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云带孩子出门总用绳子牵着，以防孩子伤害他人
邻居和周边学校联名上递的“请求政府强行收治”陈景云孩子的信函
陈景云孩子的残疾证
陈景云在省里上访后得到各相关部门的回函
2007年，在一次领导谈话后，45岁的陈景云成为一名“改非”干部(由领导岗位调整为非领导岗位)，正式加入到当地“吃空饷”的大军中。与其他享受这一特殊“待遇”的基层干部有所不同，陈就此开始了他长达7年的“自首”之路。“这些年我‘诈骗’了国家20多万元钱”，“我希望上级能针对我的问题，依法依纪先从我查起。处理零陵区一百多个单位、770多人的‘吃空饷’问题”。针对陈景云自检的“罪行”，当地迟迟没有做出“处理”。
6月17日，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该通报显示，“针对巡视组反映的‘吃空饷’的问题，湖南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吃空饷’问题开展全面清理，加大清退和查处力度”。该通报还披露，在这次整改中衡阳市清理出“吃空饷”人员1325名，追缴资金约3680万元。这让距衡阳130公里外的陈景云又一次坚定了“自首”的决心。
在此前的5月22日上午，陈景云曾前往永州零陵区信访局，要求按照相关法律和法规，处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财政“吃空饷”人员。三天后，区人事局在回应中：“要求在编不在岗人员限期返岗。对限期不到岗的，按规定办理相关辞退、解聘手续。”
“改非”干部的实名举报
直到多年以后，陈仍能一字一句地复述出2007年9月1日永州零陵区委组织部长与他就“改非”问题的所有谈话内容。
“你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工作成绩是非常突出的，大家反映是非常好的，家庭情况是非常特殊的，45岁后免职的‘政策’是区委制定的，”这样评价他。“谈话自始至终语气都很平和，态度诚恳，但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陈景云回忆。
此前陈是七里店办事处纪委书记兼人大联络组组长、街道办事处党组成员。按照零陵区委当时的规定：乡镇办事处班子成员(除党政正职外)超过45岁(女同志超过43岁)，区局机关副职超过48岁、正职超过50岁的一律改为主任科员。“我们这里的土政策是，像我这样曾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改非’后就不用上班了，新来的领导也不愿意在单位看到你。不过回家后全额发放工资和各项福利。个别‘改非’干部的待遇还会再提高一级。某些被上级认为有能力的，还有机会转到国企去担任一段时间的领导，”陈景云对北京青年报记者如是说。
他回忆，其实在45岁前曾有领导暗示他可以有“机会”升任为乡镇一把手。“我这个人不跑不送，‘机会’也就转瞬即逝。”在组织部长找陈景云谈话后不久，区委副书记金和群与七里店街道办事处书记又找他谈过一次话。“他们劝我，你退下来了也好!担任人大(街道)联络组长也没多少权力，区里面也商量了一下，今天是区委书记派我们来的，准备派你去一个公司担任一把手，配公车，有财政开支权，还有补助奖金等等……”事情很快发生了转变。按陈景云的说法，在“改非”后，他曾给永州市领导写过两封实名举报信，检举零陵区存在的大量用人腐败问题。“我当时的亲身体验是，我们基层的干部队伍太乱了，以前我匿名举报过一些事。比如某些领导非法安排自己的子女就业，‘改非’过程中制造大批干部‘吃空饷’，还有重用提拔‘带病’干部等等。那回我是下决心想揭下零陵官场‘吃空饷’的盖子，用了实名。没想到信最后还是被转回到了区里。”
这次信访给陈景云带来很多改变。当年获得的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被取消，在同僚眼中陈成了难缠的上访者。回家赋闲后，陈景云继续上网举报当地有关“吃空饷”的问题。不过区里还是给了他一些特殊的待遇。“比如安排我挂靠了一家区属企业。其实就是不用工作每年也可从企业领取一万元的‘补助’。如果我中午去，还可以在那吃一顿免费的午餐。”陈景云告诉北青报记者，类似这样的安排在零陵区很普遍，“当时许多像我一样退下来的人都在享受着这种待遇。有些手握实权的领导还会多挂靠几个公司，每年光领取的“补助”就有几万甚至十几万元。”陈景云说，他也曾多次向领导提出不再拿这样的“补助”，却没有得到同意。“直至最近两年，在中央整顿的压力下，区里才停发了公司的这份‘补助’”。
