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铝厂破产后，废弃的电解铝车间。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原标题：抚顺铝厂被指套取5亿破产补助

　　破产的抚顺铝厂和被下岗的厂办集体职工，两者间的矛盾纠葛已持续14年。职工们认为厂方曾串通他们，伪造5427份职工档案，套取财政5个亿补助，但5427名职工最终只能按照全民合同制职工标准的40%拿到安置费，以他们的假档案套取的财政补助去向成谜。他们这些参加造假的人开始四处举报。当地国资委干部承认，“造假是手段，目的是要钱”。官员表示，所有申请下来的钱都用到了老百姓身上，“他们四处反映问题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

　　刘国民(化名)躺在病床上，声音极度虚弱。氟骨病和骨癌让他骨瘦如柴。医生说，这是他20年从事电解铝所得的职业病。他的皮像是挂在骨头上的一块布。

　　这名原抚顺铝厂的厂办集体职工，一生都想着转变为国企正式职工。

　　所谓厂办集体职工，是上世纪80年代，国企为安置返城知青和国企职工子弟就业，而增设的岗位。和厂里合同工相比，他们干活最苦，拿钱最少，没有医保，没资格福利分房，就连工厂逢年过节发一网兜苹果，他们也没有。

　　2010年底，刘国民以为得偿夙愿。铝厂破产，厂里以“伪造”档案的方式，将5427名厂办集体工改为全民合同制职工，套取国家财政破产补助资金5亿余元。

　　按政策规定，合同工每年应获安置费1708元，刘国民原想用这笔钱看病。等签协议时，刘国民发现，厂里只发给他们每年705元，“剩余的钱被克扣了。”

　　5月8日，在抚顺市职业病防治院病房内，刘国民感叹不仅愿望落空，还参与了厂里的“造假”，自己的清白也丢了。

　　套取补助

　　伪造5427份档案

　　抚顺铝厂占地数千亩，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轻、稀有色金属冶炼加工企业。厂内各种管道、铁罐林立，犹如一座城池。鼎盛时，厂内有分厂、分公司27个，每逢上下班，上万名工人推着自行车，潮水般进出。

　　刘国民在100分厂，任冶炼工，负责更换铝阳极，每天要将铝粉、氟化盐、氟化钙、氟化镁、氟化氢倒入冶炼炉，制造出铝。

　　冶炼炉外，温度七八十摄氏度。车间内黑烟弥漫。工作时，刘国民要戴口罩、眼镜，穿特制的厚工装，胸前挂着胶皮做的厚围裙。他描述冶炼工的特征：“前面烤糊了，后面冻透了，出来熏黑了”。

　　2002年企业效益滑坡，刘国民下岗，当保安谋生，闲时会去工厂转转，和曾经的工友聊天。

　　刘国民听说铝厂即将申请政策性破产，破产后，工人会得一笔安置费，但不知厂办集体工，是否能和全民固定工、合同工获得同等安置方案。

　　多次与铝厂交涉后，抚顺国资委分管领导和抚顺铝厂厂长季海军承诺会解决问题。

　　“一定想办法让大家都坐上破产的顺风车。”参与交涉的刘国民记得，当时工厂和国资委领导这样答复。

　　而实际上，国家的安置政策，只规定了全民固定工和合同工可获安置费。抚顺铝厂一名曾参与破产清理小组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厂办集体职工要想获得国家补贴，必须把档案变成合同工。”

　　程序是这样的：首先要重新制作一份“职工入厂信息表”，将所有厂办职工改为“一线混岗工”;再制作一份合同，显示已由混岗工转为合同工。

　　2009年，5427名厂办集体职工都被要求上交7张证件照，用以制作新档案。

　　由于大部分厂办集体工是上世纪80年代入厂，所以还需把档案做旧。

　　厂里找来一名技术“能人”。他原想用浓烟熏黄纸张，但工作量太大。“多次试验，用电熨斗熨，也能把纸烤黄。”

