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

　　胡润百富榜日前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称，在该榜发布的15年里，有27位上榜富豪犯罪入狱。统计发现，这些“问题富豪”中，超半数人年龄在40到49岁之间。而贪污贿赂、侵犯财产和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是富豪出问题的三大主因。

　　胡润百富榜变“杀富榜”或称更富娱乐性的“杀猪榜”。其实，这是一种误导公众的浅薄隐喻——数据显示，15年里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富豪人数为2188位，其中98.5%的上榜企业家在带领企业健康发展，27位“问题富豪”仅占上榜总人数的1.2%。

　　由是观之，“杀富榜”堪称舆论场哗众取宠的噱头，“问题富豪”隐喻的是时代逻辑，而非现实宿命。当然，并不排除还有尚未“东窗事发”的问题富豪，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法治健全，问题富豪的数量将渐趋减少。

　　从“问题富豪”发迹和倒霉的路径看，他们的创富经历，与其说是弄潮市场的传奇，还不如说是原始积累的资本冒险。他们游走于市场模糊地带，打法律擦边球，玩官商合谋游戏，因此其财富积累蕴蓄着资本的原罪。刀锋冒险，难免自戕害己，“问题富豪”的结局早在其踏出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步时就已注定。

　　当然，也有舆论常认为“问题富豪”是时代悲剧。有些富豪的落马，有时被人猜测是被公权力或者特定官员算计；有些富豪则是在法治不健全时因资本欲望过度扩张而遭秋后算账……但是，权力寻租或官员贪腐现象绝非资本勾结权力的理由。而且，落马的高官数量绝对不少于“问题富豪”。是资本贪婪为权力贪腐算计还是失范官员给落马富豪殉葬，这是很难说清道明的“鸡与蛋”悖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官商合谋和权钱勾结，在中国市场经济进程中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发酵为舆论的“仇官”和“仇富”情绪，不走正道的资本和权力难辞其咎。

　　权力与资本，有法治约束，才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沧桑考验。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传统的道德教条，须升华为常态约束的法治轨道。而这，仅靠法制文本也是不行的，还要引入现代企业管理，以现代经理人制度刺破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有着顽固轻商忌商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引入市场经济的草创期，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权力对创富资本，在公被视为政绩工程的道具，从而给予其法治规则外的优惠；在私则视为官员个体对富豪本人的施舍。因而，官商异化的利益关系得以形成，使得资本不得不通过回报官员的方式输送钱物。然而，贪腐公权力必然导致“问题富豪”东窗事发；反之亦然。

　　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确立，亲商敬商传统必须形成，尤其在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占比七成的现实下。斩断资本与权力的畸形利益关系，首先要明确民营经济的市场主体地位，让民营资本有更多发挥正能量的空间。让权力之手尽可能少管市场，让资本按市场规律谋取合法利益。

　　市场、权力、资本，都存续于理性分际的社会空间，各安其分的富豪和官员又如何勾连在一起呢？(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