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指出，改革開放最初20至30年主要集中發展「引進來」，而「走出去」是在近5至10年才逐漸展開的，亦是未來改革開放的重點。記者蔡啟文攝
【香港商报网讯】記者范曉昱报道：「有人問改革開放40年的時間是不是足夠了？我會同他講：改革開放到現在僅僅完成一半的路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年，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關家明作為見證並參與其發展歷程的貿易、經濟專家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改革開放最初20至30年的時間主要集中於發展「引進來」，而「走出去」是在近5至10年才逐漸展開的，亦是未來內地改革開放的發展重點。
「改革開放既需要『引進』，也同樣需要『邁出』，但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進、出方面的側重點會有所不同。」關家明認為，在改革開放前30年內地資本不足，需要引進大量資金、技術來促進經濟發展，故無出口優勢，僅可以靠出口一些廉價勞動力資源、代加工的產品來賺取外匯，以積累資本，在這個階段，改革開放的重點就在於「引進來」。如今局面已經逐漸打開，投入內地的資本出現盈餘，產品出口需要尋找新的市場，技術亦愈加過硬，可以推出國門，因此開放的重頭戲就落在了「走出去」，也就是在「一帶一路」。
關家明說，「引進來」依然很重要，內地進口需求亦在提升，需要更高端的進口，如進口先進技術、高端服務以及引進高端知識產權，內地首屆「進博會」的舉辦就顯示了中國進一步提升進口質量的需求，而「走出去」的轉型同樣面臨挑戰。
與發展中國家更深入開放合作
「以前我們只針對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開放，需要他們的資金、技術。但如今我們強大了，發達國家會因為我們的競爭地位不願意再繼續投資。」關家明指出，「走出去」就變得尤為重要了。「第一，我們要到發達國家的家裏去，通過合作、收購等方式在當地學校、實驗室、高端企業等合作參與，各用所長各取所需。」關家明表示。
他說，「第二，我們不能只開放給發達國家，更深入的開放要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發展中國家沒有那麼多資金，所以我們要幫助他們一起成長，做投資、基建，出口我們的技術、服務，用我們的發展經驗帶動他們發展。經過40年的發展，我們已經取得巨大的飛躍，未來我們需要全方位的開放，既要與發達國家也要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既要中端產品，也要高端服務，不同的企業可以按照自身能力選擇在不同地方做投資、經營。」
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發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回顧改革開放40年中香港市場的變化，關家明指出，香港的發展一直有他的特色，不同的資本在香港發展的不同階段也扮演不同的歷史角色。
回顧改革開放40年香港市場變化，關家明稱不同資本在香港發展的不同階段扮演不同角色。
國家經濟發展催生中資湧港
在上世紀70、80年代以前，很長一段時間香港的主導資本為英資或其他外資，而本地華資佔比很小。在香港做貿易、運輸、金融等業務的洋行主要是外資，特別是英資為主，美資、其他歐資等資本也參與其中。幾個大的洋行都會將總部或主要業務放在香港，通過香港對內地和亞洲其他國家做貿易。這些洋行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較快的發展，汇豐銀行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50、60年代初步工業化後，本地華資逐漸成長起來，其中一部分是1949年後從內地過來的，另一部分是在本地工業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例如當時以製造業為主的長實(1113)。這些華資通過兼併等活動一步步擴大，雖然在香港市場佔比不大，但都在逐漸萌芽中，等待機會的到來。
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即將回歸，英資開始撤出或收縮投資，這對本地華資而言是機遇。英資的撤出給予本地華資發展空間，華資企業主要集中於房地產及工業兩大產業，房地產財團隨英資退出，開始參與電訊、碼頭、倉儲等業務。而本地工業企業受改革開放帶動，大部分遷移到內地，利用內地較低的勞動力成本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
那中資是何時在香港發展的呢？關家明續指，9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內地資本進入香港，一方面因為國家經濟發展，格局需要更加開放。另一方面，單憑香港本地華資能力，很多時候無法及時填補撤走的英資，而國外資本由於對香港回歸沒有信心，很少會選擇在這時進入香港，因此內地企業就需要來港擔當補充空白的角色。
另一方面，香港證券、銀行業亦受到內地經濟發展帶動。2008年正值全球金融風暴，歐美主要金融機構受到重大創傷，就算不撤出香港，也很難再有大的發展。與此同時，內地經濟發展蓬勃，金融市場提振，需要香港在金融改革、對外開放方面多給予一些參考，並從香港引進金融管理、改革方面的技術，內地金融機構也藉此機會進入香港。
香港「進」「出」兩端皆可成事
