率指数上升了大概1.7%。第二，有一个资产价格的问题。国际市场债券价格指数出现下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股票市场基本上都下跌了4%到5%。主要是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我们2月份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下降。往前看，我国经济基本面比较稳定、稳中向好，汇率也比较稳定，双向波动。未来，我国外汇储备仍然会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水平。
外文局中国网：我的问题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今年会有哪些主要举措？谢谢。
周小川：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主要的政策该出台的都已经出台了，也就是说已经允许在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同时，人民币现在也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的SDR的篮子，主要的步骤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应该说，市场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以及用于资产计价，包括一些重要商品、储备，在多大程度上用人民币计价交易，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也是谁也强制不了谁的，都是他们自愿按照他们的理解来考虑的。所以，今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至于政府方面或者说从央行的角度能够继续推动的事，我觉得一是在资本市场和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连通方面，可能还有进一步可以做的事情。这方面大家也已经看到，这些年始终都有一些进展。再有，除了资本市场以外，整个金融市场其他方面的连通也会有所增强。另外，中国是稳步地、渐进地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可兑换以后，还存在着一些个别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也会逐步有序放开，放开以后，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够进一步地向前迈进。谢谢！
记者会现场。新华网
彭博社：我想问的问题是，在中国新的金融监管架构之中，中国央行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是否会学习英国建立“双峰”监管模式。另外，周行长您去年还曾经对金融风险过度乐观的情绪做出过警告，您当时说金融风险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的特点。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债务水平并未下降，而是缓慢上升。请问您如何评估当前的债务风险，您是否认为中国已经采取了应当采取的措施来避免您所警告的后果？谢谢。
周小川：你的问题问的有点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在本次人代会最后几天，可能代表们还要就国家机构改革研究讨论，其中也包括金融监管体制进一步改革。一些主要的内容，在去年7月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披露的消息里，已经说明了金融改革的一些主要思路，包括其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其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这些都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作用，我个人体会，一个是有一些金融监管的空白，过去的监管体制出现了一些空白，这些空白可能需要尽快的填补。第二个是金融监管有一些规则，也出现了一些缺陷，需要增强金融规则的制定。此外，还有一些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或者准金融机构的风险需要抓紧进行处置，维持金融系统的健康。
这里的工作其中有一条也是人民银行要牵头，增强各个金融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提高协调的效率。这是机构改革的若干个方面。可能大家还需要进一步再看金融机构改革还有哪些内容。当然，我们机构改革还是主要依据中国国情，也参考了国际上各种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参考的过程中也研究了所谓“双峰”监管的体制，但是，我们目前觉得还是要观察一段时间，不是说我们就要采用“双峰”监管的尺度。
关于中国整体的债务情况，我们觉得大家已经看到债务增长较快的情况现在已经平稳下来，所以已经进入了稳杠杆的阶段，甚至是说我们广义货币的增长已经低于名义GDP的增长，也就表明，在总量上进入了稳杠杆和逐步调降杠杆的阶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观察不同的指标，其中有一条是央行和监管机构共同压缩了“影子银行”的业务，在压缩“影子银行”业务的同时，可能有一部分“影子银行”就回归到银行体系的表内业务，因此，你看不同的债务融资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些是负的，你不能拿其中一个指标，就说你看你们还在加杠杆，其实大家应该看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稳杠杆和逐步降低杠杆的阶段，这个趋势还是很明确的。谢谢！
周小川回答记者提问。（香港商报记者 梁希贤摄）
关于中国整体的债务情况，我们觉得大家已经看到债务增长较快的情况现在已经平稳下来，所以已经进入了稳杠杆的阶段，甚至是说我们广义货币的增长已经低于名义GDP的增长，也就表明，在总量上进入了稳杠杆和逐步调降杠杆的阶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观察不同的指标，其中有一条是央行和监管机构共同压缩了“影子银行”的业务，在压缩“影子银行”业务的同时，可能有一部分“影子银行”就回归到银行体系的表内业务，因此，你看不同的债务融资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些是负的，你不能拿其中一个指标，就说你看你们还在加杠杆，其实大家应该看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稳杠杆和逐步降低杠杆的阶段，这个趋势还是很明确的。谢谢！
