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陈锡添
1941年2月生于广东新会，高级记者。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3年12月调到《深圳特区报》，历任记者、部主任、副总编、总编辑；1999年出任《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等荣誉。2012年获广东省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
代表作品《东方风来满眼春》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标志性文章，真实记录了1992年1月19日到23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所做的重要谈话。通讯被排上了1992年3月26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身体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脸，身着深灰色的夹克、黑色西裤，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陈锡添如此记录下26年前邓小平到深圳时的细节。
1992年，邓小平年南方视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陈锡添和他写的长篇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则将改革的讯息、伟人的声音传遍世界。
一纸名动天下，但陈锡添说：“我只是历史转折瞬间的记录者”。
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接受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时，陈锡添回想当年，记忆犹新。
“邓小平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深圳有特殊意义”
1992年1月18日，陈锡添接到通知前往深圳市委宣传部报道，被告知邓小平将来深圳视察，并指定他为唯一一个随行采访的文字记者。
“通知说，明天上午8点钟，你坐市委书记李灏的车，到车站去接邓小平，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5天，你要全程陪同，进行采访。”陈锡添说，通知时还强调“责任重大，任务绝密”。
陈锡添回忆，当时上级领导说的非常清楚，这项任务，老婆都不能告诉，回到家就跟家人说有公务，期间住在宾馆。
对于这次历史性的机遇，陈锡添说，有偶然有必然。
陈锡添时任《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9年前，42岁的他来到深圳，从学校教师重新回到新闻单位。因为表现突出，从一名普通记者晋升为副总编，他只用了4年半时间。1987年，广东省新闻界第一次评职称，陈锡添是深圳唯一破格评上“副高”的记者。
陈锡添在《深圳特区报》期间，中央领导每到深圳视察，市委通常都指定他去采访。
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锐，他意识到此次采访的意义非凡。“这次通知绕过了报社，直接由市委领导传达，通知口径也比以往更严格。”
他当时也有预感，这次南巡不是一次简单的视察。“邓小平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深圳有特殊意义。”陈锡添说，在当时姓“社”姓“资”的争论中，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首当其冲。“有人说深圳除了红旗是红的，其他都变了样；也有人认为深圳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大家开始迟疑，不敢闯、不敢试，改革开放事业止步不前。”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光是‘邓小平到深圳’这六个字，就已经是当时最大的新闻。”陈锡添说。
“几乎成了小平的贴身保镖”
1992年1月19日下午，邓小平在深圳迎宾馆。左一为陈锡添。图片由原《深圳特区报》摄影记者江式高提供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列车准时驶入深圳站，邓小平走了出来。“我从旁观察，邓小平身穿灰色夹克，与慈祥的普通老人并无区别。”
然而，第二天陈锡添就接到通知，邓小平自己提出“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
接到这则通知后，几家中央媒体记者没有继续跟进。
陈锡添倍感失落，“这是党重要的历史事件啊”。而且，他听了邓小平的谈话，觉得这些内容非常重要，“他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而且针对性非常强”。
因此陈锡添没有放弃，而是继续记录和采访。
采访的时候，不准录音，陈锡添只能靠笔记录，边走边拿香烟盒大小的纸片记录梗概。有时不能跟邓小平一辆车，到站下车后，他会立即找到同车的领导，反复采访，以此记录下邓小平在车上的谈话。
为了防止错过谈话的内容，陈锡添尽可能的向邓小平“靠近”。“站的时候，我拼命往前挤，几乎成了小平的贴身保镖。坐的时候，首先打听邓小平坐在哪里，然后先坐在他后面。”陈锡添说，“反正是想尽办法靠近他，他谈话的细节，他的表情、动作，我都会记下来。”
白天记录，晚上回去开始整理笔记。当时陈锡添和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住一个房间，他们一起拟出提纲，然后回忆内容，趁热打铁把谈话记录下来，尽量还原邓小平说的话。
1月23日，邓小平离开深圳去珠海。当晚，他和吴松营将邓小平的谈话记录全部整理完毕交给市委，5天记了70多页笔记。这份名为《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谈话记录》，共一万三千多字，成为一份珍贵的记录。这些文字后来成为《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最后一篇文章——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的组成内容。
1992年1月20日上午，邓小平在国贸大厦。后排右二为陈锡添。图片由原《深圳特区报》摄影记者江式高提供
“我着重写他平凡的一面”
采访结束以后，陈锡添一直没有放弃准备报道的想法。
当年3月12日，《深圳特区报》曾编发半版邓小平的独家照片，陈锡添趁机撰写了500字的图片说明，但最终没有通过，仅保留了“1月19日邓小平在深圳”的字样。
“直到3月22日，当天是星期日，当天中午我穿着拖鞋到办公室取报纸，看到《南方日报》一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陈锡添说，邓小平在深圳时，《南方日报》的记者并未随行采访，而是事后采访了先科公司的亲历者写成稿件。
