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自1919年爆發至今已有95年。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在北京以及中國各大城市造成了巨大冲擊，對中國現代史亦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在遠離北京的香港，「五四」又引起了怎樣的回響？這是過往「五四」研究史的一片空白。上周，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助理教授陳學然博士攜其新著《五四在香港》出席香港中華書局及香港史學會聯合舉辦的「似曾相識的香港」系列講座，帶讀者、聽眾走近那一段眾說紛紜的歷史。香港商報記者杜潔菡

    新文化之春未綠香江岸

    1919年5月4日，2000餘名北京學生高喊「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走上街頭，抗議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并要求取消與日本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學生的愛國熱情得到各界支持，迅速發展為全國性的反日運動。

    彼時，遠離中國政治中心的英國殖民地香港，又是怎樣一番情景？過去幾十年來，本地的歷史教科書一致記述說香港亦掀起了大規模反日運動，甚至發生過三艘日本軍艦威嚇的事件。然而，陳學然博士的研究卻有新發現，他說：「當學生的街頭運動在內地如火如荼地發展時，香港社會幾乎與那種激進的氛圍絕緣。從政治層面看，香港在1919年的確發生過幾起零星的反日事件，其中最引人關注也不過的是陶英學校9名未成年學生舉著寫有「國貨」二字的雨傘上街的舉動，他們隨即被拘捕與審訊。在文化層面，「文學革命」并未能在當時的香港發生什麼作用，本地甚至反其道而行推動起舊文化運動。」

    他指出，有三股勢力共同作用隔絕了「五四」思潮波及香港。其一，反日問題處理不善最終可能演變成排外運動，這恰是英國殖民者所忌諱的。同時，英日結成的同盟依然生效，雙方約定共同對抗俄羅斯在遠東及中國的利益，一方有難時盟友需給予支持，這也決定了英殖民地政府不可能容許香港發生大規模反日運動，所謂「三艘日本軍艦抵港」乃是歷史誤讀。其二，罷工、罷市不符合本地華人商界精英的利益，是以他們也不支持運動。其三，流亡香港的清室遺民把當時中國種種社會變局視為亡國亡天下的思想文化危機，他們因此反過來更熱心地在香港一隅推動傳統文化的復興，如建立漢文中學、籌辦港大中文學院及孔聖堂及印行大量古書經籍，目的就是要與內地的社會人心有所區隔。在此社會氛圍中，香港青年一代對「五四」運動在文學革命、思想解放乃至社會改造、政治改造層面的內涵知之甚少。是以，以「德先生」、「賽先生」為旗幟的思想啟蒙或新文化運動，初時并未在香港引發多少回響，以致魯迅1927年來港講學時譏之為「英人的樂園」。

    复雜的南來者

    本地開始有所謂紀念和繼承「五四」精神的訴求，是在大批文人為避抗日戰爭而南下來港的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南下的文人中有不少是兼涉政學的特殊人士，保持書生報國之理想，在港從事團結全民抗日救國的工作。他們在港表面上從事文藝，實質上是在做政治宣傳工作。所以，回顧1940年前后數年的『五四』紀念活動或文獻時，會發現出現在香港的紀念文章之論調與內地完全相同。它已演變為一個鼓舞青年團結抗日的精神圖騰，黨國最高層用來凝聚青年力量，以占取政治利益。」陳學然說。1939年，5月7日，本港多個青年團體共千餘人在政黨策動下舉辦了青年節慶祝活動。值得注意的是，當天禮堂內懸挂的是「黨國旗及總理遺像」；主辦紀念大會的李政耀更指出「我們要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頒布的青年運動周，我們香港青年是中國青年的一部分，所以我們須要和全國青年團結起來……」

    不過，隨后的1941年到1945年，由於日軍侵占香港之故，本地的「五四」紀念幾乎絕跡，直至1946年5月4日才再次見到有報紙刊發相關紀念文章。而此時，國共內戰已全面爆發，兩黨均以「五四」倡導者和繼承者自居，將「五四」作為爭取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人心歸向的思想戰場，互相韃伐。作為上海與廣州之間的航海中途站，以及國共兩黨溝通海外或輻射華南軍政活動重要據點的香港，思想的交鋒更為頻繁。

