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

　　直到解放后，一家人才知道侯文理是中共地下党，才知道他在国民党军队里，有个名字叫“侯璨章”。

　　1935年6月，19岁的江苏萧县人侯文理参军。侯文理走后不到6个月，在老家赵龙镇新庄村，他的第一个孩子侯希贤降生。

　　幼年的侯希贤并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模样。直到1945年，侯文理寄回一张照片。这张长约30公分，宽约20公分的黑白半身照里，侯文理“穿着军装，模样帅气”。

　　收到照片的那一年，侯文理的第一任妻子、侯希贤的亲生母亲曹氏病故。

　　第二年，侯文理从远征军的战场归来，11岁的侯希贤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以及和父亲一起回乡的继母张励凡和二妹侯希坤。

　　之后，侯文理带着妻子和四个儿女回到了其部队所在地西安。1946年和1947年，侯希贤的三妹侯希慧和四弟侯希勇相继在西安出生。

　　军队随着战争转移，侯文理一家也一直在迁徙。1947年离开西安后，侯家辗转上海、金华、杭州、南京、徐州等地。

　　大陆基本解放后，几名八路军来到家中，张励凡以为八路军此番前来是要逮捕侯文理，“吓得要命”。

　　随后，侯文理淡定邀请几名八路军入座，这才道出其真实身份，“不用担心，这是我们自己的同志”。

　　和几名八路军出去后不久，侯文理回来时一身国民党军官服装已换成了八路军军装。“父亲回来后，让母亲打开了平日里她出席各种宴会用的梳妆盒，底层居然有个夹层，父亲说，平常都是用母亲的梳妆盒送的情报。”侯希坤印象深刻，听完父亲的话，母亲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一家人后来才知道，10多年来，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侯文理，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军队里，他有另一个名字，叫侯璨章。

　　别名

　　战友曹艺很了解在国民党军队里的侯璨章。

　　曹艺的女儿曹景滇介绍，1937年，曹艺受命于朱德，作为共产党派遣打入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回到白区工作。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徐彬如指派侯文理，作为曹艺的单线联系人。

　　回到国民党军队后，曹艺为国民党辎汽六团少将团长。侯文理改名侯璨章，在曹艺部下任职，曾受训于国民党陆军辎重兵学校军官队四期。

　　为八路军建立机械化部队输送人才、物资，是两人在辎汽六团活动期间接受的任务。两人曾利用国民党的汽车部队，多次向延安运送革命进步青年，接送延安军政领导往返陕北道上。

　　1937年至1948年间，侯文理和曹艺随中国远征军一起到渑池、桂林、贵阳、河池战斗，其间更远征印度、缅甸，大败日寇后，又辗转昆明、贵阳、洛阳、郑州。

　　离开辎汽六团后，侯文理到了浙江龙游汤恩伯的二线兵团203师卧底，任该师中校警卫营长。1949年4月，侯文理同曹艺一起策动金华蒋军203师部队起义，并将机械化设备等交付给解放军二野。

　　之后，曹艺将军与侯文理两人先后到南京二野。当时的敌工部部长袁血卒安排侯文理进入大西南潜伏，做瓦解敌军机械化部队工作。由于密探密报，侯文理被特务抓捕。被捕期间受到酷刑，“侯文理没有透露过自己的身份及我党我军的机密”。因抓无实据，侯文理最终被释放。

　　1949年，解放军在大陆战场取胜的同时，舟山、金门之战却艰难至极，甚至失利。这一年，先后有1500名“红色特工”被派赴台，他们乔装成商人、难民、小贩、败军，混入数以百万计的迁台大军。

　　侯文理是其中之一。这年冬天，他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敌工部长袁血卒的指令，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

　　送别

　　1949年春节前夕，赴台前的侯文理回到了萧县老家，见了长子侯希贤一面。

　　“那天，父亲和我睡了一晚，枕在一个枕头上”，父亲搂着当时上小学六年级的侯希贤，告诉他需要到外面执行任务，可能要两三年时间，“父亲让我在家听爷爷奶奶、叔叔的话，好好念书”。

　　侯希贤总忘不了那个夜晚，他觉得父亲似乎有心事。父子俩聊到深夜，窗外月亮饱满，把院子照得发亮。

　　当时14岁的侯希贤不知道，这是他今生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一天后，在徐州火车站，29岁的张励凡带着三个孩子将丈夫侯文理送上火车。临上车前，侯文理分别亲了三姐弟，给妻子留下六个字——先保国，后保家。

