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陳錫添
1941年2月生于廣東新會，高級記者。1966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83年12月調到《深圳特區報》，歷任記者、部主任、副總編、總編輯；1999年出任《香港商報》副社長兼總編輯。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全國改革好新聞一等獎、廣東新聞獎特別獎等榮譽。2012年獲廣東省首屆新聞終身榮譽獎。
代表作品《東方風來滿眼春》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標志性文章，真實記錄了1992年1月19日到23日鄧小平在深圳視察時所做的重要談話。通訊被排上了1992年3月26日出版的《深圳特區報》一版頭條位置，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他，身體十分健康，炯炯的眼神，慈祥的笑臉，身着深灰色的夾克、黑色西褲，神采奕奕地步出車門。他的足跡，在時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處于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這塊熱土上。”
陳錫添如此記錄下26年前鄧小平到深圳時的細節。
1992年，鄧小平年南方視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陳錫添和他寫的長篇新聞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則將改革的訊息、偉人的聲音傳遍世界。
一紙名動天下，但陳錫添說：“我只是歷史轉折瞬間的記錄者”。
時值改革開放40周年，接受封面新聞記者的采訪時，陳錫添回想當年，記憶猶新。
“鄧小平選擇這個時間點來深圳有特殊意義”
1992年1月18日，陳錫添接到通知前往深圳市委宣傳部報道，被告知鄧小平將來深圳視察，並指定他為唯一一個隨行采訪的文字記者。
“通知說，明天上午8點鐘，你坐市委書記李灝的車，到車站去接鄧小平，小平同志在深圳視察5天，你要全程陪同，進行采訪。”陳錫添說，通知時還強調“責任重大，任務絕密”。
陳錫添回憶，當時上級領導說的非常清楚，這項任務，老婆都不能告訴，回到家就跟家人說有公務，期間住在賓館。
對于這次歷史性的機遇，陳錫添說，有偶然有必然。
陳錫添時任《深圳特區報》的副總編輯。9年前，42歲的他來到深圳，從學校教师重新回到新聞單位。因為表現突出，從一名普通記者晉升為副總編，他只用了4年半時間。1987年，廣東省新聞界第一次評職稱，陳錫添是深圳唯一破格評上“副高”的記者。
陳錫添在《深圳特區報》期間，中央領導每到深圳視察，市委通常都指定他去采訪。
以一個職業記者的敏銳，他意識到此次采訪的意義非凡。“這次通知繞過了報社，直接由市委領導傳達，通知口徑也比以往更嚴格。”
他當時也有預感，這次南巡不是一次簡單的視察。“鄧小平選擇這個時間點來深圳有特殊意義。”陳錫添說，在當時姓“社”姓“資”的爭論中，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首當其沖。“有人說深圳除了紅旗是紅的，其他都變了樣；也有人認為深圳是在搞資本主義復辟。導致大家開始遲疑，不敢闖、不敢試，改革開放事業止步不前。”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光是‘鄧小平到深圳’這六個字，就已經是當時最大的新聞。”陳錫添說。
“幾乎成了小平的貼身保鏢”
1992年1月19日下午，鄧小平在深圳迎賓館。左一為陳錫添。圖片由原《深圳特區報》攝影記者江式高提供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時，列車准時駛入深圳站，鄧小平走了出來。“我從旁觀察，鄧小平身穿灰色夾克，與慈祥的普通老人並無區別。”
然而，第二天陳錫添就接到通知，鄧小平自己提出“三不”：不題詞，不接見，不報道。
接到這則通知后，幾家中央媒體記者沒有繼續跟進。