    陳學然說：「20世紀20年代與香港絕緣的「五四」運動，從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開始在香港蓬勃而興。但是其中的本地化演變軌跡并不明顯，它乃隨著國家危機而被國家機器所吸納和運用。這也反映出香港的地理、文化特色。」

    當香港變成「思想戰場」

    1949年后，香港繼續上演不同黨派、不同政見人士以「五四」為名的論戰，它與香港的關系也漸漸呈現出由遠及近、由國家到本地化的發展趨勢。最難得的是，20世紀70年代，正當兩岸為政治強人管制下的知識界喪失「五四」批判精神時，其愛國、尊崇民族文化和反帝反專制的思想本質和精神傳統在香港終於結出了花果彼時，香港的青年學生群體舉辦了多場「五四」紀念活動，他們以「五四」為批判現實的概念工具，熱切關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國民身份、港人身份認同問題。

    陳學然總結說：「在平時內地、香港無風無浪的日子里，『五四』運動的相關紀念活動或文章相對而言較為冷清。但只要內地或本港發生了一些特別事件，『五四』的話題便會重新激活，如1939年的『五四』紀念因應日本侵華，1949年因應國共內戰，1968年和1969年因應『六七暴動』，1972年因應『保釣』等。95年來，『五四』既是一個容納各種學說和思想綱領的百寶袋，能夠在不同時期找到為世所用的思想武器，同時也是一把萬能鑰匙，能夠開啟通往各種思想和主義的大門。在連串复雜的詮釋話語背后，我們看到了香港與內地之間存在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直至今時今日，只要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份沒有改變，『五四』的精神內涵在港人的思想世界里仍會是與時俱進地發展著。」

    曹汝霖非賣國賊？

    曹汝霖是被寫進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漢奸賣國賊」，但此評價卻有失公允。曹汝霖字潤田，清光緒二年（1877年）生於上海，成年后曾赴日留學，對他一生影響極大。他曾寫道：「日本人愛國心重，寧買日本粗品，不用舶來精品，無論何物，只要能自制，都是用國貨。我以為日本富強之源，即由於人人有愛國心也。」「那時（日本）國公設立不久，尚未實行普選，政黨競選議員，未聞有花偌大金錢者，甚至一錢不名而亦當選」。「五四運動」爆發時，曹任交通總長，與外交事務本不沾邊，卻成為學生要「算賬」的對象，乃因他是袁世凱時代的「二十一條」之主要經手人近百年來，內地歷史教科書一直把「二十一條」作為一個整體，認為袁世凱政府全盤接受了所有不平等條約。但事實是，「二十一條中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拒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但是，憤怒的學生還是在「五四」當日燒毀了曹的住宅。那天，游行隊伍中還有一位患有嚴重肺病的學生郭欽光，回校便吐血而死。學生領袖怕官方追究火燒曹宅之事，一口咬定是曹家傭人打死了他。他們覺得，既然曹是賣國賊，嫁禍於他并無不公；一面又可把郭塑造成為國捐軀的烈士，藉此鼓動全國青年再造革命聲勢。6月2日，聲名狼藉的曹汝霖黯然去職。「七七事變」后，日本人多次邀請他加入偽政權均被拒，不得已時才出任了新民印書館董事長及井陘煤礦公司董事長兩家商業機構的虛職，并未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什麼災難。1949年，曹汝霖赴台，內地刊發的通緝令說他「出賣祖國利益，抗戰后充大漢奸，先后擔任華北政務委員會會長，東亞經濟懇談會會長及新民印書館理事長」。曹聞訊多次申明從未出任過華北政務委員會會長，至於東亞經濟懇談會，「連這個會名都很陌生」，但他的辯解并未有機會傳回國內。對於「大漢奸」的身份，曹至死不認。

