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报网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27日在博鳌论坛上谈及房产税的时候表示，从中央的表述来看，去年说稳妥推进，今年说稳步推进，改了一个字，总的给人感觉还是稳字当头，不能出乱子。但是，稳步就比稳妥更接近于实操了，要迈步子了，不仅强调要妥当，还要有步骤，从这个意义上体现就是离启动和立法更接近了一下。此外，他还表示，中国征收房地产税没有法理上的硬障碍。他说，这么多年一直有人说房地产税的推行有法理上的硬障碍。但实际上比照国际上的案例，从实践和理论上来说，征收房地产税是没有硬障碍的。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老师的见面会现场，接下来请贾康老师给大家说几句。
贾康：大家好，很高兴能跟大家做个交流，新闻媒体朋友们都这么年轻，朝气蓬勃，对我也是一个鞭策，我得让自己吸收一下大家朝气蓬勃的动力，我很愿意在下边的时间但里跟各位用讨论的方式，以自己研究者的定位回答各位的问题，问题提问的范围不受限，你们可以用自己的意愿提问，我尽可能回应。
主持人：下面大家踊跃提问。
提问：贾康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首先有关两万亿的今年目标您认为这个力度是大了吗？再有一个问题昨天一个嘉宾讲房产税的时候说不太明白征收的依据。
贾康：前面一个问题财政政策积极增效这个是积极的，年度降税2万亿是很正向的，去年提出1.1万亿，完成了1.3万亿，超额达到了目标任务，今年一下提高到2万亿，这个增长幅度是相当可观的，这一年度财政更好地服务全局，积极财政政策积极增效的一个显著的亮点。这个事情还要继续做，今年具体的措施安排也比较清晰，增值税是中国第一大税，4月1日开始标准利率从16降到13，受益人群是骨干部分，支持实体经济要高质量发展。下面一档从10降到10，有一个降幅安排。到了5月份另外一个很有分量的基本养老缴费标准，政府工作报告说可以降到16，各地最高做到了省级统筹，在省级统筹范围内各个地方的缴费标准有高有低，但是中央给出的意见是可以降到16，每个地方怎么掌握就要在他的条件下实行具体方案。据我了解南方就业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地方有些已经降到17，甚至有的已经达到16了，但是像东北老工业基地原来必须是20、19.5这样的水平，让他从这个水平往下降入不敷出的矛盾会继续突出，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探讨进一步的改革。比如我个人强调乘势实现全社会统筹，这样在前面该怎么缴费的标准需要各地统一一下，比如现在有了很好的条件统一到16，大家都按16来，该享受的待遇都不变，原来按19交的、18交的分段计不受影响，按照16交的统一的待遇，这样带来的好处就是这个蓄水池的互利功能做到了，原来南方本存结余不能解决东北的燃眉之急的问题马上就解决了，有时候他们很气愤说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东北，其实跟他应该享受的待遇一点都没有关系，只是蓄水池里边按照规则先后取水的互利功能原来只是帮助广东，现在是到全国，所以5月1日可以降低到16这个明确的深化改革后边应该继续推进提高基本养老统筹集次的改革。现在因为前面的突变已经到位，那么多年管理到位有那么多的缴费管理机构，是轻易不想改变这个格局的，但是随着个税改革，所有的基本养老缴费统归税务机关管理，那么那几十万人怎么安置已经有方案了，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所以您提到的减少降负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媒体向社会传达方方面面的必然改革的逻辑，大家一起推进把这个事情做的更到位。
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房地产税的问题有很多话可说，这么多年在中国房地产税的开发有法理上的硬障碍，具体的论据最突出的就是现在房子有房产证，土地只有使用权，土地的最终产权不是我的，我凭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要交你说的房地产税呢，把房产和地产合在一起的。但是这只是一个表述而已，前面已经有的本土上的实验在重庆和上海就叫房产税，现在中央政策文件表述成房地产税也不是广义上的，而是保有环节的税，怎么叫只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在英国称为市政税，在日本称为固定资产投资税。