　　全厂抽调了20多名工人伪造档案。高维俊是其中一名，纸张被喷洒上茶叶水后，他负责用电熨斗将纸熨干，“纸干了就变黄，我熨了1个月零20天。”

　　一直到2010年结束，5427名厂办集体职工的档案伪造完毕。高维俊说，“重新做一份假档案是为了应付上级抽查。”

　　上述曾参与破产清理小组的负责人证实确有此事。

　　这一年，也是刘国民最接近梦想的一年。

　　克扣补助

　　2.5亿少发6成?

　　也就在这一年，抚顺铝厂破产。2010年11月5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抚顺铝厂经营机制性矛盾和产品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加之管理不善，资产负债率394%，企业已无偿债能力。

　　刘国民以为就此能获得安置费。

　　他们获得两份文件。一份是财政部于2010年11月25日印发的拨付补助资金的通知。通知显示，厂内职工安置等费用，先用资产变卖收入解决。资金缺口由中央财政在2010年一次性补助10亿多元。

　　另一份文件是财政部关于破产费用的测算明细，其中提到“5427人为合同制职工，拨付款项为5亿多元，其中安置费2.5亿余元”。

　　按照抚顺铝厂此前发给职工的安置情况介绍，里面提到“全民合同制职工按工作年限每人每年1708元，并补发6个月3600元的基本生活费”。

　　而刘国民拿到《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发现，厂里并没有按照规定发给他们每人每年1708元的安置费。“他们只给了我们705.75元，少了1000多元”。刘国民说。

　　刘国民还从财政部的拨款明细上发现，5427名职工享有职工医疗保险3300余万元，拖欠工资6400余万元。

　　十余名厂办集体职工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这两项是多申请的。”

　　据了解，抚顺铝厂从未给厂办职工交过医疗保险。

　　并且在抚顺铝厂的《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上已写明：原铝厂拖欠职工的工资、医药费、取暖费和独生子女费等，实行“零偿还零支付”。

　　抚顺铝厂除了有合同工外，还有一批全民固定职工。全民固定工丁世云发现，厂里在这方面的钱款申请上也有问题。

　　财政部的拨款明细上显示，抚顺铝厂全民固定职工享有养老保险8000多万元、医疗保险为1900多万元。

　　丁世云告诉记者，厂里从没拖欠过全民固定职工的养老和医疗保险，“这属于超额申请的费用。”

　　对于抚顺铝厂多申请破产补助，记者电话联系厂长韩国庆，韩听完情况后挂了电话。记者电话联系国资委主任赵凤翎，赵称正在开会，不方便回答。

　　隐瞒转制

　　未履行劳动部转制文件

　　拿不到钱，刘国民很气愤。他气愤不只是因为拿不到钱，也不是因为厂里伪造了他“合同工”的身份骗了补助又少给他钱;而是因为在12年前，他就可以转为“合同工”，但厂里没给他转。

　　1992年，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在全国推行，试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年，抚顺铝厂新进的职工，签订长期聘用合同，身份成为全民合同工。

　　在这一年，为了深化劳动制度改革，劳动部下发46号文件《关于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原使用的城镇集体混岗工改为劳动合同制职工”。

　　抚顺周边，抚顺新钢、特殊钢厂等国企的集体混岗工，均陆续转为全民合同工。

　　抚顺新钢锻造工尹秀红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原本是钢厂厂办集体混岗工，1992年，全厂900余名混岗工全部转为了合同工。

