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记忆中，1978年注定是个神奇的年份。

　　这一年，一个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任职测量师的小伙子，从香港来到深圳，为酝酿中的深圳特区“传经送宝”。在罗湖边防站，工作人员为他填写“回乡介绍书”时，因没听说过“测量师”，帮他在“职业”一栏中，填上了“工人”。

　　24年后，这名“工人”当上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他，叫梁振英。

　　回眸历史，40年前的这一年——1978——是个吉利的年份。

　　一场变革正在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内地酝酿着。

　　这一年的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决策层领导人聚集北京，参加了最终改变当代中国人命运的一次重大会议——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改革，让中国从温饱难保，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40年前的1978年，内地GDP仅为3645亿元，7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

　　当年，中国内地是这样子的

　　40年后，内地的GDP已增长到80多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40年后，中国内地已是这样子的了

　　这40年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对中国有高度认同感，有充足的市场经济经验，有一定的资本或者有专业的知识。

　　他们纷纷北上，在内地创造了诸多第一

　　第一个“三来一补”

　　第一个“中外合资”

　　第一个“五星级宾馆”

　　第一条“合资高速路”

　　.....

　　他们，来自香港！

　　1.三来一补

　　1978年，在香港开手袋厂的张子弥有些困惑：香港劳动力成本日渐高企，台湾和韩国价格比香港便宜，大生意被他们拉走了。打破困局，就是要找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建立工厂，降低成本。

　　这一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规定广东、福建可以实行来料加工试点。与中资机构华润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张子弥，经介绍找到东莞一家竹器厂厂房，开始张罗在内地设厂。

　　1978年9月，张子弥开办的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这个工商批文号“粤字001号”的企业，成为了内地首家“三来一补”加工厂。此后，张子弥陆续在珠三角共办了八个工厂。在中山、广州、深圳龙华都有工厂。

　　（东莞展览馆一个专门的展位重现了当年太平手袋厂的生产情况　资料图）

　　当时国内生产的手袋都是军帆布的，印“毛主席”头像。太平手袋厂生产的手袋，有人造革，也有尼龙布，什么颜色都有，非常时髦，通过香港销售到美国。

　　为了方便，张子弥还建立了一个保税仓，把原材料先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哪个工厂要用的话，再发出去，再登记用了多少，再打税。第一个保税仓，就是这么来的。

　　（张子弥）

　　与此同时，有香港“毛纺大王”之称的港商曹光彪，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筹办毛纺定点厂协议书”签订仪式在澳门举行。工厂选址在珠海，命名为香洲毛纺厂。不过，由于需要建厂，该厂直至次年11月，才正式落成开工。

　　（图为1991 年7月20 日，香洲毛纺厂工人正在车间工作。）

　　由于政策灵活，有利于承接香港成本居高的制造业。“三来一补”企业从珠三角迅速蔚为燎原，成为内地重要的生产方式。在当时， “三来一补”带来的效益是很明显的，它增加了外汇收入，带动了出口贸易，也加速了我国产品的升级换代，并且带动了一些地区从农村向城市转化。据统计，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县，“三来一补”企业最多时就有5000家。不过，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产业逐步升级，“三来一补”逐渐淘汰。

　　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其中“三来”可简单理解为：由外商提供原料、技术、设备，由中国大陆企业按照外商要求的规格、质量和款式，进行加工、装配成产品交给外商，并收取加工劳务费的合作方式；补偿贸易则是分期付款，以货易物的涉外买卖关系。

　　2.001小姐

　　与张子弥同样“创造历史”的，还有著名的“001小姐”伍淑清。

　　1980年4月12日，伍淑清拿下《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许可证，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注册编号是“001”，人们风趣地称其为“天字第一号”。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位香港美心集团的大小姐，被香港人尊称为“001小姐”。

　　（伍淑清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这个“001”，起点也是1978年。时隔40年，伍淑清仍清楚地记得那些细节：“1978年底，我们获邀到内地考察。先是从罗湖走路过桥到深圳，再坐火车到广州，又到成都和重庆。”