那么这里我们要探讨一下，人们注意到的房地产分为房产和地权，中国的规定是凡是建成区就是作为城镇、工矿区的土地产权就是国有，只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中国现在没有土地的私人所有，宅基地也是公共所有归个人使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认为，如果这个地皮也是我的，我愿意交这个税，地皮不是我的，我只有房产就没有道理对我再征收住房保有环节的税，因为国际商是土地私有所以征税，中国是土地国有就没有道理征税。听起来很多朋友觉得是有这个逻辑，听起来在理，但是我们做了多方面的考察和分析，国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土地最终产权都是私有的。比如最典型的工业革命发祥地英国，英国土地分量类，一类叫freehold，就是住房和地皮连在一起的持有关系，这个房子自己有产权，房子下的地皮没有任何条件可说的归这个房主所有，是非常清晰的，房产、地产合一的产权，这种一般来说可以覆盖到私的，也可以覆盖到公的，比如私人住房freehold地皮和房产都是我的，国家上边的地皮和国家上的建筑物也可以称为freehod。另外一种叫lishold，这种就是有房屋下面地皮规定权限，英国的特色很有意思，这个lishold最终所有权在别人手里，但是使用权可以长到999年，好几十代人了，但是在法理上来说，这个最终的产权仍然是清晰的，使最终产权已经极度淡化了，几十代人不用考虑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那么在英国最终土地权利有私的，有不同类型公的，比如有国家层面的，有地方政府层面的，有公共团体层面的，但是无论是freehold还是lishold，一致可以称为市政税。前面有的朋友特别主张的，只有私有地皮上的房屋才可以交房产税，国际上没有这个经验。
再说说特别行政区香港，香港的地皮没有私的，统统是公的，在回归祖国之后这个政策延续下来了。香港这么多年一直有一个猜想，你住在这个地方，住这个房子的主人要意识到要有警察来维护治安，警察当差要发饷，所以把这个钱称为差饷。所以从实践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说清楚，比照国际经验没有法理上的任何硬障碍。
还有理论上的分析，可以比照一下国营企业利改税，有人说企业的产权是国家的，还征什么所得税，但是恰恰已经意识到了国有企业是在商品经济环境里边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一个企业必须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独立，才能参与商品经济发展里面的竞争，来把企业如愿搞活，认识到这点就有一个理论解释，有相对独立物质的国营企业必须和其他的主体一样按照规范的法律都交所得税，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至于说交了所得税的资产收益后来才明确叫税利分流，就是怎么上交国库的规则。按照这样的原理，我们同样可以比照来说，在国有土地的终极产权不变的情况之下，地皮上房产所有者是具有相对独立物质利益的社会成员、社会主体，如果有调节这种利益关系的必要，我们可以通过税收法定的程序确定房地产税，然后依法开始征收，同样没有障碍，这是实践和法律两个角度，希望各位媒体朋友有什么不清楚的继续提问。
提问：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去年因为建工钢（音）的压力某一些政府财政方面的压力会比较大，我想看你的分析今年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贾康：地方政府的压力具体得看是什么地方。
提问：某一些地方去年减少了很多，他们的债也有困难，特别凸显的地区是北方一些地区，也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
贾康：我在网上注意到有媒体报道有几个例证，北方提到大连说负债率比较高，南方说镇江也是债务负担沉重，这些局部的问题一定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我们的基本看法就是地方政府层面财力的困难其实讨论了多年，在过去曾经出现过欠发工资，这些基层又有过这样的苗头，但是现在客观地说我们发展这么多年以后，我们有能力不再重新回到2000年那时候拖欠工资的状态。但是现在相当多的地方政府感觉到，一个是自己想做的事情财政支撑不够，另外以负债方式做的事情是不是也有比较沉重的压力，甚至有的地方不排除有难以为继的感觉。