　　而抚顺铝厂没有一点动静。

　　刘国民他们曾统计过，在5427名集体工中，超过3000人属于混岗工，其中大部分是返乡知青。

　　所谓混岗工就是，那些属于抚顺铝厂下属劳务公司的集体工们，被抽调进铝厂，从事一线冶炼工作，即混岗混编。

　　而铝厂的全民固定工、合同工，则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和后勤等工作。

　　1993年，隔了近一年，刘国民他们才从附近钢厂听说，国家有用工改制的政策。他们向厂里反映，得到厂里的回复是，会给他们转，但人数众多得分批转。就此没有下文。

　　2002年，抚顺铝厂效益下滑。集体职工开始下岗。刘国民便在这时下岗。

　　刘国民这些集体职工又开始向厂里反映问题。他们要求厂里给说法，为什么集体职工先下岗。接着问题又绕回到10年前，为什么1992年不给他们转合同工。

　　2003年，副厂长黄永纯告诉集体工谈判代表廖和平，“如果把你们转为合同工，全民固定工工资每人要降50元。”

　　上述说法也得到抚顺铝厂一名不愿具名的管理人员的证实，“当时工资总额是定额的，如果把集体混岗职工转为合同工，无疑要增加开支。”

　　对此，记者多次致电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表示此事应该问询抚顺市国资委。国资委下属部门改组处一名负责人表示，“这个问题太复杂，涉及一个统一口径的问题，不便回答。”

　　官方答复

　　“多要的钱统筹使用”

　　获得和全民合同工相同的待遇，是刘国民长久的心结，也是张恩山的心结。

　　张恩山，刘国民的同事，两人曾在同一个劳务公司，刘国民调入100分厂，张恩山则到110分厂任冶炼工。

　　张恩山出身地主家庭，20岁初中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被下放到抚顺县海浪公社，成为辽宁省1957798名知青中的一名。

　　1979年，返城，作为抚顺铝厂职工子弟，张恩山被分配至抚顺铝厂厂办集体企业服务总公司(后改为劳务公司)。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各地的国企均创办了大量厂办大集体企业，这些集体企业与主办厂一样，进行生产经营。

　　检索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辽宁共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厂办大集体1433户，涉及职工53.6万人。这些厂办大集体企业在安置返城知青和国企职工子弟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被政府誉为“中国就业蓄水池”。

　　尽管吃上了国库粮，厂办集体工发现与全民固定工相比，两者福利待遇相差甚远：

　　集体职工没有医疗保险，每年涨一级工资，全民固定工涨21块钱，厂办集体工只涨7块，“逢年过节发福利，固定工能领肉、蛋、水果，我们一点东西都没有。”张恩山说。

　　集体职工不能参与福利分房。他们找对象也成为老大难，“女的先找固定工，最后挑剩下了才找我们集体工，就跟现在的白富美配高富帅一样。”今年50岁的厂办集体工王世军说。

　　彼时，王世军和父母兄弟七八口人挤住在三四十平米的平房里，“相亲时，姑娘看一眼住处，就黄了。”直到32岁时，一名离异带小孩的女人才答应嫁给王世军。

　　2010年抚顺铝厂破产后，刘国民、张恩山等职工发现依旧无法转变为合同工，无法拿到合同工的安置费后，部分厂办集体职工开始陆续进京，反映问题。

　　2013年12月30日，张恩山再次进京反映问题，同行的还有厂办集体职工于泉、王晶晶等11人。他们被送回抚顺后，今年1月3日下午，抚顺市国资委干部丁虹和信访局官员与11名职工沟通。

　　于泉他们提供的一份录音资料显示，抚顺市国资委干部丁虹当时对他们说，档案造假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全厂职工的利益，“造假是手段，目的是要钱”，多要到的钱，要进行统筹使用。

　　抚顺市国资委副主任李华忠对记者表示，所有申请下来的钱都用到了老百姓身上，“他们四处反映问题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

　　对于为何更改职工档案，李不予置评。

　　5月8日，张恩山和诸多工友来到抚顺市职业病防治院，探望工友刘国民。三天前，厂办集体工刘国民被检查出骨癌。

　　病床上，刘国民瘦骨嶙峋。

　　5月18日，刘国民病逝，他最终都未能转成合同工，未能享受到合同工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