澎湃新闻：2017年以来，多个城市住房信贷政策有所收紧，最近也有反映个人住房贷款额度偏紧、利率上升。请问周行长，今年住房信贷政策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目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状况如何？请您介绍一下。谢谢。
潘功胜：围绕着房地产实际上是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住房贷款，最近有一些媒体在说住房贷款的问题和住房贷款利率的问题。今年1月份，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长21.4%，人民币各项贷款整体贷款增长13.2%，个人住房贷款比整体贷款的增长差不多多了将近10个点。虽然2017年和今年的1月份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长有所减少，但是它仍然是比较快的增长，可以满足市场的合理需要。个别的银行在个别的时段由于资产负债匹配方面的问题，出现了放款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长的情况，我想是可能的。
关于住房贷款利率的问题，的确，房贷利率是略有上升。但大家从稍微长一点的周期来看，它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负债端利率上升和房地产的风险溢价，对住房贷款利率自主进行定价，扩大利率的浮动区间，总体上符合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和趋势。在这方面，人民银行会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住房贷款执行差别化的定价，积极支持居民特别是新市民购买住房的合理需求。
第二个问题，关于房地产金融的风险问题。人民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审慎的房地产信贷政策，我国的房地产信贷质量总体上良好，房地产金融风险是可控的。我跟大家报几个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是不到1%，整体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是1.85%，这是包含政策性银行的，除掉政策性银行是1.74%，显然房地产贷款不良率的水平好于整体贷款的不良率水平，其中个人贷款的不良率只有0.3%。而且我国在住房贷款的发放上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比较审慎的政策，平均首付比在33%以上，去年新发放贷款的平均首付比在37%，这也是在国际上是非常审慎的住房信贷政策。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个人住房贷款、家庭部门杠杆率增长速度有点快，个别的房地产企业可能在财务方面比较激进，会有一些风险，这些我们都在密切关注。
潘功胜回答记者提问。（香港商报记者 梁希贤摄）
记者：在2017年很多人认为金融改革的步伐走的有些慢了，大家认为这可能与防风险有关系，接下来2018年防风险仍然是金融领域的重头，这会不会导致大家有这样一种担忧，防风险会导致金融改革与发展进入停滞，或者步伐放缓，请问周行长怎么看？谢谢。
周小川：大家也知道金融行业，特别是像银行这一类机构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因此，防风险如果防得好，这是这个行业发展以及它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做得好的话，就能够发展得好、能够服务得好。因此，防风险、防危机也历来都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个人认为，防风险和改革不是对立的东西，而应该是一致的东西。大家也看到国际上正是由于有了风险、有了危机，才促进了很多新的措施的出台。
我们中国有很多重大的金融改革，正好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让我们认识到风险和不足，然后进行了改进。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因此我们说防风险是改革的一个部分，2017年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总书记作了重要的讲话和部署，此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些防范风险的动作都改进了监管，改进监管也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改进监管、减少风险的情况下，金融方面其他的步伐反而可以走得更快、更大。比如说我们刚才大家所提到的人民币国际化和市场准入的放开，这些都把监管和改革联系一起。谢谢。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和往年相比“松紧适度”这个表述比较新，对于市场来讲，我们如何来理解“松紧适度”？谢谢。
周小川：请易纲同志回答。
易纲：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是稳中向好，我们看一个货币政策松还是紧，可以从几个维度：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一些薄弱环节；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支持创新领域，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创新的亮点，看这些创新的领域能不能够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还要注意刚才那位记者提出的金融改革。
所以，松紧适度主要是看对实体经济而言，我们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松紧适度，也要基本上稳定。我们看流动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对“松紧适度”的考量。
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是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要合理增长，没有讲数量和指标，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我们用M2来作为一个主要指标，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就是，市场的深化和金融的创新，使得像M2这样的指标跟经济的走势的相关性变得比较模糊，有的时候预测性也变得比较不确定。全世界都有这种现象，这几年我们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的影响也比较大，各国都面临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淡化了把M2作为一个指标，或者把M2作为一个预测目标这样的做法。这种相关性下降，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事，你重新定义M2，改变M2的口径也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针对这种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针对我们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要更注意盘活存量，更注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的结构，这样就能够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你说的这个合理增长也好、松紧适度也好。谢谢。