我特别感觉，中央现在说的防范风险的攻坚战方针要继续贯彻，但一定要对不同的地方做具体全面的分析，没有一个万用药房拿来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在一些发达地区就差距很大，比如深圳财政是很好的，深圳的发展非常好，创新意识非常强，但是出于自己财力雄厚，他就没有想到公共基础设施的提高，对于深圳来说要讨论的问题不是怎么克服财力困难，是进一步升级发展创新机制。到了您说的北方一些困难地区，南方也有困难地区，都得一个一个地方具体地分析怎么解决问题，首先要把前景图弄清楚，很多信息是不够透明的，有时候披露出来以后我们认为是好的契机，藏着掖着总不是解决地方财政问题的方法，一定要优化地方财政发展战略，消化原来的负债，解决原来的财政困难，可行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要深化地方财税改革，要把地方税体系争取比较快地按照中央的指导精神往下建立框架，然后发展丰富起来。这些东西就要说到配套改革才能真正对接地方层面的长治久安了。
提问：我是来自凤凰网的记者，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一直在传的小杨村，我们很多人一直在期待楼市有一个放送的趋势，那您认为这是一个市场主流。
贾康：小杨村是趋势体现出来的，北京、上海、深圳所有的手段加上去还不断叠加，北京二手房市场交易量所有放大，但是价位还没有表现往上走，但是从逻辑上走如果其他都不变，现在中央讲的流动性合理性一定也会体现在房地产，使它更多地产生向上走的可能性，但是不要忘了“9.30”的新趋势是没有取消严格的行政手段控制的，把所有的都是近乎压死的，所以不要期望“9.30”新政的情况下会出现阳春。但是广州郊区变了，厦门变了，还有其他若干具体的例子，一般这种情况发生在二线城市，有几十个城市跟进一线来搞“9.30”新政这一套，我们认为“9.30”新政迫不得已，但是副作用是很多的，现在搞了限购、限价是背离了市场机制的，但是我们的统筹没有到位，房地产税的经济手段没有建立框架和发挥作用，再加上投融资的配套土地制度改革都有种种的阻碍，所以中央所说的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远远没有做到位，是迫不得已用的“9.30”新政，它的副作用是在回应社会诉求，按住价位过高上涨态势的同时伤害了相当多的刚需，一筹莫展，有钱都买不了房子，另外也限制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水平提高的改善性住房的要求。所以小阳春出来以后，在某些地区完全有必要，没有必要在已经看到防价得到控制情况下再延续“9.30”新政的具体条条框框，但是不可一概而论，全国市场来看还是冰火两重天，在某些三四线城市还是要去库存，在另外一些地方可能叫三四线，但是已经有了房价上涨的势头，如果不控制就会出现原来一二线城市的不良态势，会把当地住房市场又加入了投机因素。不蛮各位朋友说，现在在很多城市已经没有炒房的空间了，但是有一些三线城市有人已经在布局，他认为未来那个城市会出现一些契机，有钱就到那比较早的布局，布局一旦起来以后就出手，这就变成了炒房，这种三线城市是重演以前一二线城市的不良局面。怎么样防止重演这种局面，一定要靠基础设施配套改革来发展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提问：我是来自美国城市卫视的记者，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贾康：我觉得外商投资法首先是说我们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在所谓外商这方面不再区分外商的类型了，是放在一个平台上以外商统称各种类型的海外到中国本土投资的企业，更多的体现了公平竞争，所谓国民待遇配上高水准法制化的立法意图。民营企业在这方面，中国应该讲在外商投资更多进入国内市场参加竞争的情况下，可能会受到一些竞争的挑战，但是更多要看到它的机遇。就我理解，中国现在在市场上来讲，前些年被外商最开始看中的一些比较优势在退色，比如低劳动成本，比如拿地比较便宜。但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形成集群产业链的职工素质、政策更接近国际惯例、法制化水平不断在提高，上海在自贸区概念之下已经准入全民待遇，放管服不断推进，这样一来外商进到中国的出手投资的企业往往是一些比较有产业素质水平的企业，不是一开始那种比较低端的产能到中国来，都是有一定的科技含量的企业在中国应对着已经抬高的劳动成本，已经贵起来的地皮，但是仍然有利可图。这样一来大量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是可以跟着外商进来投资的机会一起做配套，不是直接是对撞式的竞争，中国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可以找到自己在这里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新经济里边不排除垄断的因素。不是像过去一样排斥小微企业，会带着小微企业有饭吃。我觉得外商投资法有更好的法制环境配套，会更有利于中国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发展。