　　当时，火车上的广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中国决定改革开放。那时的伍淑清还听不懂普通话，同行的内地官员为她翻译：“国家欢迎你们港商进来”。

　　这次的内地行，给伍淑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她也发现了一个商机。

　　坐飞机时，她从空姐手里拿到食品，没想到食品冰凉，让人很不适应，周围的乘客也是抱怨连连。伍淑清灵机一动：要不要成立一家航空食品公司？

　　那时，恰逢中美两国间的直飞航班即将开通，但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内地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能力提供合格的飞机配餐。当时，首都机场的配餐间连冰箱都没有，用放入大冰块的木柜代替，大白菜就堆放在地窖里，设施简陋，环境也差。美方人员来考察后，觉得实在达不到标准，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在东京中途停站配餐。

　　据说，这件事，甚至惊动了国家领导人，中美通航时间又已经定好，民航局负责人跟伍淑清的父亲伍沾德说：“老伍，我们都是中国人，您个人能不能帮忙先垫付费用？”伍家父女听后，马上将价值500万港币的机器设备运到北京，并在最短时间内正式营运起来。

　　经历近40年发展，该公司现时已占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70%的配餐市场。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指中国合营者与境外经营者依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并按投资比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及亏损的企业。 （港、澳、台企业参照执行）

　　3.四门大开“白天鹅”

　　回头看来，一切刚刚开始并有迹可寻。

　　1978年的天安门国庆典礼上，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观礼团，团长是银行家庄世平、团员包括霍英东、包玉刚、胡应湘、郑裕彤等商界大咖。据胡应湘回忆，北京观礼后，他们坐飞机、船、火车，到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广州等地，花了20多天参观。

　　（1980年代，霍英东与一众香港富商到蛇口参观，(左起)陈曾熹、王德辉、胡应湘、冯景禧、陈泽富、郭炳湘、祁烽、李嘉诚、袁庚、胡汉辉、陈德泰等。）

　　国家旅游部门随后和他们商量，有意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

　　随后，霍英东与何鸿燊开始着手在内地投资兴建酒店，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中山温泉宾馆由此诞生。宾馆于1980年12月28日建成开业，由邓小平亲笔题名！

　　（▲八十年代的中山温泉宾馆）

　　40年后的2018年，习近平在接见香港访京团时，还对中山温泉宾馆印象犹新：“霍英东先生、何鸿燊先生建的中山温泉宾馆开业后，我去参观过，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软件服务，都是当时内地招待所无法相比的。”

　　比中山温泉宾馆更“上档次”的是，广州“白天鹅”。1983年2月6日，由霍英东投资的白天鹅宾馆在广州珠江之畔开门迎客。

　　这家建筑设计中西合璧、管理方式现代化的五星级酒店，着实让当时的广州人大开眼界。有广州市民回忆，当年第一次走进白天鹅宾馆，人们要小心翼翼，生怕光亮的地面让脚底打滑。

　　（霍英东在白天鹅宾馆工地上）

　　比白天鹅宾馆的富丽堂皇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在那个住招待所还要凭介绍信的年代，这家以接待外宾标准设计运营的高档酒店反而对社会开放，供公众自由出入参观。

　　霍英东提出的“白天鹅宾馆谁都可以进”的建议，几乎遭到了酒店上下的一致反对。酒店内地员工说：“我们都想不通。‘四门大开’，阶级敌人就很容易搞破坏了，既担心客人安全又担心设备损坏”。霍英东先生说，“什么坏了我就给你们买什么，不用你们花钱。”

　　双方争执不下，霍英东的秘书给广东省领导打电话。领导说：“转告霍先生，过去的酒店宾馆越盖越高级，越来越森严壁垒，不让老百姓进去。现在改革开放了，广州是个试点，应该让老百姓进来，四门大开。”

　　（1986年10月18日莅临白天鹅宾馆的情景。）

　　中山温泉宾馆、白天鹅等合资酒店的建成，不仅示范了现代化酒店管理模式，更向闭关已久的中国民众，打开了新的生活方式的窗口，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州乃至全国引进外资起到了“破冰”作用。

