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鄭月娥18日承認，政府在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有很多不足，她需要負上很大責任，並向全港市民真誠道歉。林鄭月娥誠懇致歉，主動承擔修例風波中政府的責任，相信可以獲得社會各界的接受、諒解和尊重，相信理性持平的市民願意與林鄭月娥同行，放下對抗，修補撕裂，為香港繁榮穩定和港人福祉，重回集中精力謀發展的軌道。但這場風波中的對立者、對抗者，那些肆意妖魔化修例、危言聳聽誤導善良市民的政客，那些頻繁跑到美國和西方乞求外力乾預、甘願以香港福祉作外力棋子的政客，那些借和平遊行搞暴力衝擊、破壞法治的施暴者，是否要承擔製造激化矛盾、撕裂社會的責任，是否也應該向全港市民道歉？功過可以由歷史評說，但當下不能講清是非，又談何真正的相向而行、彌合撕裂？

　　講是非，首先必須講明，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草案，初衷是為了堵塞法律漏洞，彰顯法治公義，令香港有法律依據打擊跨境犯罪，符合國際慣例；而且在聽取民意之後，為了消除不必要的疑慮，政府作出了兩次修訂，提高移交門檻，進一步保障人權。政府的努力，不僅合法合情合理，更有利鞏固香港法治之區的形象，這些有錯嗎？沒有錯！政府的不足和失誤隻有兩點：第一，麵向普羅大眾的、有針對性的解釋，不夠全麵、深入、細緻；第二，對於普羅市民受到各種刻意的謊言、抹黑和恐嚇的誤導，產生揮之不去、越來越強的憂慮，政府未能充分預見和評估。這兩點不足，是政治敏感度缺乏，也是對民心、民情的變化把握不夠。

　　林鄭月娥的道歉，正是基於這些推動修例工作中的不足和缺失，以香港和港人福祉為念，以最大的善意主動承擔「很大部分責任」，希望社會盡快回復平靜，放下紛爭，重新聚焦更重要的經濟和民生工作。林鄭月娥的道歉，顯示出內省己過的真誠、大局為重的擔當，獲得很多社會人士的尊重和理解，包括六宗教領袖、總商會等各界人士都呼籲，社會各界應接受林鄭月娥的公開致歉，停止對立，風波應告一段落，讓香港盡快回復正常。

　　但回顧風波發展至今的歷程，正當的、不斷完善的修例工作受到越來越高漲的挑戰，最終引發連場大規模遊行，更有人借遊行發動對公權力的挑戰和衝擊。很多理性公道的香港市民不禁發問：這一切，僅僅因為特首和特區政府的上述不足和缺失嗎？

　　首先，要問一問反對派和激進派政客。從一開始提出修例，反對派就罔顧基本法理和事實，將「送中惡法」、「人人是逃犯」的汙名加諸修例頭上，「一旦通過修例港人隨時墮入法網、送回內地受審」的恐嚇甚囂塵上。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妖魔化修例，扭曲抹黑內地司法製度。這些言行已經不是就事論事、以法論法，而是帶有強烈政治企圖的煽動文宣。正是這些政治文宣，放大了、推高了單純而善良的香港市民對修例的憂慮，令社會對立尖銳化。這些扭曲抹黑修例的政客，難道不用為造成今天的局麵負責，難道不應向公眾道歉？

　　其次，還要問一問反對派和激進派政客。修例是香港內部事務，有任何分歧本應該透過內部協商溝通化解。但偏偏有不少反對派中人，在當前中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為了反修例，接二連三去美國、西方國家「告洋狀」，尋求外力撐腰，不惜要求外力製裁香港，乃至尋求直接製裁支持修例的政界人士，威脅取消香港獨特的國際、經濟地位，以外部巨大壓力逼政府撤回修例。這種壓力，加深了市民、包括工商界的不必要憂慮。這些不顧港人福祉、甘當外力棋子的反對派政客，難道不用為造成今天的局麵負責，難道不應向公眾道歉？

　　第三，更要問一問挑戰法治的煽暴者和施暴者。在這次修例風波中，激進勢力、獨派勢力，借市民表達憂慮的和平示威，肆意煽動、策動和進行暴力衝擊，攻擊警方，挑戰公權力，製造流血衝突，令香港的法治和社會秩序遭受重創。這些人除了應受到法律製裁之外，在道義、公義層麵，難道不用為造成今天的局麵負責，難道不應向公眾道歉？

　　隻要客觀地看這場風波，理性、公道的香港市民應該可以判斷，今天的對抗、衝突、撕裂局麵，絕對不是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方麵一手造成的，那些出於政治利益誤導市民、尋求外部勢力乾預、搞暴力衝擊的人，也必須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在，林鄭月娥已經真誠道歉，尋求市民諒解，就是不想香港再撕裂、矛盾更激化，希望香港重新出發。反觀那些同樣要為風波負上不可推卸責任的反對派、激進派政客，不僅沒有因為林鄭月娥的道歉而有所收斂，不僅不反省自己的責任，反而得寸進尺，提出包括懲辦執法者、釋放所有施暴疑犯等無理要求，企圖延續並且掀起更大的政爭。

　　功過可以留給歷史來評價和定論，但是非必須在當下說清楚。如果說此次修例風波，政府和反對修例的對立雙方各有錯誤，那麼就應該承擔各自的責任。在這場風波中所有應該承擔責任的人，都應該出來真誠道歉，將心比己，放下對立，互相展示善意和誠意，才能真正達至和解、修補撕裂。如果是非黑白不清不楚，該承擔責任的不承擔責任，還要得寸進尺，延續政爭對抗。這樣的結果勢必令香港永無寧日。善良明智的港人，應該明白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