在这方面，也要说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有一些大的，像BBC、京东、苏宁都很有规模了，在外商进来以后可以更好地相互启发，唱唱对台戏也不妨，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唱对台戏，像阿里巴巴和京东搞的无人超市都是在烧钱，然后形成稳固的市场，在这个竞争中老百姓受益。但是不能烧钱阶段过了以后，一些弊病就出来了，要避免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外商投资法对中国民营企业是更好的启发。
提问：我是三沙卫视的记者，今天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贾康：一带一路上的第三方市场合作，这个术语我还没太注意。
提问：海南作为海上丝绸直路的前沿阵地如何荣辱到“一带一路”的建设当中。
贾康：海南中央早早就注意到了，在建省之后曾经给它一些特殊的政策叫做最大特区，后来有了国际旅游岛的定位，现在明确把海南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区。这个特区之特就是给海南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定位，让它放手发展自由贸易下的大港区。一带一路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一带一路既有陆地也有海上的，往西为主的跟更多的经济体互动，会进一步辐射到欧洲、拉美甚至全球，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海南应该乘势坚定不移地在建设自由贸易港这方面形成高水平的规划方案，大手笔的一系列的政策组合和改革发展结合起来的有效措施，这些要有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方案设计。我们知道海南它的管理部门已经在积极地做这个发展战略和规划方案的设计，我们也参与了这里面的一些讨论，抓住这样的一个契机，海南一定是在未来中国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别的区域不能简单攀比，但是它的一些理念，它的创新能够给其他区域带来启示的特色鲜明的区域。但是我感觉中央这么重视海南，给海南这么多政策以后，总体感觉海南在执行层面的思想约束或者叫做包袱比较明显，放不开，一线的同志总怕创新过头以后吃不了兜着走，海南曾经有过吃不了兜着走的先例。国际旅游岛的时候中央文件里说了海南可以先行试验竞猜型的体育彩票，什么叫竞猜型呢？就可以有一些猜想，比如说赛马，但是迟迟没有听到海南有任何动静。但是舟山急坏了，他们有一个海岛特征，希望有这样一个竞猜机制，但是海南都不动舟山就更不用想了，这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这次自由贸易港里似乎又包括了这一条，以小见大希望海南能够勇于创新，但是创新的过程中要讲可行、防范风险，希望海南的相关部门要更好地解放思想、日益进取，打造更辉煌的伟岸。
提问：我也是海南的媒体，您刚刚说海南要日益进取，您认为海南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做制度创新呢，重点应该先做好哪些方面。
贾康：要说的方面相当多了，因为它是一个配套，我是觉得至少政府这个角度最高水平的所谓负面清单管理，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定要有最高水平的设计。所谓负面清单管理，除了清单上不能做的事你让他放开去做，放开去试，当然发现问题以后可以调整负面清单。政府一定要正面清单，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企业应该法无授权皆可为，我觉得这方面海南应该做一个示范。这个原则是在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时候就提出这个原则，但是在实际工作一线听到很多人说原则好，执行起来谈何容易，希望海南在这方面真的有新气象。