時機造勢，內地與香港的成功融合，使香港成為內地改革開放發展歷程中「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作為改革開放的橋樑，香港有獨一無二的特質。關家明談到，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開放的方向很重要，選擇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的窗口，相對比較熟悉，管控方面也比較有信心。
另外，香港是一個自由港，以「全國民待遇」著稱，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相對小，沒有明顯產業政策傾向，所以對外來的經濟十分友好，無論是中資還是國外資本，都有機會在此交匯。
1997年以前，香港是中國唯一開放的窗口，但如今開放局面逐漸打開，上海、北京都已成為國際化都市，海南亦成為自貿試驗區，香港還是否具有特殊性？關家明指出，內地雖有多個自由貿易區，但香港全面零關稅，在國際具有獨立關稅區地位，目前還是獨一無二的。另外，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經濟、法律制度亦相對更成熟。僅有1000平方公里的面積，卻可以做中國四分之一的進出口業務，對外進出外資流量接近一半至60%，香港的優勢依然存在。
「但香港一定要與時並進，參與未來更高端深入的開放，不然也會被落下。在這個階段香港能夠幫助內地做的亦有『進』和『出』兩方面。」「進」就是指幫助內地提升不同領域的改革，除了進口更高端的技術、設備及產品，更重要的是體制方面的改革，香港可以利用自身在國際上吸收的經驗將市場技術引進內地不同體系中，例如金融體系方面，如今內地計劃管理佔比較多，中央銀行管理方面還存在很多非市場手段，這些都可以引進國際先進經驗。
「出」是指更全方位的開放。關家明指出，到中亞、非洲、拉美的發展中國家發展，如果從零開始，風險很大。但內地企業如果借用發達國家企業在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並與其合作，既可以減低風險，又可以學習他們的經驗。香港在這方面可以繼續擔當中介的角色，香港擁有不同國際企業代表，幾大商會在香港亦有辦事處，會員活躍程度也比較高。另外，在「一國兩制」特色下香港自由度比較大，稅務、航空協議都可以直接與國際對接，並為內地企業與國際企業的合作提供服務。
「一帶一路」不僅對內地是一個機遇，對於香港也是一次機會。關家明談到，香港的國際化、市場化、法制化可以為內地企業提供非常好的經驗補充。關家明舉例指，在發展中國家建造高速公路，雖然內地的技術過硬，但在建成之後如何落地和如何與市場結合等專業服務方面，香港仍有提供幫助的空間。從「引進來」到「走出去」，香港的角色在不斷轉變。
關家明指，香港全面零關稅，在國際具有獨立關稅區地位，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
對比之下見內地巨大變化
「一開始沒有人相信內地可以做到改革做到開放，哪怕都已經做了十年還都抱着懷疑的態度。」關家明回憶起改革開放初期，大家都抱觀望的態度。「那時在香港長大的人都對改革開放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外人要進來，我們要出去，只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有買賣做就好。」這與當時香港的背景有關，大部分的行業都在做國外業務進入國內中介的角色，包括金融中介、貿易中介、樓宇中介等等。
「對於那時的內地來說，香港的做法是離經叛道的，尤其是經濟商業角度差別很大，所以突然說要和香港學習，我們都很懵，有什麼好學的？」關家明指出，那時候的內地企業，簽合同、聘用制都是沒有的，都是包分配等計劃經濟，所以一步步改變體制，一步步市場化，對於改革開放來說，是個大工程。
「但我們還是做到了，而且有了驚人的變化」，關家明談到，其實建國初香港和內地的生活水平差不多，兩邊都很差，很多人在香港待不下去就回廣州生活。差距是在5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的，內地相對比較封閉，香港卻在不斷發展。關家明笑談，「改革開放初期我是最早幾批大學生去內地旅遊的，那個時候很少有香港人去內地玩，因為沒什麼好玩的。我們都是抱『冒險』的心態去看看的。那時到內地要有親戚朋友介紹，然後要到公安局報到，用糧票、布票換東西。」
但過了一段時間，改變開始出現。有統計顯示，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香港與內地的人均GDP比例是25:1，到現在這個差距已縮小至5:1。關家明認為，改革開放為國家帶來的巨大變化離不開內地開放的明確共識及強大推動力。
關家明
專注宏觀研究30年揾到樂趣
現任貿發局研究總監的關家明已經加入貿發局5年了，在這之前，關家明一直在經濟和商業領域從事研究工作，擁有超過30年經驗。他曾擔任渣打銀行亞洲區總經濟師逾6年，其後又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從事宏觀經濟及政策研究7年，還在美林證券研究部任職11年至亞太區首席經濟師，真的稱得上是金融研究界的大佬了。
被問從事那麼長時間的宏觀研究工作會不會覺得很枯燥，關家明說，宏觀的變化與微觀的變化不同，微觀的市場每天都在跳上跳下，做微觀研究的工作者心臟也要強一點。宏觀研究看似什麼都不變，但背後在慢慢地變化，要時刻把握全局的視野。看起來很枯燥，但如果有一天找到一些微小特殊的改變，也會很開心。
在人人皆股民的香港，股票投資就像港人的家常便飯。問及關家明對炒股有無經驗，他笑談，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全球最大的證券行美林工作，卻對股票的認識是最小的，「有人覺得近水樓台，一定有很多利好消息，但是那時候公司管理很規範嚴格，一是跟研究部門相關的企業股票不能買，二是買入股票要經過各級層層審批，需要很長時間，即時買賣肯定來不及。第一次擁有的股票都是公司『迫着』我當作薪水發的，這部分現在已經基本化水了，但也算是對公司的一種支持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