易纲回答记者提问。（香港商报记者 梁希贤摄）
中央电视台：两个小时之前，央行刚刚公布的2月末M2的增速是8.8%，我们看了一下这已经是连续10个月维持在个位数的增长了，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M2，但没有给具体的数字。请问，未来应该怎么样理解M2增速？什么是合理增长，怎么去理解2018年的货币供给？谢谢。
周小川：这个问题实际上刚才易纲行长已经说到了，由于M2指标口径总是在不断变化，主要是金融市场结构、金融产品在不断地变化，M2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衡量货币政策松了紧了的一个工具。但是这个问题既然问了的话，假定说M2的口径短期内变化不大，我们怎么看呢？如果M2和名义GDP增长速度基本一致的话，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角度来讲就是不松不紧，名义GDP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实际GDP加上GDP平减指数，也就是经过物价调整的GDP。如果M2大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货币政策就偏松一点，如果低于就偏紧一点。观察是这样观察。但是，假定条件是金融市场的结构、金融产品的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
更重要的指标，应该说还是要观察像是通货膨胀率和就业这样的指标，我们光观察GDP有时候是不够的，还是要看物价水平和就业水平，从这儿来衡量货币政策的松还是紧。再有就是今后大家的关注点可能逐渐从广义货币的数量变化，慢慢转到对于价格的关注，到底市场上这个价格在什么水平，通过统筹考虑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来看待货币政策是松是紧。
对中国来讲，现在的M2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八点几。从刚才衡量的角度来看，第一是跟名义GDP相比是比较接近的，另外，你又可以看到M2增长比名义GDP稍微低一些，也还有存量的关系。过去，M2增长速度一直比名义GDP高，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池子里的水已经很多了，新进的水不一定要这么多，所以还跟存量的积累有关系。总之来讲，很难有一个非常简易的指标能让人一下子就看明白，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加以判断。谢谢。
香港南华早报：去年内地和香港开通了“债券通”，但仅仅是“北向通”，让香港的投资者可以投资内地的债券市场。请问今年会开通“南向通”吗？大概是什么时间，会考虑哪些因素？周行长，在您的行长生涯里有哪些您觉得特别难忘的时刻？谢谢。
周小川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
周小川：金融市场的开放绝大多数都是双向的，当然你刚才点到“债券通”，最开始是一个单向的，这里也是取决于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金融中心，在这个金融中心交易的产品有强项也有弱项。比如说香港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这都是它比较强项的东西。债券市场东西比较少，可交易、可投资的东西比较少，而内地债券市场数量很大，有很多企业在内地的债券市场上融资和交易，所以需求也就比较单向。但实际上如果开放“南向”的债券市场，这没什么困难，我认为只要有需求，随时都是可以做到的。总体来讲，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还是会不断地迈出步伐。
至于你提的第二个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很难挑出来说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我想响应一下我们新闻发布会取的这个题目很好，就是金融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有幸跟大家一起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做工作，向前推进，很有幸的一件事。谢谢。
第一财经：目前，央行正在牵头制定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规则，央行出于哪些考虑来出台这项规则？目前规则的进展如何？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推出，以及推出之后是不是会对金融市场带来冲击？谢谢。
周小川：资管方面的发展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发展，但中间也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一些类似的产品规则不太一致，另外也有一些冒牌的，打着一个名义来做的，实质上是其他的事情。因此确实有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资产管理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在人民银行来讲，我们是范一飞副行长在负责这个事，今天他没来。但是，潘功胜副行长也管金融市场，所以他对这个事也比较了解。请他说一下。
潘功胜：关于规范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我们在去年11月份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大家应该从网上对它的基本框架都可以非常了解。我们也收集了很多的意见，会同相关部门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也合理的进行吸收。在考虑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怎么化解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所隐藏的风险，以及对这个政策出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我们会在这之间寻找一个很好的平衡。这个政策人民银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修改，履行相关的程序以后会尽快向社会公开。谢谢。
