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規劃表明，中國的新型城市群發展策略愈來愈清晰。伴隨人口老化，生產率的增長將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的關鍵，為此，支持技術創新和效率改進的供給側改革2.0版不可或缺，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是發揮城市群效應，形成互聯互通、知識外溢、產業合作、人才與資金暢通流動的優勢城市群，而非依靠單個特大城市。我們預計大灣區全要素生產率(TFP)受到進一步開放和一體化推動，在未來十年保持強勁勢頭，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發揮重要作用，在此進程中，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離岸樞紐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上周出台，標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一步，也表明中國的新型城市群發展策略愈來愈清晰。此前，大灣區的基建互聯互通，已經為進一步發展的《規劃》提供了物質基礎，自香港-深圳-廣州高速鐵路於去年9月底通車，廣州到香港的距離與從洛杉磯到聖地牙哥相仿，但通行時間卻縮短到區區47分鐘(後者需要3小時)。從摩根士丹利的香港辦公室前往毗鄰的大城市深圳CBD的時間，在高鐵開通後被縮減至30分鐘以內，讓筆者實地感受了互聯互通的便捷。

　　未來數年，大灣區還有高達10條城際鐵路，以及中深通道陸續開通，進一步打造粵港澳1小時生活圈。更為重要的是，此次《規劃》體現了以大灣區作為改革開放橋頭堡領頭雁的「三更」方向，即在本區域實施更大力度市場化改革、更大範圍對外開放(特別是對港澳企業)、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務一體化，三箭齊發，大灣區將引領中國城市群的發展，推動生產率提升，務實可持續增長潛力。我們預計大灣區人口規模可在2030年最高增至8800萬，經濟總量將翻1倍以上，達到3.2萬億至4.1萬億美元，超過英國的經濟規模而相當於全球GDP第五大經濟體，為中國GDP的增長貢獻五分之一。區域內收入趨同步伐加快，衛星城市與樞紐大都市(廣州、深圳)的人均收入差距有望從目前的43%縮小至2030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城市群具有獨特意義

　　城市群是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支柱。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長期而言，勞動力數量縮減和人口老齡化將拖累經濟潛在增速。因此，能否確保生產率的增長，將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的關鍵。為此，支持技術創新和效率改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可或缺，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是發揮城市的集群效應，而非依靠單個的特大城市。

　　緊密相連的城市群能夠保持大城市的集聚優勢，比如，一體化的就業市場，方便僱主與僱員相互搜尋和匹配；企業聚集帶來供應鏈專業化及跨產業的協同共進；以及人力資本集中帶來的知識外溢效應。同時，城市群也可有效緩解超大城市常見的高房價、交通擁堵、社會管理難度高等大城市病的拖累。受到互聯互通的加成，大城市周邊的衛星城對於一部分產業更具吸引力，而中心城將更多地承載高附加值經濟活動。經濟活動在區域上合理調配，配合高效的城際鐵路網絡，可有效降低長時間通勤以及擁堵帶來的時間損失，提升效率。

　　儘管城市群的概念並非新事物，但是，若缺少足夠大的人口基數、供應鏈互補性、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以及協調的政策支持，城市群策略可能因為低效、過度投資引發債務和產能過剩問題。全球較為成功的城市群範式，主要是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圈、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大都會區等寥寥數個。不過，相對海外，中國的五大主要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長江中游、成渝、京津冀)具備「大、快、活」三個獨特優勢：

　　其一，人口規模大。中國五個主要城市群平均人口為1.08億，遠高於目前國外最大的城市群大東京區的約4400萬人口。龐大人口基數和高人口密度有望給產業布局、勞動力市場和服務業擴張提供充裕空間。

　　其二，互聯互通快。中國目前擁有世界最長最快的高速鐵路。除了上述提及的香港到毗鄰的深圳、到中短距離的廣州，均已實現一小時通勤，哪怕是香港趕赴遠距離的長沙，也僅需三小時出頭，遠遠快於美國同等距離的城市之間(譬如洛杉磯去舊金山，陸路耗時近7小時)。

　　其三，政府支持政策靈活(差異化的政策)。例如，小城市的戶口政策更為寬鬆，公共資源分配近年來逐漸往中小城市傾斜。

　　中國已有的經驗也顯示，區域內的基建互聯互通確實有助於促進收入收斂和提升生產率。筆者對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以2010至2011年(兩地區高鐵網絡鋪開的年份)為分界線進行觀察對比。發現高鐵開通前，初始生產率較低的中小城市相對大城市而言增長緩慢，但這一現象在高鐵開通後逐步逆轉，顯示便捷的互聯互通帶來了更強的收入收斂效應。