陳錫添倍感失落，“這是党重要的歷史事件啊”。而且，他聽了鄧小平的談話，覺得這些內容非常重要，“他是有感而發，不吐不快，而且針對性非常強”。
因此陳錫添沒有放棄，而是繼續記錄和采訪。
采訪的時候，不准錄音，陳錫添只能靠筆記錄，邊走邊拿香煙盒大小的紙片記錄梗概。有時不能跟鄧小平一輛車，到站下車后，他會立即找到同車的領導，反復采訪，以此記錄下鄧小平在車上的談話。
為了防止錯過談話的內容，陳錫添盡可能的向鄧小平“靠近”。“站的時候，我拼命往前擠，幾乎成了小平的貼身保鏢。坐的時候，首先打聽鄧小平坐在哪里，然后先坐在他后面。”陳錫添說，“反正是想盡辦法靠近他，他談話的細節，他的表情、動作，我都會記下來。”
白天記錄，晚上回去開始整理筆記。當時陳錫添和時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吳松營住一個房間，他們一起擬出提綱，然后回憶內容，趁熱打鐵把談話記錄下來，盡量還原鄧小平說的話。
1月23日，鄧小平離開深圳去珠海。當晚，他和吳松營將鄧小平的談話記錄全部整理完畢交給市委，5天記了70多頁筆記。這份名為《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鄧小平同志視察深圳的談話記錄》，共一萬三千多字，成為一份珍貴的記錄。這些文字后來成為《鄧小平文選》第3卷的最后一篇文章——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的組成內容。
1992年1月20日上午，鄧小平在國貿大廈。后排右二為陳錫添。圖片由原《深圳特區報》攝影記者江式高提供
“我着重寫他平凡的一面”
采訪結束以后，陳錫添一直沒有放棄准備報道的想法。
當年3月12日，《深圳特區報》曾編發半版鄧小平的獨家照片，陳錫添趁機撰寫了500字的圖片說明，但最終沒有通過，僅保留了“1月19日鄧小平在深圳”的字樣。
“直到3月22日，當天是星期日，當天中午我穿着拖鞋到辦公室取報紙，看到《南方日報》一版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間》。”陳錫添說，鄧小平在深圳時，《南方日報》的記者並未隨行采訪，而是事后采訪了先科公司的親歷者寫成稿件。
“看到這篇文章，我意識到，自己不能再等，必須要行動了。”陳錫添說，他立即趕回家，開始寫作。
書桌前，陳錫添鋪開稿紙，幾乎沒有停頓，揮筆寫下標題：東方風來滿眼春。
這七個字來自唐朝詩人李賀《三月》的詩句，在念大學的時候,陳錫添就喜歡李賀的詩。
“鄧小平來的時候是春天，之后在深圳發表了這番談話，勢必在全國引起改革開放的春潮，”陳錫添說，“用這個題目是最合適不過，我覺得是點睛之筆。”
“因為材料爛熟于心，書寫情緒也心潮澎湃，整個過程猶如行云流水、一氣呵成。”從22日下午到24日，陳錫添用了2天半的時間，寫下11000字的長篇通訊。
25日，陳錫添把稿件拿到市里送審，當時的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楊廣慧立即拍板：“發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但要注意，你們要把小平同志寫成人，不要寫成神。”
1992年的3月26日，《深圳特區報》頭版刊登了陳錫添的11000多字的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
1992年3月26日，陳錫添和他寫的長篇新聞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與鄧小平的名字一起，傳遍海內外。
報紙印刷前一晚，陳錫添一直守在報社，直到版面送到印刷廠。回家后盡管已是深夜，但陳錫添睡不着覺，“我不是怕丟官受處分,是怕弄錯鄧小平的話。鄧小平的形象，國家的大事，才是真正重要的。”
報道見報的當天下午，《羊城晚報》詳細摘要轉載了這篇文章；香港媒體反應迅速，編發消息；28日，上海《文匯報》、《中華工商時報》也轉載了；30日，北京《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全文轉載。
3月30號晚上，陳錫添值夜班，突然聽到接收新華社通稿的機器“嚓嚓嚓嚓”打個沒完，原來新華社發了他的稿子，“打印紙豎起來有兩個人高”。
新華社的轉載只改動了一個字，去掉原文中“時針正指9點正”后面的“正”字。陳錫添這才如釋重負。