　　4.“楼花”也来了

　　盘点历史，发现敢闯敢试的性格贯穿霍英东先生的一生。他不仅仅给内地带来“白天鹅”，还带来了“楼花”。

　　1953年底，由霍英东在香港油麻地公众四方街（今众坊街）新楼建案时，首创动工兴建前先交订金、分期付款方式售房，称作“卖楼花”。

　　“楼花”引进内地之前，是土地拍卖。1987年12月1日，深圳率先引入香港土地拍卖制度，首次举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这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

　　（1987年深圳首次举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时任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骆锦星（左）竞拍成功，与同事欣喜地举牌 ）

　　当年报道这个新闻的深圳特区报记者，凭这条“小稿”拿到了中国新闻奖。5年后，也是该报记者的陈锡添，写出了记录邓小平南巡的稿件---《东方风来满眼春》，拿到更高的奖项。据说，那些年，毗邻香港的深圳，几乎月月有创新，带携报纸记者频频拿奖。

　　“香港经验”为内地市场经济提供示范，一直贯穿着改革开放的历史。40年来，不少专业人士迈开北上步伐，以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技能助力改革开放。

　　当年以法律顾问身份与伍淑清一同赴京办理合资事务的冯美仪才20出头，草拟出了第一份中外合资企业的合约。当时的内地，没有市场经济，没有私营企业，更没有“股份制”。要草拟一份首创性的合资合约，基本上要把香港的《公司法》逐条翻译和解释。

　　1982年，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创办人庄世平在深圳开设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分支行，深圳分行就此成为首间进入内地的外资银行分行。

　　1993年7月15日上午，香港联合交易所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青岛啤酒的H股代码“0168”。这是国企首次在香港上市，开启了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境外融资平台的新角色。内地资本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翻开了新的历史一页。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H股公司、红筹股公司及非H股民营企业，总数已达453家，累计筹集资金超过1.9万亿港元。

　　1978年的那个“工人”,在帮助深圳完成第一批城市规划图后，经常往深圳、广州开办免费土地专业培训，进而到珠三角其他城市甚至更远的地方 “打工”。作为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重要的参与者，梁振英也一步步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5.“老板”也发了

　　1978年的天安门国庆典礼上，除了霍英东他们，还有一位名气更大的香港人——李嘉诚。

　　他当时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家乡，这是他40年来第一次回内地，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媒体批评的“资本家”，现在他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据说，来之前，他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李嘉诚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再过20年，他将在距离天安门一公里远的地方盖起一个庞大的、超现代的东方广场。

　　（北京东方广场）

　　大门打开，港商纷至沓来。

　　一个例证是，“港商”，成了各地招商的“香饽饽”。港式称呼“老板”，成了时行的潮语。港澳同胞回内地投资建厂，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带动世界各地的投资纷至沓来。

　　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是内地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地。到去年年底，内地累计使用香港、澳门资金1.02万亿美元，占引进境外资本总额的54%。

　　内地的改革，也给香港带来庞大的商机。

　　特别是刚刚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内地低廉的劳力、低税务优惠，以及低廉的地价，使得香港大多数制造业纷纷北迁，赚取了大量利润。

　　数据显示：1978年，香港的人均GDP只有3923美元。到1987年，香港的人均GDP9071美元，已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到了1992年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完成，香港的人均GDP达17976美元，增长了接近3.6倍。2017年，香港的人均GDP达到46193美元。

　　新崛起的香港中产阶级开始消费升级，带动了通信、商超、娱乐业，当然还有地产。李嘉诚赶上了这期间的每一步，从一开始跟随趋势到之后的领导趋势，李家公司市值一度占据整个港交所的13%。

　　时代在进步，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中山温泉宾馆的一段轶闻，生动地诠释了这个宣言：1984年，邓小平入住该宾馆时，登高望远，在山顶亭子里休息时，工作人员请其按原路返回宾馆，但他却意味深长地说了句“不走回头路”，选择另一条没有石阶、比较难行的路缓步下山，这句话后来也被视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最强音。

　　强音犹在，一些先行者却已远去，只留下艰难跋涉的背影。但他们的名字已永远与远见、勇气和历史创造者联系在了一起。

　　致敬1978！致敬所有努力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