证券时报记者：我的问题是关于数字货币，央行此前说正在研究发行数字货币，请问进展如何？对于数字货币的正式问世是否有时间表和路线图。请问周行长，您如何看待未来数字货币的应用前景？谢谢。
周小川：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人民银行在三年多以前就开始组织了关于数字货币的研讨会，随后成立了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最近的动作是和业界共同组织分布式研发，依靠和市场共同合作的方式来研发数字货币。在概念上来讲，大家头脑当中的数字货币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央行用的研发的名字叫“DC/EP”，DC，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实际上电子支付的是什么呢？支付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通过移动通信或者是其他的网络系统传输的数字的东西，并不是纸面的货币，所以电子支付本身也是有数字货币的属性。
为什么把这两个连接起来？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目的，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一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说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这几项东西既可以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或者是分布式记账技术、DLT为基础的这种数字货币，也可以是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技术。目前国际上对于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也有了初步的一些分类，表明它还可能是有多种可能的体系。应该说，数字货币的发展既是有技术发展上的必然性，未来来讲可能传统的纸币、硬币这种形式的东西会逐渐缩小，甚至可能有一天就不存在了，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整个过程中，要注意整体的金融稳定、防范风险，同时数字货币作为货币来讲，要保证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的传导机制，同时要保护消费者。有一些技术方案有可能冒的风险太大，结果出问题的时候使消费者受损失。特别是对大国经济来讲，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实质性、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要慎重一些。在这个过程中要经过充分的测试、局部的测试，可靠了以后，再进行推广。2017年，人民银行组织了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的研究项目，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目前在组织大家推进。
大家可能也在市场上看到数字货币在某些方面引起很多议论，也出现很多风险，价格出现很多的波动。主要是有一些技术应用没有专注于数字货币在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跑到了虚拟资产交易方面。虚拟资产交易我们认为这个方向需要更加慎重，虚拟资产交易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不太符合我们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向。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不必太着急，稳步的研发，有序的进行测试，把握住方向，要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止变成过度投机的一种产品。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现在的研发计划，在研发到一定程度会进入到测试阶段，我现在能说的也就是这些。谢谢。
日本经济新闻：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这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您怎样看待未来中国的资本项目的开放进展？谢谢。
周小川：我个人并不认为说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它服务于什么，还是服务于中国经济和世界整个经济更加融合、更加开放，实现开放型经济。你既然是开放型经济，货币的自由使用程度应该高，应该可兑换。但与此同时，你要防范风险，除了金融的风险，也要考虑到经济中各种不同实体所面对的风险，还要考虑到要有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这一类内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也并不完善，所以有时候资本流动会起到副作用，会伤害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像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因此这样的一种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说历来都不是直线型的，它总是朝这个方向走，如果经济中有一些问题的话，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具体的执行措施需要进行微调，这样的话最终会有利于在这方面前进。
中国从90年代到现在，最早提出人民币要变成一个可兑换的货币，我记得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是1993年就提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一个大国逐步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有最大的两个曲折，不是说最近有什么曲折，最大的两个曲折，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暴，一个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旦出问题，大家就会对政策进行评估，进行反思，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总体上在这个方向上走的更扎实、更稳健，最终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