　　灣區具有獨特優勢

　　五大城市群的逐步形成有助於支撐生產力增長，而粵港澳大灣區是這其中發揮集聚優勢的橋頭堡。大灣區是珠江三角洲的擴張版，享有獨特優勢，包括多個世界級樞紐城市、外來年輕人才湧入推動人口增長，以及諸多具備競爭優勢和聚合效應的高附加值行業。

　　與其他四個城市群分別僅專注於若干行業不同，大灣區的支柱產業更為多樣化，包括高端製造業(分布於多個珠三角城市)、IT創新(深圳)、金融(香港和深圳)、專業服務(香港)、休閒娛樂(澳門和珠海)，以及航運(整個區域)。

　　此外，珠三角地區在過去近30年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橋頭堡，也受益於此發展出完整的製造業產業鏈，並逐步向高端製造業邁進。

　　下一個階段，要讓大灣區成為改革開放的高地。為充分發揮大灣區的獨特優勢，促進樞紐城市之間的協同作用，除了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之外，決策層應在大灣區規劃得具體落實政策中，將這一區域打造成全面提升對外開放、加強市場化資源配置的改革橋頭堡，譬如，進一步簡政放權、鼓勵創新；放鬆對外資股權比例限制和負面清單管理；深化社保、社會公共服務等改革，推動香港與廣東金融一體化進程，最終，促進人員、物品、資金、公共服務的進一步自由流動。

　　大灣區作為領頭羊，發展後勁仍然很強。我們預計，在進一步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下，基於樞紐城市間的協同效應和對衛星城的輻射作用，大灣區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有望在未來十年保持在1.5%至2.2%的區間，延續過去十年的勢頭。同時，參考國際城市群的人口密度和本區域的人口結構，我們預計大灣區人口規模可在未來10年增至7600萬到8800萬之間(目前為7000萬)。如此一來，到2030年，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將翻一番以上，達到3.2萬億至4.1萬億美元的範疇(2017 年為1.5萬億美元），超過英國的經濟規模而相當於全球GDP第五大經濟體，為全國GDP的增長貢獻五分之一，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發揮重要作用。同時，通過經濟一體化，區域內收入趨同步伐加快，衛星城市與樞紐大都市(廣州、深圳)的人均收入差距有望從目前的43%縮小至2030年的三分之一左右。

　　香港扮演着重要角色

　　對香港和澳門而言，大灣區規劃更是相當於CEPA的2.0高階版本，對更高水平金融一體化、對港澳企業更大範圍開放，以及更大力度的市場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安排，具體而言，香港有繼續完善股市通、債市通的廣闊空間，有發展人民幣和大宗商品的對沖產品的巨大潛力，有開放雙方金融產品投資渠道的獨特優勢，還可以發揮香港的法律、仲裁、專業服務提升大灣區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和水平。

　　中國正從淨儲蓄者轉變到資本輸入者，2019年或為長期經常帳戶赤字元年，主要源於中國經濟向消費拉動轉型、儲蓄率伴隨人口結構變化逐步下行。從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的角度而言，這意味外資流入的重要性在未來會顯著提高、中國與全球資本的關係也將發生結構性轉變。這個轉變使得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吸引外資流入的重要性升至前所未有之高度。若改革開放到位，中國在全球債券及股票指數中權重上升，全球主權基金也逐漸增配人民幣為儲備資產，則2019年國債市場外資流入可能達到800億至1000億美元，遠高於2015至2018年間年均350億美元，並在2020至2030年間維持在平均760億至1200億美元的高水平。

　　同時，2019年A股外資流入將創歷史新高，達到700億至1250億美元，並在2020至2030年大約在每年1000億至2200億美元之間。這將成為改變境內市場結構和偏好的重要力量，也有助人民幣匯率保持強勢。而外資的流入渠道，鑒於香港的金融服務水平和監管國際化優勢，有相當一部分會經過香港與內地的股市通、債市通等各種跨境投資渠道，並在香港帶動發展更多外匯和證券投資對沖避險工具。有鑒於此，筆者預計伴隨今後十年證券投資流入內地的快速增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離岸樞紐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邢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