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地震孤儿：别再关注我了

　　无论怎么突破，生活总是会在固定的时间回到同一个原点。那是每年的5月，廖岑习惯的节奏一到这时就会被打乱。微信每天冒出几条好友申请，手机里躺着十几条未读的短信。某个突然而至的外地电话，会把正在上课的他吓一跳。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廖岑爱打游戏，喜欢看搞笑视频，最怕考试。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担心毕业，担心没有着落的工作。只有5月是一个例外，手机里频繁响起的声音提醒，他还是一名汶川地震的孤儿。

　　根据四川省民政厅2012年的数据，那次地震共造成630名孤儿。这些孤儿有的被收养，有的和亲属生活在一起，也有的进入福利院。

　　廖岑是其中一员，他震后和姑父姑母生活在一起。不同的是，他和其他5名孤儿一起，被摄影师焦波收为徒弟。

　　这位以拍中国农村纪录片出名的摄影师，指导这些孤儿，把镜头对准灾区，记录下灾区的震后生活，也把这6个人的震后成长拍成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名字，最后被定为《川流不息》。

　　焦波一直相信艺术熏陶比讲道理更容易帮他们完成心理建设。震区的很多孩子没见过单反相机，都喜欢跟着焦波跑，蹲在他身后模仿他拍照的姿势。他把相机挂到孩子们的脖子上，那一瞬间，他发现孩子们放下了戒备。

　　他给几个徒弟每人一台数码相机，希望通过摄影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但是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能笑呵呵地谈论往事，但“熟悉后会发现，他们心里还是有疙瘩，可能会一直隐隐作痛，一辈子都无法放下。”

　　老三廖岑有一阵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大师兄刘明富到人多的场合会腿软。因为思念父母，老四何文东一度没有食欲，瘦到皮包骨。

　　他们不愿谈论“梦想”。在他们眼里，这个词意味着接踵而至的有关地震的问题。廖岑不喜欢说这些，别人问什么，他都下意识地点头，被追问，就说“忘记了”。

　　老大刘明富总说自己没有梦想。问急了，他会发脾气，“没愿望还不行吗?必须有愿望吗?”他讨厌被人关注。一旦发现自己出现在镜头里，就会躲开，或是用手遮住镜头。刘明富的微信昵称是“可有可无已是习惯”，“无所谓”是口头禅。

　　地震发生那天，刘明富在操场上，地面像起了大浪一样把他掀倒。他一直没有找到父母和姐姐的尸体，根据时间，他推测家人是在赶集的路上遇难。地震后，他所在小学的学生被集中到体育馆，3天后，大伯找到他，说“以后你就跟着我们过了”。那时他就清楚自己成了孤儿。

　　何文东的学校不在震中，但父母常年在汶川县打工，每年相处的时间不过10天，他对父母几乎没有印象。何文东知道见不到父母了，仍然坚持去看看父亲开过的挖掘机。

　　那天下午，廖岑的教室从4楼垮到3楼，从天花板往下落的灰让他看不清路。他几乎靠本能爬出废墟，全班40人有超过一半长眠于地下。

　　廖岑说，自己当时太小了，对死亡没有概念，只从电视里看到过。但是越长大，越知道失去亲人的感受。

　　老师总是单独告诉他“你和别人不一样”，每到寒暑假，尤其过年的时候，这种“不一样”的感觉会放大好几倍，同学聚会时，他总是留到最晚回家的那一个。

　　“有人说，人走了就会变成一颗星星。我宁愿天上永远没有星星。”在一篇给母亲的日记里，廖岑写道。

　　焦波收的第一个徒弟是刘明富。他记得，离开汶川的时候，刘明富还留在村口，家里人让他问焦波喊一声“干爸”，他犹豫了半天，说不喜欢“干”字，最终叫了声“爸爸”。

　　但是日常的生活，并不总是充满这样的温情时刻。何文东爱和同学出去玩，彻夜不归，外婆只能报警找孩子。刘明富喜欢上网，还常和家人产生矛盾。往后几年过年时，他宁可在宾馆里看电影，也不愿意和家人、和焦波过。很多心理咨询师都在孩子们身上看到这种变化：年龄好像突然变小了，专业术语叫做“退行”，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心理重建，远比生活重建困难得多。震后有很多批心理咨询师去过廖岑所在的绵竹县汉旺镇安置点，但是这些人里，只有一位广州来的大学生一直和他保持联络。

