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人心中，大多有一個除暴安良、扶弱濟困的俠客夢，它們被訴諸筆端，成就了一部部詠俠之作。然而，俠文化在中國正統文學的殿堂里卻并不曾有一席之地，韓非子的一句「俠以武犯禁」更是將俠文化推到了與法統秩序對立的位置上，歷代史家亦極少為之記。「俠」到底是一群怎樣的人?歷史中真實存在的俠，和文學形象中的俠是否一樣?香港商報記者杜潔菡
正史為何鮮有俠踪
文學史上第一個為「游俠」立傳的人，是太史公司馬遷。根據他的記述，最早的「俠」產生於禮崩樂壞的戰國時期，但他們并不是如今世人所熟悉的孤獨的、形單影隻的瀟灑劍客，而是豢養著一大批武士的組織領袖和霸主，戰國四公子(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就是典型，他們以千萬名門客構成的個人勢力為君主效力并從中得到好處。太史公筆下的這個群體，「其行雖不軌於正義」，卻有著「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的俠肝義膽，令人「莫不延頸願交焉」。
到了漢初，「俠」已發展成為勢霸一方、對皇權構成潜在威脅的力量，如司馬遷在《史記狺游俠列傳》中就寫漢代第一個游俠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那些人都是由於種種原因而被政府緝捕者，其中還有漢高祖劉邦親自命令通緝的人，并明言「敢有舍匿，罪及三族」，但朱家就有膽把他藏了起來，令「天子切齒」。
因被視為與朝廷對抗的异端，終兩漢一代，游俠都是皇權誅殺、打擊的對象;加之隨著獨尊儒術的推行和皇權的高度集中，民間尚武之風逐漸衰微。至東漢時期，俠的勢力已是一蹶不振了。相應地，自《史記》《漢書》以后，中國正史中再無游俠列傳。
徐悲鴻畫《田橫五百士》，謳歌“士為知己者死”的俠義精神
文人尚豪俠以代英雄
唐朝中晚期，文人寫俠之風再度興盛。俠義傳奇小說就是在此時期流行起來的。宋人所編的《太平廣記》中收錄有唐五代傳奇小說21則，包括《虯髯客傳》、《霍小玉傳》、《聶隱娘》、《崑崙奴》等名篇，塑造了崑崙奴、黃衫客、聶隱娘等俠客形象。例如，《崑崙奴》寫崔生與一歌妓紅綃相戀，無由相會，幸得老僕崑崙奴磨勒幫助，有情人終成眷屬，后來磨勒在圍捕中「持匕首飛出高垣，疾若翅翎，瞥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又如《虯髯客傳》寫李靖與紅拂私奔，途中結識豪俠張虯髯，后同至太原一起結識了李世民。虯髯本有爭奪天下之志，見李世民神氣不凡，知不能匹敵，遂傾其家財資助李靖，使輔佐李世民成就功業。值得一提的是，唐傳奇小說中的俠來自三教九流，個個身懷絕技、愛憎分明，他們的行動已由漢代以前的集體性轉向了個人，后世「武俠小說」所突出的「武」字於此已具雛形。
唐中晚期，另一個與「俠」有關的文學現象是大量詠俠詩的出現，如邊塞詩人高適在《邯鄲少年行》中寫道：「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里。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報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常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有詩佛之稱的王維也以「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的語句，道出了對俠客的崇敬和嚮往。
可以說，詠俠詩的流行，表明「俠」已漸漸地被抽象成一種精神氣概。后來，無論社會地位與身份，只要符合俠的精神氣概與人格範式便可獲得俠名，如《宋史》中《儒林》、《文苑》兩傳就出現了以「俠」著稱的士人。這實際上都是報國無門的文人將建功立業、救人危難的抱負投射到「俠」的身上并訴諸筆端的結果，但這種思潮對明清的社會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儒俠演繹的人心之變
明清后期，受動亂時代和以科舉出仕渠道受阻的刺激，士人「談兵論劍」之風氣更盛。以明代大儒王陽明為例，黃綰《陽明先生行狀》說他「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王龍溪《滁陽會語》說他「英毅凌邁，超俠不羈」，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也說他「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將其酷愛之任俠與騎射、辭章、神仙、佛氏并稱「五溺」，可知王陽明早年豪縱不羈的任俠情結。
在史家眼中，另一位將儒俠精神演繹到極致的，便是作為「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譚嗣同。摯友梁啟超在《譚嗣同傳》中說他「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除卻能劍善武，他的任俠主要表現在結交俠士一層，梁《傳》說他「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譚嗣同在獄中寫下了絕筆詩《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此處之「崑崙」與梁《傳》中提及的「俠士」，說的都是譚嗣同的刎頸之交大刀王五，他們一起為報國和報光緒的知遇之恩而寧死不降。
「尚俠的精神潜入文人學士的靈魂深處，而且彌散在整個社會，影響及至各階層、各行業的人，甚至連娼女也偶有俠名者，明清時期武俠小說的極大繁榮正是這一社會現象的最佳寫照。」台灣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王鴻泰此前在香港進行學術講座時如是說。清后期出現了大量描寫「正義」的公案、俠義小說，如《綠牡丹》、《兒女英雄傳》、《蕩寇誌》、《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大八義》、《小八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小說中的俠客或憑藉一己之力或投靠清官以伸張正義，很大程度上就是文人欲救民於水火、使生靈免遭涂炭的濟世情懷之投射。
不過，辛亥革命至近世以來，「俠」懲強除惡以濟世的故事已不再是文學創作的唯一主題，俠義小說中描寫道德冲突和愛情冲突的線索逐漸增多，「俠」的性格和命運較唐宋明清的「前輩」更具复雜性與矛盾性。這既反映出近世文人觀念的演變，也表明了武俠小說的功能已由傾訴文人心聲向娛樂大眾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