易纲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
易纲：我补充一句。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的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一个方向是ODI。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谢谢。
新华社：近两年，比特币、ICO融资、虚拟货币平台等一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看到央行和各个监管部门采取了强力的监管，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效。请问这是出于何种考虑，下一步我们将出台什么样的监管政策？谢谢。
周小川：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措施可能您已经都观察到了，您是说背后怎么考虑。首先，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跟此相关的问题，意思就是央行比较早就动手关注金融科技方面的新技术，并组织了研讨会，成立了研究所，在这方面付出了力量，同时进行了多方案的研究，这首先表明我们对科技的总体态度。同时，我们也很关注像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发应该比较慎重，像比特币和其他一些分叉产品的一些东西出的太快，不够慎重，如果迅速扩大或者蔓延的话，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同时，也许也会对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传导，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作用。因此，我们主张，研究一些新东西是好的，但是除了市场的动力以外，还要考虑全局、大局，不是要钻一些政策空子，搞出一些什么爆发性的事件。
再有，你在投入真正运行之前，一定要考虑跟消费者的关系，跟投资者的关系。因此，如果在测试还不太充分，或者测试结果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下，迅速扩大会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从央行的角度来讲，第一是不慎重的产品先停一停，有些有前途的产品也必须经过测试、经过认证，确实比较可靠了以后再推广。所以，大家注意到我们央行的做法是去年8月底先把ICO停了，后来紧跟着，我们是不支持比特币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的。再有是，把现在的所谓比特币一类的虚拟货币像纸币和硬币、信用卡一样作为零售支付工具，目前我们没有认可，银行系统不接受，也不提供相关的服务，这就是背后的考虑。
未来的监管，首先它是很动态的，它是取决于技术的成熟程度，也取决于最后测试试验、评估情况。所以，这个应该说还有待观察，也不是说马上就要拿什么样的监管措施。也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考虑这些新技术的同时，在服务的方向上要清楚，我们不太喜欢那种创造一种可投机的产品，让人家都有“一夜暴富”的幻想，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而是强调要服务实体经济。
既然是说想搞数字货币的话，你要考虑确实给消费者、给零售市场带来效率、带来低成本、带来安全隐私的保护。另外，你要考虑大局，这个东西不要起到说跟现行的金融稳定，跟现行的金融秩序直接相冲突。当然，如果说是技术发展会对原有的金融秩序带来改变，也需要比较慎重地进行研究、进行论证以后再出台。所以，总的来讲，技术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在逐渐摸索，在摸索过程中，说不上一定就是未来有某种确定的监管政策。研究这些问题，央行也是和市场人士密切配合，听取广大公众特别是媒体的意见。谢谢。
中新社：请问周行长，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的制定进展情况如何？《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主要会聚焦在哪些方面？它与单独对证券、银行等金融公司的监管有哪些不同？谢谢。
周小川：金融控股公司，潘行长也有研究，我先简单说两句。一是社会上现在出现了金融控股的行为，有的叫金融控股公司，有的没有叫金融控股公司，但实质上有一些集团里形成了金融控股的做法，可能控股了多家金融机构，可能还在不同的行业，比如说有证券、有保险、有银行的、有信托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同时也酝酿了一定的风险，这些东西应该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对金融控股公司，我们试图制定一些基本的规则，但目前也还在初步探索之中。首先一条，我们知道金融业是要依靠有足够的资本，资本是能够吸收风险的基础和能力，因为金融是高风险行业，你必须有一定的本钱来支撑它的稳健经营。目前出现的一些金融控股的行为，使得有一些他们所控制的金融机构的资本并不真实完整，社会上存在着有一些虚假注资、循环注资的问题。因此，强调资本的真实性、资本的质量、资本的充足，这是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管理的一个内容。
二是你既然搞金融控股的话，你的股权结构，集团的股权结构和受益所有人的结构，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应该保持足够的透明度。如果不透明的话，就容易在中间出现一些风险，出现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大家对金融控股的股权结构和受益所有人结构都很关注，也能从中能分析到很多问题。
再有，也就只有在所有权结构比较清晰的情况下，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它们的所谓关联交易的管理。一个是，控股集团内部的金融机构之间可能有关联交易，也可能和他们所控股的其他非金融类的企业，也就是实体经济的企业以及海外的企业之间，都可能存在关联交易。所以，对关联交易的管理会有所加强。
总之，要保持一种稳健经营、透明度。我认为，这可能是当前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管理和起草一些基本规范文件的起步点。当然，以后可能还会参照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有更深的考虑。
潘功胜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
