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學家劉佩瓊指出：「國家40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令在曲折中前進的香港迎來了意外的再發展機遇。」

　　【香港商报网讯】記者鄭珊珊报道：「1978年12月，國家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1984年，中英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這兩件大事，為香港經濟帶來了空前影響，使內地和香港的經貿關係得到迅速發展。」最近，香港經濟學家劉佩瓊接受本報採訪時說，「國家40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令在曲折中前進的香港迎來了意外的再發展機遇。」

　　製造業北移緩解香港高成本

　　「香港人好聰明的。」劉佩瓊接受記者採訪時，一開頭就說道，「當內地剛剛提出改革開放，香港人就勇敢地入了內地」。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香港工業發展經濟起飛，亦帶來了通脹、勞動力不足與成本急速上升等問題。隨着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飽受高成本困擾的香港製造業順勢把生產線遷往內地，使香港經濟發展的強勁態勢維持到了1990年代。而當時，內地的人工成本僅有香港的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隨着香港製造業生產線不斷北移，作為市場經濟先行者，香港為內地建設市場經濟和發展金融提供了幫助和參考。在內地跟台灣的交往中，香港也發揮了橋樑作用，支持兩岸三地的同步發展。具體而言，國家改革開放使香港商人把許多當時先進的管理經驗、治理理念帶到了珠三角，為廣東地區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也為其他地區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經驗。

　　劉佩瓊回憶說，1994年，她編寫了《廣州投資總覽》，書中指出當時廣州交通基建方面的欠缺，及其對於廣州經濟發展造成的障礙。後來，廣州市政府從善如流、聽取意見，很快加大了基建投入，特別是公路運輸，後來帶動了廣東全省的基建高潮。

　　內地成港最大貿易夥伴逾30載

　　資料顯示，1978年，內地和香港的商品貿易額為108.45億元，2000年已升至12579.68億元，增長115倍，年均增速24.1%。2017年，兩地貿易總額更達41359.7億元，較1978增長了381倍。兩地貿易額佔香港貿易總額的比重亦由1978年的9.3%增加到2000年的38.9%，2017年更是高達50.2%。從貿易總額來看，內地自1985年以來就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

　　劉佩瓊指，隨着兩地貿易額直線上升，貿易規模迅速擴張，貿易構成和商品結構日益優化，香港重新成為亞洲最重要的轉口港。1952年以來，兩地貿易以內地向香港出口為主；但1978年後，逐漸轉變為進口、出口和轉口貿易全面發展。

　　她說，內地與世界各國貿易大多經香港轉口，不僅提升了香港的轉口港地位，也使香港進出口商得到不少利益。資料顯示，2017年，以中國內地為目的地的轉口貨值達到20885.6億元，佔香港轉口總額的54.5%；以17%的轉口毛利率計算，香港進出口商由此獲得的毛利就將近3550億元。

　　劉佩瓊還稱，由於內地經濟發展周期有別於世界經濟，所以，「當世界經濟不景氣造成國際貿易總額增長緩慢時，急速發展的內地經濟可為香港貿易和經濟帶來增長動力」。例如，1991年，全世界GDP平均增長率只有1.3%，國際貿易總額增長率只有2.9%，但同期香港外貿增長率卻高達20.5%，主要原因就是當年香港與內地貿易增長率達到27.2%。「兩地貿易快速增長，彌補了世界經濟不景氣給香港帶來的損失。」她說。

　　2016年3月6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香港成內地主要商貿服務中心

　　劉佩瓊指，隨着兩地經濟結構轉型，香港經濟核心由製造業轉為服務業，兩地商貿服務貿易亦顯著增加。1980年代以後，香港逐步成為內地特別是華南地區的主要商貿服務中心，提供多種專業和商用支持服務，如金融、保險、會計、運輸、廣告、推銷、資訊科技和鐵路科技等。

　　「香港製造業興盛時期，有100萬人從事相關行業；而當香港由以製造業為支撐轉為由服務業為主導，許多人擔心製造業萎縮會帶來不可逆轉的頹勢，並造成結構性失業。」劉佩瓊說，最終的事實證明，第三產業的興起為香港創造了200萬的就業。

　　時至21世紀，內地與香港合作更加緊密。資料顯示，內地與香港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通過減少市場壁壘及政府管制等措施，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貿易聯繫，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及經濟技術合作四大範疇，加強了兩地貨物和服務貿易關係，並有效地促進了兩地貿易及投資，並加快兩地經貿融合。「這些，都是內地和香港在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密不可分、互惠雙贏的真實寫照。」她說。