　　此后不久，侯希贤收到了父亲写给他的唯一一封家书。侯文理除叮嘱侯希贤照顾好弟弟妹妹、做好榜样之外，还教育侯文理认真学习，为国家献力。

　　书信中，侯希贤被要求每天练习小楷、写日记。侯希贤认真遵照父亲的要求，直到师范学院毕业。这个沉默寡言的长子以这样的方式思念着父亲。

　　父亲离开后的日子，侯希贤将四页信纸带在身上。后经多次变故，侯希贤一度以为信件丢失。直至1955年秋天，侯希贤拿起一本初中物理课本，这封信从中掉落。

　　这封家书的落款是1949年9月30日，在侯文理落笔写信的第二天，在遥远的北京，一个新的共和国成立了。

　　苦守

　　侯文理走后不到半年，张励凡收到了侯文理来信，让张励凡到香港去。由于当时三个孩子年纪还小，“而且根本拿不出去香港的钱”，张励凡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次碰面。

　　之后，张励凡带着三个儿女从徐州回到西安。因家庭变故，原先的家财散尽，张励凡带着三个孩子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

　　从小家境优渥的张励凡不得不去找了保育员的工作，养活姐弟仨和老母亲。为了能够做饭取暖，当时6岁的侯希坤曾和外婆到很多单位大院外，捡没有燃尽的煤炭，拿回家烧火。收获的季节，侯希坤便和其他小孩到田地里捡麦穗，补充家里的粮食。

　　1958年，张励凡因十二指肠溃疡严重被辞退，家庭没了经济来源，侯希坤还没念完高一便退学在家。

　　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小儿子侯希勇的最大心愿是吃上一个夹膜。外婆把侯希勇带到街上的夹馍摊旁，指了指摊位上放的馍，“我以为她要给我买，没想到她指给我看看就拉着我走了，说看了就等于吃了。”

　　买夹馍的5分钱都拿不出，让当时9岁的侯希勇无比想念父亲。

　　1953年左右，张励凡找到侯文理所在的部队，这才知道侯文理去了台湾执行任务。可是，这样的“组织机密”，一家人并不能对外人讲。

　　几十年来，侯希勇家的小区院子里流传着风言风语，说侯家的父亲在外面找了人，不要老婆孩子了。张励凡一直沉默，不作辩解。一回到家里，张励凡就会告诉三个儿女，父亲绝不会在台湾成家，“母亲说即使父亲成了家也是任务需要，组织上安排的，不能怨恨父亲。”

　　一家人因此获得的“海外关系”，也让三女儿侯希慧分配工作时一波三折，更让大儿子侯希贤在文革中被关了三年黑屋。

　　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是侯文理的生辰，每当这一天，一家人过节时，在邳州的侯希贤总坐在桌子的一角，默默喝酒流泪。

　　在西安的张励凡一辈子最爱看的电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家人说，西安城里，无论哪家电影院在放这部电影，张励凡都会早早买票，一个人坐着看完。

　　“她每次看都会哭，然后跟我们说，‘你们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啊’。”父亲离开时不到两岁的侯希勇，对父亲没有深刻印象，但每看到母亲看电影时抽泣的背影，侯希勇总觉得心疼。“也不是没打听过”，侯家上下曾多次询问某部队，得到的回复是：组织也不知道侯文理的情况。

　　“我活了这么久，谁都见过了，就是没再见过你父亲，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样。”说完这话，张励凡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时间是2005年，等了56年的张励凡已年过耄耋，直到85岁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仍不知道丈夫是生是死。

　　“就差6年，奶奶就能知道爷爷的消息。”侯文理的孙子侯海波说，西安城南大雁塔附近有个武家坡，坡上有一孔破旧的窑洞名曰“古寒窑”，相传当年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丈夫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就是发生在此。

　　在侯海波眼里，奶奶张励凡比王宝钏更惨，王宝钏一生命苦，可最终还是等来了薛平贵，“我奶奶呢?直到走的那天也不知道爷爷早已经没了。”