“级别最高的上访者”
中等身材的陈景云，第一眼看上去既不像官也不像是访民，而他自称是零陵区目前行政级别最高(正科级)的上访者。实际上作为体制内的一员，他的“上访”十分克制。“一般我会将举报内容发到红网上，或者是给上级机关写信举报。”陈景云很少像其他的永州访民一样拿着厚厚的材料往返于省城或北京告状。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那样就无法照料患病的儿子了”。
身份上的这种错位感源于这名53岁中年男人的复杂经历。1978年，陈景云高中毕业后，回到富家桥镇天神观村，曾担任生产队长，随后干过一阵民办教师。1980年冬，中越形势吃紧，陈景云和很多永州的年轻人一样，入伍到广西的边防部队参战。由于有文化，新兵训练结束后，他成为营部的一名通讯员。1981年5月，陈景云参加了著名的法卡山战役，这段经历让他永生难忘。“山都被炸秃了，随便抓一把土里面就有弹片”。“白天躲在猫耳洞里，晚上要轮流站岗放哨，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在摸哨时把你干掉”。多年以后陈景云回顾起这些经历，会后悔为何没能牺牲在红色的木棉花下。
退伍后，陈景云由于在部队入了党，又立有三等功，当上了本村的村长。1988年，通过招考陈成为何仙观乡林业干事，由此进入国家干部的行列。在随后的二十年，陈景云先后担任副乡长、宣传委员、乡镇组织部长，两次担任过镇人大主席，三次担任过纪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还被选为区党代表和人大代表。
“那年代风清气正，我是地地道道在苦水里泡大的农民儿子。没有任何关系，没有送任何钱财也能走出大山，走进军营，走上工作岗位，这完全是党培养的结果。”陈景云后来这么总结自己的这段成长史。
生活中也有不幸发生。1989年夏天，陈景云的4岁儿子陈顺斌被蚊子叮咬后发烧不止，在家治10多天后才将孩子送到医院住院。当时陈正在偏远的山上护林，由于信息传递不畅，等他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孩子已经昏迷了十多天。“小东西只有心跳，没知觉。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出院后，孩子的神志一直不太清楚。”陈景云记得，儿子陈顺斌小时候摸起地上的石头和屎就往嘴里放，“还经常浑身抽搐，口吐白沫”。
1991年，妻子撇下父子俩只身跑到深圳。陈景云只得把6岁的儿子丢给年迈的父母照看，自己则回到偏远的农村继续工作。5年后，妻子回家告诉陈景云：自己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家，并且还给人生了孩子，“回来就是办离婚手续的”。
2005年，陈景云带着已经20岁的儿子去湖南省脑科医院治疗。医院确诊陈顺斌患有难治性癫痫、脑器质性精神障碍、乙型脑炎后遗症、左肾重度水肿等多种重症，属一级残疾。医生建议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此前，长大的陈顺斌经常突然发病打人，有六名村民曾被他打伤。
2006年，陈景云再婚，新婚妻子也从乡下林业站调到了区林业局。不过按照当地“改非”政策，没能当上乡镇一把手的陈景云要在第二年退下来。
精神病院的拒收
再婚两年后，陈景云与妻子新添一女。此后，陈顺斌被送往永州市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陈景云的这段日子过得相对平静，他也暂时放弃了对“吃空饷”的举报。不过由于长子陈顺斌的问题，第二任妻子也很快开始冷落这对父子。住在妻子家的陈景云最终被赶出了家门。
无奈之下，陈景云搬进一套由办事处为他寻找的保障性廉租房临时安身。此前这套房子的主人因癌症死在房间里。在这，陈景云又开始专注于上访举报有关当地干部“吃空饷”的问题。
走进在陈景云的这处住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霉味道。咳嗽不断的陈景云告诉北青报记者：“赶到雨季，墙上都是水，净是绿毛。”在陈家的屋角处堆着高高的各种书籍、报纸和杂志。三台电风扇中两台已经报废。“这全是陈顺斌发病时打烂的，”陈景云指着旁边的儿子说。在这处大约五六平米的“客厅”内，沙发、桌子和空地上堆满了杂物，两张桌子上最明显的两堆东西，分别是给陈景云和儿子每天要服用的各种药物。