潘功胜：刚才周行长已经讲得非常全面，金融控股公司实质上这些年来是发展比较快的，也出现了很多的风险，周行长刚才在讲话当中所谈到的，比如说交叉性的金融风险，比如说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框架下，风险的隐蔽性比较强，比如说控股公司干预下面的金融机构的经营等等。在中国这个分业监管的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在规则上存在空白，监管的主体也不明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央国务院要求，人民银行要牵头抓紧制定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
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的重点，刚才周行长在讲话当中都讲到，比如说要落实行为监管，要实质重于形式。比如强化整体的资本监管，建立并表的监管机制，防止虚假出资、循环出资等等短期行为。要严格股权管理，这个股权的架构和组织的架构要清晰，股东和受益人应该是比较透明的，要强化关联交易的管理，要在金融机构和控股公司之间，和其他的产业之间建立防火墙制度等等，现在，人民银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谢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类似于P2P和比特币这样的金融创新往往是起于微，但是发展蔓延十分迅速。我的问题是，我们未来考虑构建什么样的创新监管的体系或机制，来确保对这种金融活动萌芽早发现，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早的预防呢？谢谢。
周小川：应该说这也是最近出现的新课题，过去金融系统其实一直是跟科技创新配合得相当好，而且金融系统历来是科技创新的一个非常忠实的拥护者和应用者。大家可以想像，从早期计算机开始出现，从早期所谓通信系统开始改建，从远程通信的出现，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你在社会上看到金融行业不管是银行、证券市场来讲，都是计算机最大的买户，也是互联网非常大的使用者。金融系统很早也是所谓云存储的使用者，最早来讲大规模存储客户数据都是在银行系统发生的。我们金融交易所包括股票交易所在内的都是联网通讯、高速计算、数据挖掘，都是最忠实的“云算者”。
最近出现了一个情况，有一些技术发展比较快，跟常规不太一样，另外科技应用直接导致他们创造新的金融产品，创造新的金融市场板块，这种做法过去不多。新技术出来以后，他们去用，用的过程当中基本上还是把握住了应用的方向和范围。现在是有一些新的，这个新的东西我们第一是表示要密切跟踪，共同合作，再有是如果新的技术马上就投入运用，成为新的金融产品或者新的金融交易市场的板块，我们认为要慎重。按照现在的规则，你该申请的还要申请，该评估的还要评估，稳健以后再进行。同时我们特别强调一条，就是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保护，你要注意这些东西它是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效应。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投资者教育或者消费者教育。要知道对于一些特别新的产品，大家都没怎么摸过，过去都不怎么知道的，一定要学懂了再考虑去用，你要用的话，就自担风险，要自己搞清楚，否则的话，也不是完全靠监管能够管得住的。一方面监管要想办法学习跟上新的形势，另一方面有一些规则还是要坚持。最后还要加强对消费者、投资者的宣传教育，树立自我负责的态度。谢谢。
凤凰卫视：关于信贷管理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去年年底监管层加强了对表外融资的管理，也导致表内的信贷规模激增，请问今年央行是否能够容忍信贷规模出现大规模的增长，是否会采取一些限制的措施？如果由于额度的限制导致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实际利率的增长又是否会倒逼央行进行加息？谢谢。
周小川：您提的这个问题，应该说从央行的角度我们更关心宏观的汇总的这种数字，当然每个部门它可能关心它自己的几个指标，就像你说的，如果一部分表外业务挪回表内的话，表内的增长可能就显得偏快。比如说，具体的处室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快了一些。但是从宏观上来讲，从央行总体观察来讲，我们还是更加注意总量指标究竟对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对就业、对物价的这些影响。因此，应该说有一些过去有点违规或者是打擦边球的表外业务按照监管的要求，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应该纳回到表内的话，这个调整是正常的，是有益的，同时在总量上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现在的货币供应总量和其价格，就你说的利率，总体来讲还是由总量决定的，不会由单项决定，不是说就由信贷决定利率，而利率现在已经是代表了更广泛产品的一种综合的价格。虽然这个价格还会有很多品种，比如说贷款的价格、债券的价格、股票的价格，但总体来讲，整个的价格水平代表了宏观经济的状况。谢谢。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最后一个问题。
香港商报新媒体：近期港元的汇率持续走弱，已经达到了有联系汇率以来的最低点。所以，我听到有声音讲，香港需要重新检视联系汇率制度。1997年的时候，中央大力支持香港维护联系汇率制度，我想知道的是央行到现在如何定位港元的地位和作用，包括联系汇率制度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香港商报记者提问。新华网
周小川：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在财政货币这些问题上都是高度自治的，在香港回归祖国整个过程中，在香港基本法立法的过程中，这些事都已经说明白了，我估计您作为香港的媒体比我更清楚。香港目前实行联系汇率制，联系的是美元。后来有一定的微调，扩大到了正负五分钱的浮动范围，这些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己作出的选择，走的是香港自己的决策程序，我们非常尊重这种政策选择。同时我们也尽我们的力量配合支持香港的汇率政策和制度选择。
因为香港经济还是和内地的联系最多，但是货币和美元联系比较紧，这中间会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应该说也都是在预期之中的，也不是超过预期的。这种选择，说实在的，有时候你会看到优点，有时候会看到缺点，因为选择很少，所以每项选择都不可能说只要优点不要缺点，总是共生的。我们不会对香港财政、货币政策作出什么评论或者提出什么政策主张，而是说如果香港作出的选择，我们一定高度尊重，同时配合好，在现有的体制下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做法，使得现有的体制能够平稳的运行，尽可能的把可能存在的缺点和不利方面降到最低程度。谢谢！
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周小川先生、谢谢易纲先生、谢谢潘功胜先生，谢谢各位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