企业这方面我觉得海南的同志心里要有数，海南整体同志的素质要有所提高，容易出现大家一哄而起、羊群效应、炒作，这些我们过去也吃过苦头，不能说完全避免这种现象，但是在海南发展的过程中我希望企业家们、市场人士们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提高自己的理性程度，大家更好地认识到现在制度环境和新经济的结合强调的是企业在充分发挥企业活力的同时始终保持风险意识。包括做大的企业都说，可能一个企业的消失就是三个月，我们海南在开放的同时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并且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
提问：我是新浪财经的，我想问一下您房地产税的问题，您刚刚说到了从法理和国际的一个经验来看我们没有找到硬的障碍。中央一直提出稳定征收房地产税的观点后，您觉得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什么时候，还有一个问题是您怎么看空置税的问题。
贾康：空置税听说香港有这方面的设计，但是我没有听到后面的报道，听起来这个逻辑有道理，但是空置和非空置的认定要可行，到了大陆怎么叫空置怎么叫不空置，我听说讨论了若干年操作起来还是有争议的，比如有的说看这个住房电表转不转，如果半年都不转就认为空置了，如果按照这样的角度判定就非常简单了，房主在这个房间里接一个小电器电表就转起来了。比如说派一个大巴盯着这个房间有没有人出来，那你能证明吗，如果你录像了又有很多可说的了，所以要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政策配套。所以我真的还没想明白如果在大陆有空置税这个概念，怎么认定空置这是一个难题，如果能够认定这个还是可行的，现在看不出这种可能性，我对这方面存严肃态度的。如果能设立空置税，但是也不能替代房地产税，因为房地产税经过国际上的运转来看是一个稳定的税收，能够成为政府的稳定财政收入来源，这个要匹配中国再分配机制的优化，匹配中国从地方社区开始的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民主化机制的培育，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探讨空置税绝对不能否定房地产税的必要性和按照中央要求推进立法的总体安排。
您说到的房地产税时间表上可以做什么推测，我现在感觉态度还是肯定的大方向，去年说稳妥推进，今年说稳步推进，改了一个字，总的给人感觉还是稳字当头，不能出乱子。稳步就比稳妥更接近于实操了，要迈步子了，不仅强调要妥当，还要有步骤，从这个意义上体现就是离启动和立法更接近了一下，按什么样的步子迈出第一步，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等权威信息。人大立法任期五年现在过去一年多了，在这一届内一定要立法，我个人认为一审启动以后一定要把这个草案公之于众，接受全社会的意见建议，这个意见建议一定会创历史记录，把所有的代表观点梳理出来之后要开电视广播直播的听证会，不要光讲论证本身，还要讲依据，这是中国进步里边必须全社会成员参与的一种必须做好的税收法定，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观点最后要形成的不是绝对正确，但是能够形成最大公约数的落到操作方案上的文本。一开始的文本比较粗糙一点是可想而知的，粗线条新框架大家可以接受，第一批进入实际操作的要用经济手段替代行政手段，其他区域就可以慢慢设施，中国的国庆不讨论农民住房怎么样受税收调节。从这样的粗线条逐渐往前动态推进，我觉得是可以展望的一个大体推进的过程，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什么时候有权威信息开始启动一审，那个时候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可以影响到这么多的受众，大家应该积极参与讨论。
提问：我还是问一下房地产税的问题，我是来自网易财经，前两天国税前局长说房地产税研究过程中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在哪些问题上还存在分歧。
贾康：我也注意到了局长的这个说法，他说的有不同意见这个事情一直存在，具体的内部讨论的事情我们只能是拐着弯地知道一些。我过去接触到的，在争议上有免税部分的安排这方面就有不同思路，当时印象里比较主流的是按照人均多少平米，因为现在全中国在不动产登记制度完成以后有信息支撑的全套能力，具体城镇区域的这些房主们有家庭成员的信息，有多套住房的相关信息，输入身份证号相关家庭直系成员有多少套房信息上是一网打尽的，所以按照人均多少平米征，做扣除以后征是我了解的比较主流的看法。但是在网上有不同的意见，这个不同意见是在社科院提出一个假想方案，按人均40平米，全中国统计下来是人均30平米出头，网上的反对意见是说一个家庭两个父母代一个未成年子女三口人住120平米的房子，按这个界限不用交税，但是出现不幸孩子身亡，两个父母悲痛欲绝的情况下税务局的人上门说需要交房地产税了。