　　答复

　　张励凡想过千万种可能，她没想到侯文理早在1958年就已被杀害。

　　1952年，侯文理混入保密局搜集情报。后因被人发现举报逮捕，自1954年开始，经过4年审判，1958年7月8日，侯文理最终被国民党以叛乱犯的罪名处以死刑，时年42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侯文理也没说出自己地下党的身份。“这样的革命者难道不是烈士吗?名字刻在纪念墙上了，还不是烈士吗?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就这么难?”侯家人不解。

　　今年5月14日，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综合科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此事称，对侯希勇提交材料的事有印象，其材料并非区民政局退回，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

　　“他这是涉台的，省里没资格审批，需要民政部来审批，需要由他的单位总参来提交申请。”该工作人员称，区县没有申报权，但区民政局已经将侯希勇的申请打报告给市民政局，“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符合条件，但涉台需要部级来评烈。”

　　西安市民政局优抚安置处处长辛女士表示，侯文理的情况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过，所以需要向省民政厅汇报情况，再看怎么处理。辛女士称，市民政局并未收到侯希勇的资料，“区民政局可能是对政策吃不准，只是把情况口头上报了，市里并没有见到材料。”

　　辛女士称，市里需要跟侯希勇了解情况后，再按照程序审核资料，“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跟省厅汇报，处理好，如果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烈士认定是没问题的。”

　　5月15日，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议，将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给了街道办。

　　义人

　　帮助侯媛媛一家找到侯文理骨灰的李坤龙，也是当时台湾这场政治事件的受害者。

　　李坤龙是台湾云林人，其父1952年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他仅4个月大。2005年起，在另一位受难者后人郭素贞的提议下，深知失去亲人痛苦的李坤龙开始义务收集政治罹难者的档案。为了能让这些当年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轻人遗灵重返家乡，他做了大量收集工作，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的档案。

　　2010年7月21日，侯文理的木制骨灰盒在骨灰罐整理行动中被发现在纳骨塔内。

　　近些年来，除了侯家，李坤龙也一直在帮助其他在台罹难者的大陆家属，目前为止，他已帮助11名受难者家属在台湾找到骨灰。

　　罹难者家属中，让李坤龙印象深刻的是刘光典的家属。刘家姐弟三人带着勺子，一人一个小绒布袋，每个人从骨灰罐中舀出一部分骨灰，将父亲带回北京，“看着就想流泪”。

　　在李坤龙印象里，在其帮助找到的11名大陆受难者骨灰中，只有李朋、汪声、周一粟、刘光典和殷启辉5人被大陆相关部门评为了烈士。

　　“派出的工作人员失去联络，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叛变，二是牺牲。当时通讯断绝，两种可能无法得到证实，政治身份也就无法确定。”此时，枪决的照片和执行公文书(判决书)等资料是最直接的证明，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成了申请烈士的最大障碍。

　　牺牲的台籍地下党则更难获得烈士身份。李坤龙所掌握的台籍遇难地下党人员中，只有张志忠一人被评为共产党烈士。当时两岸通讯断绝，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来不及将党员名单送回大陆，认定很难找到依据。

　　李坤龙说，目前协会发现的大陆受难者中，只有极少数人的骨灰被家属找到接回。这也说明，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获得烈士身份。

　　在这一方面，侯希勇一家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虽然搜集申烈资料困难，但最终还是找到了。“父亲生前在大陆的工作情况我们不了解，到台湾后的工作更不清楚。”侯希勇说，他们幸运地得到父亲生前战友和李坤龙的帮忙，“当时的保密工作要求上封老，下封妻儿，很多后人估计都不知道父辈在台湾牺牲了，更别说找回骨灰，替他们追认烈士了。”

　　李坤龙认为，对于“白色恐怖”期间因政治问题而引发的案件，有必要保存资料，加以厘清，以作为历史殷鉴。

　　如今，李坤龙接触的被枪决者的第二代，都有着“这笔仇恨常在我心”的心态，理念一致，“六十年前苦酒一杯，国民党喝不下去，六十年后杯酒更苦，我们还是要国民党喝下去。”

　　大约从1994年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和处理协会开始组织秋祭活动，地点位于当年枪决死囚的马场町。

　　李坤龙记得，最初每年祭奠的人数都不少，受难者家属聚集在一起追思，人数最多的时候大约有500来人。

　　但近两年来，参加秋祭的人数在逐年减少，“当年的受难者逐渐凋零，受难者二代、三代都不愿意参加，记得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