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包括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在内的1500多名中国大陆红色特工远赴台湾，之后这个群体牺牲过千，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被刻在纪念墙上。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时隔60多年，家属得知侯文理的死讯后，将一份申请烈士的材料递交相关部门，但至今侯文理的烈士身份仍未获得官方审批。
纪念广场上一段碑文为侯文理们的人生做了注脚：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寻名
直到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纪念墙上，当侯媛媛的弟弟最终找到了爷爷侯文理的名字时，侯媛媛才完全相信了“部队刻上了他的名字，承认了他为国牺牲”。
2013年12月，在媒体报道的“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英雄名单”中，侯媛媛发现了爷爷侯文理的名字。“去把爷爷的名字找到。”侯媛媛嘱咐在北京工作的弟弟。
彼时，北京西山森林公园，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为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隐蔽战线工作牺牲的无名英雄，建设了一座纪念广场，并刻上了846个英雄的名字。
“爷爷侯文理50年代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半个多世纪没人知道，如今终于能告知天下了。”侯媛媛立即打电话给江苏邳州的父亲侯希贤和西安的叔叔侯希勇。
那天，侯文理居住在邳州和西安的儿孙们满怀希望：侯文理的烈士身份马上就有着落了。
为了给侯文理申请烈士，一家人已跑了两年。侯文理的确切死讯，他们三年前才得知。
2011年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追寻在台中共特工遗骨始末为两岸和平种善因》一文，公布了中共地下党和特工人员的无主骨罐名册，编号124号的正是侯文理，骨灰罐号为296。那时，侯媛媛就认
定名单中的人为爷爷侯文理。
5月4日，《环球时报》再次公布了《台湾戒严时期疑似政治受难者名册》，侯文理又名列其中：“姓名：侯文理，照片编号：296，籍贯：江苏萧县(现安徽萧县)，枪决时间：1958年7月8日，骨灰罐所在位置：2楼1排3层6号”。
侯媛媛立即联系了参与报道的记者薛小乐，得到了“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的邮箱。
李坤龙回忆，侯媛媛联系上他时，他并没有怀疑，侯文理的案情是其见过较特殊、复杂的，他印象非常深刻。
书信往返，侯媛媛的每次来信都让李坤龙觉得字里行间真挚感人，“她算是赚取我最多眼泪的家属，很少有受难者的第三代，对祖辈牺牲者有这么深的感情”。
李坤龙决定提供帮助，最终确认侯文理的遗骸安放在六张犁纳骨塔内。李坤龙将所寻的材料一并交给侯媛媛。这些材料包括两份国民党的判决书、侯文理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
收到李坤龙的材料后，侯媛媛并未立即打开，“虽然我从没见过爷爷，可是那一刻就是不敢面对”。在一名同事的陪同下，侯媛媛打开了文件夹，看到了侯文理被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后，50岁的她趴在办公桌上嚎啕大哭。
申烈
拿到李坤龙提供的材料后，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着，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将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申请追认烈士。“那是爷爷工作最久的地方，奶奶的军属关系档案也在西安。”
2012年底，侯希勇将侯媛媛寄来的材料打印了18份，一份交给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金花南路社区，一份交给了西安市东关南街街道办，“街道办说材料没问题，已经交给了区民政局”。
之后，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询问办理进度，并几次向区民政局补交父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的父子关系证明、父亲同事的证明等材料。从家到区民政局的路程需要骑车大半个小时，这一年，65岁的侯希勇往返不下30次。
2012年年末，侯希勇被告知，因为资料从民间而来，并不是从部队得来;且侯文理归总参人员，民政局无法为侯文理申请烈士身份，“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把材料交给了市里，但市里回复说省市级别不够给我们办理”。
西安的路走不通，侯家觉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萧县应该能行得通。
2013年夏天，侯媛媛和弟弟驱车将材料送往萧县，萧县统战部副部长、台办主任王静接待了他们。之后，王静曾致电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队开具证明，侯媛媛沟通后，侯文理所在的某部队将证明发至萧县相关部门。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建成后，侯媛媛再次将广场名单中有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萧县。材料都交齐了，侯文理的烈士称号却不了了之。
“总要有个结论，我们活着的人没什么，父亲为祖国的统一、为自己的信仰奋斗牺牲，国家不应该给他一个说法。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吗?”侯希勇觉得，只有受到了国家的认可，一名军人的灵魂才能得以慰藉。
侯家人这种想法，在寻找、搜集替侯文理申报烈士的材料过程中，变得越发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