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保育鈞是他的同班同學，打電話對他說，“你成功了！鄧小平的名字到哪里去，你的名字也就到哪里了！”
最終報道能引起強烈反響，和陳錫添當時觀察仔細、記錄詳實是分不開的。
“這篇文章最主要的兩點，一是原汁原味地傳達小平的講話，另一方面是用很多細節去描繪去表現他的人格魅力。”陳錫添說，鄧小平集偉大與平凡于一身，“他偉大的方面，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我着重寫他平凡的一面。”
有兩句話沒有寫上成為終身遺憾
發稿時正值全國兩會，刊載這篇報道的《深圳特區報》送到北京廣東團駐地后，馬上被搶光。
“別的省市代表團知道后，也都來搶這張報紙，第二天又送去一批，又被搶光了,期間報紙還加印過，”陳錫添說，因為這篇報道，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精神開始被開兩會的代表們所知，“代表們根據這個談話精神對政府工作報告提了很多修改意見，政府政府工作報告修改了許多地方。最重要的修改是經濟發展的指標，速度從6%改為9%。”。
這篇文章在海外同樣引發關注，幾大通訊社分別轉發了稿件。國內《參考消息》在4月2日將各個通訊社發的內容摘要發出，“小平的聲音一下子就傳遍了全中國、全世界。”
“我作為一個記者，有這個責任，把小平的談話報道出去。”如今回憶起來，陳錫添說，鄧小平的談話針對性強、指導性強，可以破解社會上種種不正確的輿論。把鄧小平的話傳達出去，會扭轉當時整個局面，撥正中國前進的方向。“文章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小平同志提出的“在姓‘資‘姓‘社’問題上不要爭論”，“發展才是硬道理”等論點以及“三個有利于”標准，極大地解放了當時人們的思想，改革春風從此吹遍華夏大地。”
陳錫添回憶說，當時有兩句話原本是寫在底稿上的，思慮再三后，最終還是給刪掉了。這兩句話是：“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不要影響工作。”“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犯錯誤。像我這樣年紀老了，記憶力差，講話又口吃，所以我們這些老人應該下來，全心全意扶持年輕人上去。”
“現在想想，還是當時我的思想不夠解放。”陳錫添說,雖然這篇報道是他一生的巅峰之作，“但這也成為我一個終身遺憾。”
“歷史轉折瞬間的記錄者”
陳錫添
老家在廣東新會，高中時代就是一位“學霸”。
1961年，陳錫添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成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主要作者胡福明的师弟。
大學畢業后，陳錫添進入《湖北日報》工作。工作了10個月后，他被調到到湖北一農場鍛煉。“新聞工作的板凳還沒坐熱，便接受工農兵再教育。”
一年以后，湖北日報社不再留用任何大學生，全部重新分配。陳錫添離開新聞單位。后來，在湖北咸寧縣廣播站工作過，又到第二汽車廠設備修造分廠擔任辦公室副主任，最后成為廣州外語學院（現廣東外語外貿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的教师。
1981年，回母校新會三中參加一次集會，學校請他向校友講話，“我卻對自己多年來的東碰西撞、一事無成大有無顏見江東父老之慨，講着講着就哭了起來，再也講不下去。”
1983年，陳錫添去深圳旅游，感受到了活力和希望。“我被深圳感染了，感覺身上好像突然有一股勁，唯一的念頭就是要回到新聞本行中去。”
當時《深圳特區報》剛剛創辦，陳錫添前去毛遂自薦，重頭開始做新聞。
雖然已經42歲，但他將自己的日程全天排滿。白天聽領導吩咐外出采訪，晚上騎着自行車在市井街頭尋找藝術家、企業家、醫生，甚至汽車售票員等典型人物，采寫人物通訊、報告文學，記錄下改革開放時期的深圳人。
對于《東方風來滿眼春》所產生的影響，陳錫添說，他只是歷史轉折瞬間的記錄者，完成了一位新聞人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