　　地震后最初的几年里，焦波曾对外界的关注感到担忧。“灾难一下子降临到他们身上，一股巨大的暖流又在猛然之间倾注过来，像冰冷的雪山上头又浇上一盆热水，很担心他们能否承受。”

　　那时，关心他们的人很多，社会人士送的都是高级品牌，孩子们参加活动都是住的五星级酒店。志愿者对他们有求必应，不想走路了就有人背，对吃的不满意，吵着要吃麦当劳，就有人跑老远买来。焦波发现这个情况后，狠狠批评了孩子，也让志愿者们不要这样做。

　　这些孩子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的县城，看到了只在课本里读过的天安门、东方明珠塔，也第一次看到大海。但每当活动结束，等待他们的是板房里逼仄的生活。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张侃曾在媒体上呼吁，对灾区的心理援助应持续20年，反复却不持续的心理援助可能给一些灾民带来二次伤害。但这不能阻止廖岑一次又一次被拽回5月的那个时间节点。

　　地震过去5年后，廖岑明显感觉前来做心理援助的人“直接”了很多，学校把他们召集起来去听讲座，有时还要填一些问卷。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这些心理疏导，他也没能感受到地震后自己所经历过的温柔和真诚——地震后的几个月，来震区的人多是带着孩子们玩沙盘游戏、搭积木。他们几乎都不提自己的身份，也不会提心理建设、心理咨询的字眼，就说自己是志愿者。

　　更难以相处的，是加在伤口上的压力。焦波发现，孩子们被关注得少了，身上却被寄予了更多考上好大学、回报社会的期望。“这些好心人和我一样爱得太深了，以至于希望孩子们都成龙成凤。”焦波说。

　　那几年，焦波几十次回到灾区，和徒弟生活在一起，他很想拉着他们往前走。他想方设法找话题和他们聊，了解他们的爱好，但只要一说起学习，他们就往外跑，甚至发脾气。

　　2011年，刘明富不肯上学了，没日没夜地看电视、上网。因为在家里待不下去，他找到焦波，想学习拍纪录片。焦波给他取艺名“北川”，希望他不忘家乡、不忘本。

　　在拍摄现场，刘明富学会了生火做饭，开始愿意和别人交流。熟悉以后，他第一次讲起了地震前后的经历。他最遗憾的是和父母、姐姐没有过合影，他们留下的仅有的相片，是身份证上的大头照。

　　之后，他回了一趟老家，从北川县擂鼓镇驱车半小时后就没路了，还要再步行两个小时才到。木屋被地震震歪了，门板上布满了青苔，屋内草木丛生。他摸了摸锈迹斑斑的锅、碗和杯子，走到屋外抽了根烟就离开了，一句话都没有说。从那以后，焦波才感觉到刘明富的心结慢慢打开了。

　　廖岑小时候是6个人中最活泼的，见谁都笑。几乎所有的活动中，这个白白胖胖的小孩都作为代表上台发言。主持人把他背到肩上和姚明对话，问他上面感觉怎么样，“空气好清新呀!”他答道，逗得全场大笑，活动结束前，他还用上海话说“谢谢侬”。他主持过地震孤儿的活动，还拍摄了一部记录震后板房生活的纪录片。

　　但是后来，陪着廖岑长大的爷爷去世了，焦波也因为工作忙，很长时间没能去四川。

　　廖岑一度觉得，焦波和那些志愿者没什么两样，地震后来得勤，过了几年就不再关心自己了。再次见面时，焦波觉得廖岑的性格突然变得敏感、内向。

　　直到现在，焦波都常感到惋惜，他觉得廖岑是最有摄影天赋的，但却荒废了。“最捉摸不透的就是他，每天都笑嘻嘻的，但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到底在乎什么。”

　　“我觉得越长大越不开心。小时候什么都没有去想，结果长大了问题越堆越多，想不通了，手忙脚乱了。以前遇到问题都是逃避它，不去想，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做成。”只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焦波觉得终于听到了廖岑的心里话。

　　说完后，廖岑一偏脑袋，“是不是太负能量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那我说点正能量的吧，大学生活挺充实的，天天都有事情做。”

　　应对媒体采访时，廖岑用一套“标准答案”把那段记忆小心地封存，“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这样大家都能开心。”他尽可能不去回想，但外界总是迫使他回忆，他家的板房常常被摄像机闯入。有关地震的阅读和作文题贯穿了读书期间的多数考试。但他从不拒绝采访，“总不能让他们大老远过来，空着手回去吧?”