我觉得按照这个假设场景是非常难办的事，政府管理部门依法征税确实得过去，因为你发生了变化情况，但是这是伤口上撒盐，不能光讲法上合理，一个和谐社会要争取处理好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在美国不会发生，为什么？它是管理成本最简单的，所有的信息清楚了以后普遍征收，中国不行，中国大量的官员房改房以后拿在手里这是他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和心理安慰，如果都走正道的话是有限的，京城一个司局级的收入一个月工资接近1万块钱，周末上有老下有小出去一趟他都要掂量掂量。所以这种情况下要考虑第一单位的扣除，但是如果出现前面举例子的尴尬情况怎么办，我认为是不是可以考虑更宽松一点，第一套房不征行不行，比如第一套房大到400平米，小到40平米怎么办？那就要讨论大家愿不愿意接受，不能再细化了。另外一个观点如果第一套房扣除，会激发普遍的离婚潮，父母变成一人一套房，这个情况我们已经领教过了，确实在有些城市出现排队离婚的场景。那么是不是可以再放宽一点，单亲家庭扣第一套房，双亲家庭口两套房，网上流出的香港就是这套方案，潘石屹当年说反正家庭的第三套房开始大家都是可接受的，这是接受度比较高的而且也相对宽松的方案，争取形成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提问：我是搜狐财经的，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增值税方面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增值税会有多少优惠，会为相关的上下游企业有什么调整，但是对于个人的获得感不是很大，如果把企业减税反应到消费者层面。
贾康：增值税标准税率往下降是对于一般纳税人的，一般纳税人是有一定规模和素质的企业，才能取得增值税发票，才能产业里边增值税规范的抵扣。小规模纳税人如果一旦发展到接近一般纳税人的时候，他跨过这个门槛之后看起来是要更规范地纳税，但是前后的客户可以形成更稳定的上下游联系，就可以乘势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好做强。但是整个社会里边一般纳税人的数量是比较少的，都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进入这个状态的，到了这个状态之下标准税率降低以后，企业的感受实际上有区别，因为从运行机制来说增值税叫间接税，税负不是直接落到纳税环节上的，它可能往后做转嫁，竞争之间企业的转嫁是把这个税负加到产品价格上，只要后边能接这个盘价抬的越到消化的税负就越多，那谁能把这个税负加到产品上去，这就要看这个企业了。竞争力强的企业对这种税收更觉得有能力通过加价往后边去转嫁，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只好自己吃下来，价格不变争取维持原来的市场份额，这种情况下就是优胜劣汰，无可厚非。而企业感受到的有差异的减税，或大或小的减负，那这个归宿在哪，归宿最后很大程度落在最终消费环节，到了最终消费该吃的吃，该穿的穿，该花的花无可转嫁了，流转税减税最终的受益者是消费大众，所以您关心的这个问题企业感觉到负担降低了，一般的老百姓这方面能受什么益呢？肯定是受益的，但是中国一般体现的是价内税，消费者看不出来买一个东西最终税是多少，未来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价外税，那个条上打出来商品价格多少，税多少，那个时候就看出来税降了。
那么这个好处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消费大众的成分如何，中国现在总体来说是中产阶级的发展阶段，但是整个社会的财政分配和收入分配不是枣核型和橄榄型，中国现在更接近于金字塔型，巨富为数不少了，但是是中国14亿人口的尖顶，下边有更多低中收入的社会成员，低中收入构成了消费大众主体，他们原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国库做了贡献。那么现在，他们必须承受的价内税的负担降低了，就使他们得到了实惠，得到了好处，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恩格尔系数比较高，以后会减少每个月最多的钱花在温饱的条件上，这样他们就实实在在得到了好处了，希望各位媒体能够好好宣传这个阶段。
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耐心聆听。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