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礼，始於冠，本於婚，重於丧祭，和於乡射，此礼之大体也。”

　　《礼记》中的这句话，点出“礼”的“时间感”——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都需要相应的“礼”。比如成人时的冠礼，婚礼，以及丧礼。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说通俗点，就是身份和行为规范，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社会纲纪和制度。

　　说白了，身份不同，“礼”也不同。尤其是在对待逝者的“礼”上，就更显出政治的讲究。

　　今天，我们就说说“丧礼”。

　　谁的葬礼能让常委全体出席?

　　“死生亦大矣。”

　　6月22日，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九三学社领导人王文元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与5位常委到八宝山送别——李克强总理因为出访，而不能参加这一场本该七常委悉数出席的仪式。

　　在提倡火葬的背景下，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具备传统丧礼的作用。而能让常委全部出席遗体告别仪式，则可以算作是莫大的政治荣耀。

　　查阅公开报道可知，十八大以后，能让常委全部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逝者并不算太多。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基本都是“副国级”以上。

　　2013年，七常委至少4次全体出席逝者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但如果察看他们的生平简介，峥嵘的往昔岁月就在文字的背后。

　　在讣告的通稿里，他们的称谓大多由“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XX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等组成。郑天翔、刘复之、倪志福、杨白冰。

　　郑、刘二位，曾经的最高检与最高法首脑，都曾是“中顾委”委员。这个从1982年至1992年十年之间存在的高级机构，“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其成员都是具有40年以上党龄、“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的“老领导”。

　　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倪志福，也是不折不扣的副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

　　而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政主任的杨白冰，其丧礼上不仅本届常委班子全部到场，前一届常委班子的主要成员也基本都出席了，足见政治之礼遇。

　　要知道，上一次，差不多两届甚至更多的常委班子出席的丧礼，逝者是“正国级”的华国锋。

　　而“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差不多就是在仪式上常委要做的动作。

　　其他致哀方式：送花圈、致唁电

　　当然，如果要常委全部出席，前提条件就是仪式的举办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果是在“外地”，以及身份更加多元化的逝者，常委们致哀的方式也更多。常见的，就是送花圈和发唁电。

　　对於科学界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常委们多以送花圈的方式致哀。

　　比如着名的人民艺术家，粤剧名伶红线女，曾经担任过数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常委就曾集体为其送上花圈。而作为科学界的杰出代表，两弹元勋刘西尧、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征镒院士逝世后，七常委和前常委也都送上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一种情形——送给与革命有深厚渊源的逝者。

　　比如去年5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原视察室视察专员左文辉同志逝世，习近平、刘云山致电并送花圈，胡锦涛、朱镕基也有同样动作。由於左文辉曾是习仲勋的亲密战友，习仲勋同志夫人齐心也委托专人到家中吊唁并送花圈。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朱敏身上——这位曾经的北师大俄语系教授，曾经被关押进纳粹集中营的少女，是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她逝世时，时任的9常委全部敬献花圈。

　　常委致唁电的范围就更广。

　　着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孙钟秀逝世时，习近平、胡锦涛、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温家宝、吴官正等，都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表示哀悼和慰问﹔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上海市原副市长韩哲一逝世时，官方的措辞则是常委和前常委们“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而最近一次常委发唁电致哀，逝者是“慈善大王”邵逸夫先生。发出唁电的有习近平、张德江、朱镕基、温家宝、李岚清、李长春等。

　　给邵逸夫的唁电，其内容也较少有地被公开发表。“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捐赠，惠及多方”，是习近平给邵先生的评价﹔负责港澳事务的张德江，则用“秉持爱国情怀，投身报国事业，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热心公益，泽被后世，风范永存”来概括邵逸夫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