　　但他有时很抗拒在镜头里出现，因为觉得被拍的都是自己打游戏、成绩不好的状况。“那不是我的全部，但却是别人眼里的全部。”

　　为了能让廖岑考上大学，焦波和他的家人商量，让他学习播音主持，走艺考的路，焦波还推荐廖岑参加一档演讲节目。预演结束后，编导对演讲的效果和他的态度不满意，没让他上舞台，“你这样的故事没有让我们现场的人泪流满面，某种程度上不算成功。”

　　“他们可能觉得我吊儿郎当的。其实是我不想在别人面前说地震，说和爷爷的故事。”直到最近，焦波才得知，廖岑不喜欢播音主持。

　　廖岑告诉记者，从来没有人问过自己是不是喜欢播音主持，但想到大家也是出于好心，所以从来没有表达过不满。虽然拍过纪录片，拍过很多被焦波称赞、上了影展和画册的照片，但他说自己不爱摄影，“只是觉得做这些能让焦老师开心。”

　　过去的10年，焦波和6个徒弟的相处时间远多过自己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早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子女”，孩子们也把他当成父亲了。即使是不给好脸色的刘明富，外出拍片时也会扶着焦波走，在车上不自觉地靠着焦波睡觉，吃饭前提醒高血糖的师父吃药。

　　但是焦波后来是从别人口中知道，刘明富找了女朋友，这让他一度感到很挫败。这个朝夕相处的徒弟和别人都好好的，唯独爱对他这个师父发脾气。有时为他好让他做什么事，他一定要反着来。后来焦波想通了，其实小北川在对自己撒娇，“人只有对自己最亲的人才会撒娇。除了我，他还能对谁撒娇呢?”

　　最初几年，焦波对徒弟们很严厉，谁照片拍得少了，学习成绩退步了，都会批评。“很多时候甚至是逼着他们学，觉得不能对不起社会的关心。回头来看，好像有点过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着，或快或慢。能健康成人，不走入歧途，其实就够了。”

　　老二王晰选择用忙碌冲淡伤痛，他告诉记者，难过的时候，他就拼命学习，不知不觉也就忘掉了不开心的事。被焦波收为徒弟后不久，王晰找到焦波，说想把时间都放在学习上，不打算学摄影了，焦波尊重他的决定。

　　与他们不同，老四何文东热爱摄影。他一有空就出门拍照，交给焦波的作品最多，也最愿意琢磨构图。看着镜头里灾区生活的变化，他觉得“被点醒了，自己也要大步向前走”。

　　只是，后来妹妹身体不好，还被下过病危通知书，外婆也需要照顾，何文东只能辞掉广州的工作，回到四川照顾家庭。

        他一直很羡慕刘明富能够拍纪录片。现在，他连拍照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偶尔用外婆和妹妹买药剩下的钱买摄影书看。他有时会被生活不受掌控的感觉弄得心烦意乱，但他很快就想开了，“生活不会等我，只会继续。”

　　如今，何文东还在为工作奔波，他的妹妹何美君因为体弱多病，跟着外婆一起照看麻将馆。

　　大师兄刘明富已经站上过国际纪录片节的领奖台，6个人中学习最好的老二王晰，坐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室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历地震。王晰的妹妹王海奕立志像哥哥一样考上好大学。跟家人和焦波商量后，廖岑决定开一个媒体工作室。

　　尽管境遇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6个人的生活看起来都在向正常的轨道靠拢。廖岑已经很少回老家汉旺镇了。他家附近有一座高高的钟楼，那场地震后，指针永远停在了下午2时28分。以前他很喜欢去钟楼边玩，县城重建后，那是他唯一熟悉的东西。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王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