“看到这篇文章，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等，必须要行动了。”陈锡添说，他立即赶回家，开始写作。
书桌前，陈锡添铺开稿纸，几乎没有停顿，挥笔写下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这七个字来自唐朝诗人李贺《三月》的诗句，在念大学的时候,陈锡添就喜欢李贺的诗。
“邓小平来的时候是春天，之后在深圳发表了这番谈话，势必在全国引起改革开放的春潮，”陈锡添说，“用这个题目是最合适不过，我觉得是点睛之笔。”
“因为材料烂熟于心，书写情绪也心潮澎湃，整个过程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从22日下午到24日，陈锡添用了2天半的时间，写下11000字的长篇通讯。
25日，陈锡添把稿件拿到市里送审，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立即拍板：“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1992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了陈锡添的11000多字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1992年3月26日，陈锡添和他写的长篇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与邓小平的名字一起，传遍海内外。
报纸印刷前一晚，陈锡添一直守在报社，直到版面送到印刷厂。回家后尽管已是深夜，但陈锡添睡不着觉，“我不是怕丢官受处分,是怕弄错邓小平的话。邓小平的形象，国家的大事，才是真正重要的。”
报道见报的当天下午，《羊城晚报》详细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香港媒体反应迅速，编发消息；28日，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也转载了；30日，北京《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
3月30号晚上，陈锡添值夜班，突然听到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嚓嚓嚓嚓”打个没完，原来新华社发了他的稿子，“打印纸竖起来有两个人高”。
新华社的转载只改动了一个字，去掉原文中“时针正指9点正”后面的“正”字。陈锡添这才如释重负。
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保育钧是他的同班同学，打电话对他说，“你成功了！邓小平的名字到哪里去，你的名字也就到哪里了！”
最终报道能引起强烈反响，和陈锡添当时观察仔细、记录详实是分不开的。
“这篇文章最主要的两点，一是原汁原味地传达小平的讲话，另一方面是用很多细节去描绘去表现他的人格魅力。”陈锡添说，邓小平集伟大与平凡于一身，“他伟大的方面，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我着重写他平凡的一面。”
有两句话没有写上成为终身遗憾
发稿时正值全国两会，刊载这篇报道的《深圳特区报》送到北京广东团驻地后，马上被抢光。
“别的省市代表团知道后，也都来抢这张报纸，第二天又送去一批，又被抢光了,期间报纸还加印过，”陈锡添说，因为这篇报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精神开始被开两会的代表们所知，“代表们根据这个谈话精神对政府工作报告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政府政府工作报告修改了许多地方。最重要的修改是经济发展的指标，速度从6%改为9%。”。
这篇文章在海外同样引发关注，几大通讯社分别转发了稿件。国内《参考消息》在4月2日将各个通讯社发的内容摘要发出，“小平的声音一下子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我作为一个记者，有这个责任，把小平的谈话报道出去。”如今回忆起来，陈锡添说，邓小平的谈话针对性强、指导性强，可以破解社会上种种不正确的舆论。把邓小平的话传达出去，会扭转当时整个局面，拨正中国前进的方向。“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小平同志提出的“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不要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论点以及“三个有利于”标准，极大地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改革春风从此吹遍华夏大地。”
陈锡添回忆说，当时有两句话原本是写在底稿上的，思虑再三后，最终还是给删掉了。这两句话是：“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
“现在想想，还是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陈锡添说,虽然这篇报道是他一生的巅峰之作，“但这也成为我一个终身遗憾。”
“历史转折瞬间的记录者”
陈锡添
老家在广东新会，高中时代就是一位“学霸”。
1961年，陈锡添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的师弟。
大学毕业后，陈锡添进入《湖北日报》工作。工作了10个月后，他被调到到湖北一农场锻炼。“新闻工作的板凳还没坐热，便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一年以后，湖北日报社不再留用任何大学生，全部重新分配。陈锡添离开新闻单位。后来，在湖北咸宁县广播站工作过，又到第二汽车厂设备修造分厂担任办公室副主任，最后成为广州外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
1981年，回母校新会三中参加一次集会，学校请他向校友讲话，“我却对自己多年来的东碰西撞、一事无成大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慨，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再也讲不下去。”
1983年，陈锡添去深圳旅游，感受到了活力和希望。“我被深圳感染了，感觉身上好像突然有一股劲，唯一的念头就是要回到新闻本行中去。”
当时《深圳特区报》刚刚创办，陈锡添前去毛遂自荐，重头开始做新闻。
虽然已经42岁，但他将自己的日程全天排满。白天听领导吩咐外出采访，晚上骑着自行车在市井街头寻找艺术家、企业家、医生，甚至汽车售票员等典型人物，采写人物通讯、报告文学，记录下改革开放时期的深圳人。
对于《东方风来满眼春》所产生的影响，陈锡添说，他只是历史转折瞬间的记录者，完成了一位新闻人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