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加徵關稅，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上發表了不少言論，令其貪婪的商人形象躍然紙上。利益至上，固然是商人的本性，然而治國若此，則難免以小利而亂大謀。作為政治家來說，要用歷史和發展的眼光看問題，這對學養不足的特朗普來說，顯然是無法企及的目標。商人的精明注定無法代替政治家所需要的遠見卓識，這也決定了美國無法從這場由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挑起的貿易戰中全身而退。
香港商報記者 李穎
商人眼光難有政治家遠見
上周五，美方對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產品加徵關稅從10%升至25%。在第十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舉行前夕，美方這一極限施壓策略引發全球輿論反彈。
在特朗普眼中，只看到加徵關稅將帶來一年5000億美元的進賬，並認定選民們將因此而投他一票。特朗普在推特上得意忘形的自言自語，除了一再暴露其缺乏經濟學常識之外，也讓世人認清其無緣成為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
美國《華盛頓郵報》就曾指出，特朗普的世界觀同他對自己商業生涯的看法類似——一場殘酷的零和遊戲，在這個遊戲中，惟有強者才能贏。但是商人思維，更應明白在生意中必須互有退讓，才能合作共贏，一味極限施壓只會適得其反。
美國是中國製造業經濟的受益者，相信美國消費者對此深有感受。在中國依靠製造業推動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同時，美國民眾也享受到物美價廉的生活用品。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製造」是過去十數年美國物價保持穩定的重要保障。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那種認為關稅只由外國生產商支付的觀點是謬誤的，美國消費者也將為此埋單。相信關稅是對外國人徵稅，如同相信消費稅是對沃爾瑪徵稅。」
全球產業鏈調整非一日之功
特朗普向中國徵稅的一大理由是中國工人搶走了美國工人的飯碗。將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失業歸咎於中國，顯示特朗普的認知水平遠在常識之下。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流失，是因為遵循國際分工的雁陣模式，美國以其技術進步和比較優勢佔據了產業鏈的高端，將附加值低的低端製造業淘汰至亞洲地區。在上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以及新加坡、韓國，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便是承接了美國等發達國家製造業的產業轉移，一躍成為亞洲發達富裕的地區。從上世紀90年代後，全球製造業再度轉移至中國等其他發展中國家，各國彼此合作，形成了全球化配置資源的國際市場和國際分工體系。
全球化走到今天，在全球配置資源早已成為跨國公司將利潤做到最大化的法寶。美國想打破已長期形成的國際產業鏈條，甚至將製造業產業鏈悉數搬回美國，注定是違背國際產業發展和市場規律的幻想。
如今，美國已宣布向中國價值2000億美元產品開徵巨額關稅，此舉必將令多年來形成的全球產業鏈面臨重大調整，利益分配格局也將重新洗牌。但在這樣的調整和洗牌中，受到衝擊的絕不僅僅是中國的企業。
在現有國際分工下，美國消費者所需要的大量進口商品，美國自身已無力滿足，即便不從中國進口，也要選擇從其他替代國進口。在這一重大調整過程中，將給全球產業鏈上的美國企業和需求終端的消費者帶來極大的不適應。這種不適應，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斷爆發，並持續發酵。畢竟，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數十年功夫形成的全球產業鏈，豈是短時間內就能夠重建的?
事實上，在中美貿易中美國受益更大。數據顯示，在中國的中外合資企業向美國的出口量，遠遠大於中國的國有和民營企業。特朗普向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將令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首當其衝，深受其害。
美國向中國加徵關稅的做法，不但傷及中國，也將令全球經濟陷入倒退，美國自身也不能全身而退。
中國迎接挑戰練好內功
正如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所說，中美貿易談判並未破裂。結局未定，仍有轉機。但中美貿易談判注定是一場持久戰，指望短時間內達成協議並不現實，對此必須有充分思想準備。
在貿易談判上，我們不是第一次與美國打交道。從1985年提出中國加入WTO世貿組織的談判，到最終談成便與美國談了十幾年。在這場持久戰中，中美雙方的應對策略與力量對比的變化，也將時刻影響談判的最終結局。
歷史經驗證明，美國在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之後，即便美國政府達到了遏制日本製造業出口的目的，美國的產業競爭力也幾乎沒有提高。更令美國始料未及的是，日本受到美國遏制的產業卻愈發強大，更早實現了全球化。這對中國的應對帶來了啟示。
劉鶴表示，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的確，中國內需市場廣闊，貨幣和財政政策迴旋餘地大，經濟韌性足。若能以此為契機，修煉內功，全力轉型，以改革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未必不是將壞事變成好事。
過剩的產能需進行必要的出清和淘汰，現時中國製造業開工率不足70%，有30%的冗餘，對此不應再進行補貼。一味地保護個別部門和群體的利益，可能最後付出的代價較大。如果我們能夠通過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市場化體制，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讓中國經濟的質量行穩致遠，我們將擁有更多的談判底氣，也將最終贏得這場持久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