    史外雜談

    江青包餃子舊照

    江青留給國人怎樣的印象，毋庸多言。然而，美國作家特里爾卻以一支筆展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江青，他在《江青全傳》中寫道：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個年輕溫柔的女人……在延安時江青照顧毛澤東的身體、日常工作、洗衣做飯，幫助買東西，打掃房間。江青是北方人，好吃麵食，而且還包得一手好餃子。不論過不過節，江青包的餃子都特別講究形態美，有藝術細胞。

    紅色電影中的女特務

    在解放初期的「紅色電影」中，「反特」電影廣受歡迎，但里面最讓觀眾喜聞樂見的，并不是一臉正氣的革命同志，而是那些被塑造為大反派的女特務，她們的形象通常是嫵媚多姿、風情萬種，與「心靈的凶殘和肮髒」形成鮮明反差。

    越有女人味越是蛇蠍心

    老電影中的女特務多數具有姣美的容貌，穿著花旗袍，燙著大波浪卷，腳蹬高跟鞋，同當時主流意識形態鼓勵和提倡的是綠軍裝、國字臉的「中性化」革命女英雄形象截然相反。

    這種形象的設定有其歷史背景：「紅色價值」主宰了整個社會生活的時代，人們被灌輸以「不愛紅裝愛武裝」的審美觀，女性身上的任何一點「女人味」都會被視作「小資產階級情調」，都意味著政治上的不可靠、不過硬，是要招到批評和非議的。所以，現實社會中的女性普遍男性化，在发型、服飾上力求將「女人味」減少到最小限度，在言行舉止上也最大限度地向男性看齊。而既然「女人味」意味著腐朽、墮落甚至邪惡，那當然就要在「大反派」女特務的身上充分體現了。

    革命意志「試金石」

    女特務在電影中通常被安排承擔兩類「任務」，一是勾引男性共產黨員，為國民黨服務或者企圖竊取軍事情報，如《英雄虎膽》(1958年，嚴寄洲導演)中的阿蘭和李月桂，《永不消逝的電波》(1958年，王蘋)中的柳尼娜；二是在和平建設時期，潜伏在內地伺機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如《羊城暗哨》(1957年，盧鈺導演)中的八姑和梅姨，《霓虹燈下的哨兵》(1964年，葛鑫導演)中的曲曼麗。

    當然，革命同志有的是堅定意志，他們總能看穿女特務的壞心眼并能巧妙地擺脫。而且，在表現革命同志拒絕女特務的引誘時，還不能讓觀眾覺得他是在用革命意志和革命覺悟強壓慾望，而要讓觀眾覺得他壓根兒就沒動心。他需要以革命意志強行壓制的，是對女特務深深的厭惡感。

    時代語境下，女特務的出現，是為了烘托英雄形象的高大、偉岸、正派；其形象越是妖媚，就越能烘托出男英雄的正義和對黨的忠誠。

    現實境遇大多很悲慘

    體現「紅色道德」的紅色電影，當然不能讓大反派有好下場。女特務一旦被揪出來，導演必定會給她一個悲慘的結局以示懲罰，比如劇情通常會安排女特務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愛上了英雄，但英雄的愛情卻只留給與他同一個階層、願意和他一樣為革命事業獻身的「好姑娘」，最終女特務的愛情與事業都會在絕望中毀滅。這種戲劇化的敘事模式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給了老百姓情感上撫慰。

    現實生活中，女特務的扮演者也大多結局悽慘。在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中女特務柳尼娜的扮演者陸麗珠在「文革」時就慘遭批斗，因為她把女特務這一角色演得太好了，紅衛兵認為那就是她本人。

    愛情和人性的啟蒙者

    「紅色電影」中之所以需要女特務的出現，本意只是為宣傳和強化「紅色道德」服務，然而，女特務們卻在客觀上構成了對當時主流審美觀和意識形態的挑戰。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從女特務的頭上，知道了什麼叫波浪卷；從女特務的唇上，知道了什麼叫口紅；從女特務的臉上，知道了什麼叫涂脂抹粉；從女特務的衣著上，知道了什麼叫旗袍，什麼叫胸針，什麼叫高跟鞋……如此一來，那個時代電影中的女特務，竟鬼使神差地成了愛情和人性的啟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