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報網訊】昨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深圳舉辦「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國際研討會。會上，英國專家、國際法教授安東尼·卡蒂，對於外部勢力干涉香港內部事務的行為，中國採取一些反制措施是符合國際法的。安東尼·卡蒂談到以下三點，在香港事件中，應用國際法必須考慮到當地實際情況；對於國際法，中國和西方有各自的看法；我們要看到中西方文明的差異，才能理解和克服雙方對於國際法本質的意見分歧。

　　香港的實際情況就是，全國人大提出國家安全方面的立法，是緣於香港特區從2019年6月起一直持續到當年12月的極端暴力行為，其暴力的程度已經超出合理的警力所能管控的極限。根據香港特區基本法，特區有責任通過國家安全相關立法，但香港當地的相關立法一直受到政治分歧的阻撓，當地人民也舉行激烈的抗議反對任何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需要指出的是，英國和美國在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有更多考量。這些國家聲稱，中方推進國家安全立法就是要廢除香港的高度自治地位，是對基本法和聯合聲明的無視。這些說法不僅毫無根據，還體現出這些國家對去年香港暴力事件的漠視和回避。在審視這些無端指控的時候，我們有必要看看美國國務卿的一些論調：他認為中國是共產主義專制政府，國際社會對此已經容忍了太長時間。也有必要看到所謂學界的觀點，比如說香港科技大學一名學者發表的一篇文章；還有一名教授，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名美國華裔教授在洛杉磯時報上發文，聲稱香港的烽火會延燒到全世界。文章指出，香港人民已經有了獨立意志，他們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保衛香港就是保衛西方世界。由這些論調可見，針對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尖銳抨擊、仇恨言論和蓄意醜化正在全球蔓延。這影響到美國給予中國香港地區的所謂特殊待遇。英國首相也有表態，當然我想他應該不是認真的，畢竟他是鮑裡斯·約翰遜嘛。英國首相鮑裡斯·約翰遜說計劃向持有BNO護照的港人提供簽證便利。這個邀請至少覆蓋了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人群，大約300萬人口。這些刻薄言語和仇恨言論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這就是香港的情況。這種對於中國的醜化和抨擊在新冠疫情期間也有體現。有些論調說新冠病毒是中國的疾病、中國的陰謀，中國試圖通過削弱和感染全球來搶佔世界霸權。同樣，在看待中國科技進步和華為公司等問題上也有體現。

　　現在我講一下國際法的情況。我們說的國際法，是基於1965年和1970年先後兩次聯合國大會決議形成的國際法一般原則。它明確禁止任何武裝干涉、或以任何形式干涉他國內政的做法。它的表述很明確：完全禁止通過提供軍事、金融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來顛覆他國內部秩序的一切嘗試。這種禁止是完全的、絕對的。其語言的表述也是絕對的，並不允許任何例外情況存在。這條禁令得到了國際社會全體一致同意和接受。中國完全可以援引這些決議來向美國和英國問責。

　　很明顯，把大量或整個香港人口移民到英國將構成對香港內部秩序的顛覆。同樣明顯的是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中關於香港的烽火會延燒到全球的論調表露出具有顛覆性的團結精神，其初衷就是要擾亂香港社會。另外還有1981年宣言給出了更明確的定義：宣傳、醜化、詆毀和誹謗一個國家，散播恐慌，秘密派遣特工和官員進入他國煽動內亂和不和，這些都是違反國際法的。我前面提到了仇恨言論，我認為當前針對中國的有些議論就是仇恨言論。國際法方面當前正在探討一項杜絕仇恨言論的禁令，在言論和集會自由方面適當引進一些紀律。我認為，通過觀察香港問題，我們可以很明確地察覺此類攻擊性言論，它不僅來自香港抗議者內部，也來自支持香港的國際輿論。一些西方國際律師對國際法在這方面的發展持保守態度，舉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我們可以看看《馬克斯·普朗克國際法百科全書》中關於合法和非法干涉內政的詞條定義。《百科全書》中寫道：任何國家或任何人均有權對其他國家就其如何處理其內部事務做出任何符合事實的批評，只要他們可以證明這種批評是客觀的。歐洲領袖網智庫有一項課題研究當前俄羅斯與歐洲之間的衝突，俄羅斯方面的觀點是希望看到對它的批評都是絕對真實並可以用事實來證明。但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情況就是：在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和種族主義的背景下，人們甚至對於何謂客觀、真實的評論都無法達成共識。因此，圍繞著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概念，國際法存在一個解釋不足的問題。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堅持善意，杜絕仇恨言論。下面我要進入第三部分。

　　在演講的第三部分，我要講一下中國如何理解國際法中關於干涉他國內政的闡述。我要從文明層面講起，我認為從這裡出發可以解決中西方對於國際法的一些分歧。我對中文文本的研究完全仰仗我的同事（沈紅音譯）的翻譯。我們一起研究了歐洲文明和中國文明的一些文本。具體來說，為了理解何謂好的漢語表達，我們參考了劉勰的《文心雕龍》；為了理解西方表達，我們參考了亞裡士多德的論述。我本人是西方人，我不是中國人。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很有限，我的同事（沈紅音譯）幫了我很大的忙。我希望大家考慮到我的這個情況。我們研究了北京一位國際法專家邵沙平的中文著作，碰巧我本人也認識邵教授，特別好的一個人。她提供了關於非法干涉內政的一種中國視角。她不僅研究了聯合國的文檔，還將不干涉內政的規定跟萬隆會議的基本原則聯繫起來。核心的一點就是國際法與人際關係有關，而人際關係的基礎是尊重。這個尊重的概念關乎善意，關乎人與人之間全面、和諧的關係。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明白，通過詆毀、誹謗、宣傳來煽動他國國內矛盾、破壞其國內秩序這種行為並不屬�尊重的範疇。劉勰關於文明話語的定義在外國人看來很陌生、很難懂。但他大概的意思是：中國文化中話語的概念可以回溯到儒家思想，它是一種道德的話語、一種個人的話語。在這個話語體系裡，個人和群體追求用主觀和富有情感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感受，表達他們的自我認知和待人接物。這種話語不是對抗性的，也不是分析性的；它是委婉的、詩意的、有文學性的。這種話語給談話對象留下了理解和揣摩的空間，使得人們可以通過敏感的、感性的和富有技巧的方式與不同意見者達成共識。亞裡士多德在《修辭學》裡體現出來的則是不帶個人色彩的、非常講邏輯的、非常理性和非常具批判性的話語風格。他喜歡辯論和辯證法，他喜歡挑戰別人、批評別人。在他看來，為分歧和辯論建立一個理性的、尊重事實的、有邏輯的出發點很重要。通過研究這些著作，我們認為這兩種話語體系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明，它們總是持續不斷地捲入衝突，貿易方面的衝突、新冠疫情方面的衝突，等等。現在關於國家安全又有了分歧。我並不主張西方應該服從於中國，或者中國應當服從於西方。但我建議雙方要有耐心去理解，去認識到文明上的差異會導致對法律本質的意見分歧，我們需要通過合作來理解和克服這些分歧，而不是用仇恨言論去攻擊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