　　兩地相互扶持共同進步

　　「內地對香港在政策上的扶持至關重要。」劉佩瓊說。她回憶道，回歸後，香港經濟先後受亞洲金融危機和「沙士」疫情的影響，「特別是沙士爆發時，香港經濟面對的是罕有的長時期調整及通貨緊縮」。

　　中央扶持政策予港很多紅利

　　2003年，內地與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對加快兩地經貿融合和促進兩地經貿長遠發展發揮了積極推進作用。同年，中央出台「自由行」政策，鼓勵內地個人前來香港旅遊，促進了香港旅遊業和零售業急速復蘇。劉佩瓊強調，「CEPA不僅在當年起到很大作用，至今還在給我們帶來很多紅利。」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中央推出14項挺港措施。2011年，中央又推出「惠港36條」。

　　2001年，國家出台「第十個五年規劃」，首次提出「鞏固和加強香港的國際貿易、金融、航運中心地位」。此後，只要國家推出新的「五年規劃」，中央都會從國家戰略層面將香港納入規劃範圍，甚至還推出了「港澳專章」，這些發展藍圖大大推升了香港的增長潛力和競爭優勢。

　　此外，還有如《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10）、《關於支持香港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等的推出，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有關發展規劃等的出台，都對香港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國家改革開放後，劉佩瓊意識到內地發展需要國外先進知識，便主動去暨南大學給師生做培訓。

　　國家大力支持香港發展科創

　　如今，香港科創發展也得到了國家的鼎力支持。今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在港兩院院士的來信作出指示，強調促進香港與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習近平強調，促進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發揮內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優勢，為香港和內地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作出貢獻，是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此後，科技部、財政部多次召開專門會議，將香港科技創新力量，作為國家創新體系和創新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國家整體科研布局和支撐香港自身發展兩個層面，研究加強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的相關舉措，並會同中聯辦充分聽取香港特區政府和科技界的意見建議，先行試點，特事特辦，迅速貫徹落實，最終達成了中央資金的「過河」，給香港科創事業插上了翅膀。

　　港商於有關政策先行先試

　　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無論制訂香港的相關政策，還是制訂有關外商政策時，常常使用的是「港澳台」標籤。

　　劉佩瓊解釋，這是因為，港商在許多方面具有「先鋒作用」，因此國家推出有關政策時首先想到的就是「香港」、就是「港商」。一旦試驗成功，這些試點就會很快推廣，「一些外資企業、台資企業等方面的政策，試點都是從港資企業開始的」。比如，香港工廠在廣東的用地制度，中央因應這種訴求推出了土地使用權租賃制度。對於中央政府而言，土地資源成了「活的資源」，合理規劃后可以創造出新的價值，「這項制度因非常有效，一直延用至今」。

　　奔走兩地的教育工作者

　　1970年代，從美國留學返港後不久，劉佩瓊便開始積極投身於祖國內地的教育建設。國家改革開放之後，意識到內地發展需要國外先進知識，她更主動提出去暨南大學給師生們做培訓工作。

　　1981年暑假，她自費去暨南大學，自此便開始了與內地教育事業不可分割的人生之旅。不經意間，她成了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在改革開放後到訪的第一位境外專家。劉佩瓊透露說，當時暨南大學甚至沒有通自來水，「要自己從樓下用水桶提上樓」。

　　1983年，暨大計劃開設金融系，師資包括不少1950年代以前的留美學者，但劉佩瓊認為他們教授的知識太過於陳舊。於是，她把自己在美國麻省理工大學進修投資學的新資料翻譯成中文，這後來成為暨南大學的經濟學教材。

　　此外，劉佩瓊還為內地基層幹部做培訓，這一做就是幾十年。她表示，自己非常欽佩的反而是那些基層幹部，「正是這些人的不懈努力，珠三角才得以建設起來」。

　　1996年，劉佩瓊在香港理工大學開始了中國商貿及管理碩士學位/深造文憑課程的教學工作。她在香港教授的第一個中國商貿碩士課程，為香港企業家提供了了解內地的窗口。

　　目前，劉佩瓊依然擔任特區政府公務員培訓處國家事務研討會的主講，為香港新入職公務員進行必要的培訓。除此之外，她亦經常為香港本地的各類團體，內地的高校、社團講課，輸送知識。30多年來，劉佩瓊不遺餘力地踐行着教育者的使命，將自己所學、所看、所聞，全都奉獻給了內地和香港的學生。

　　劉佩瓊簡介：

　　●第九、十、十一、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原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監

　　●香港經濟學會顧問

　　●香港中華總商會選任會董、培訓委員會副主席

　　●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貿易資訊委員會前委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二、三、四屆行政長官推選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