在陈景云家外不远处有一所小学和两所幼儿园。陈景云的儿子犯病时会疯狂追打附近的居民和学生。今年1月初，邻居们开始联名写信，要求由政府出面解决问题：“要么马上送陈景云的儿子去相关医院救治，要么想办法让陈景云马上搬家。”陈景云认为，从2013年4月以后市精神病医院不再接受其子入院治疗，与他多年来的举报行为有关。芝山医院的任院长告诉北青报记者，陈顺斌主要是癫痫和智能障碍，属于继发性的精神病，不属于按规定需强制住院的人，“因此拒收其子入院完全合理合法”。对此陈景云提出，“陈顺斌是六种重度精神病人之一，而且已发生过多起伤害事件，根据《精神卫生法》就应当实施住院治疗。”
北青报记者从永州市零陵区公安局110警官处了解到，这些年来因为陈顺斌打人出警已成了家常便饭。一个姓张的警官表示，仅这一年多以来他们接到的报警和出警的记录就有不下20次。最近的一次发生在6月6日晚上，当时陈顺斌突然拿刀砍向陈景云，最终110和派出所来了两车人才将其制服。让陈景云最为担心的是，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有心脏病、脑动脉硬化，说不定哪天我一走，孩子这样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零陵区七里店办事处书记杨宏伟告诉北青报记者，“其实我们真的很想解决陈景云孩子的问题，市里、区里也开过几次协调会。去年办事处还派过两个人与陈景云一道去北京给孩子看病，前后的几万元开销全由办事处出的。”
对于陈景云的上访，杨宏伟认为，其实他的诉求只有两点。“一是解决孩子入院问题，二是解决住房问题”。“这几年每年都帮助他家二三万元钱，也给他的孩子办了‘低保’，逢年过节也都要到他家去过问。”书记杨宏伟说。
信访干部的上访路
组织上的这些“关怀”没能让陈景云放弃上访举报“吃空饷”的行为。事实上，处理上访问题对于陈景云来说也并不陌生。在富家桥镇和七里店办事处担任副书记的三四年里，陈所主管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信访”。由于这项工作表现突出，陈景云曾获得“信访工作先进个人”的称号。杨宏伟告诉北青报记者，他对陈景云的总体评价是，“品质好，工作主动，很有能力”。
陈景云回忆，当时他在管理信访问题时，处理最多的就是征地拆迁。“2000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来零陵搞开发。政府则成立很多对应的公司为他们服务。很多领导们直接挂在这些公司里，有事时帮助处理问题，同时也领着一份薪水”。陈景云认为，处理基层信访工作主要应采取“谈心、沟通和家访”的方式，“但没想到有一天等我遇到这个事时怎么就这么难!”
去年春节，陈景云家门外贴着的对联和毛主席像也被人莫名撕掉。4月17日下午，他走在空阔的大街上，一辆摩托车迎面朝他撞来。陈勉强躲开后，却遭到了骑摩托车的两名年轻人无缘无故的拳打脚踢。事后，两青年骑着没有号牌的摩托车逃跑。警方至今仍未找到打人者是谁。
此后，陈景云的上访愿望越来越强烈。2013年7月9日，陈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上访。他印象里，在长沙一位姓李的截访人员警告“再闹零陵区委就要抓你坐牢”。他所在的零陵区七里店办事处的杨书记则打来电话劝“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区里解决”。
陈景云告诉北青报记者，去年8月20日，零陵区委一位领导带着区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等10多人来找他谈话，希望他不要再去上访。在这次谈话中陈景云又一次提到了零陵区将大批50多岁、40多岁甚至30多岁的领导干部退下来，不上班，财政吃空饷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在这些“吃空饷”的人中也包括他本人。“我说，这么多人吃空饷，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务员管理条例》这都是应该被处理的，为什么没有人管?” 陈景云记得，“当时在座的一位领导向他举了区交通局一位30多岁的干部‘改非’后‘吃空饷’没怨言的例子”，“他那意思就是让我学习他呗”。最终双方谈得不欢而散。
今年4月，陈景云发现《永州日报》开始公告各单位的“吃空饷”人员名单。“仅报纸上公告的零陵区9个单位就有184人长期在编不在岗，这还不包括像我这样长期财政‘吃空饷’人员”。陈景云告诉北青报记者，他从区有关部门打听到，全零陵区100多个单位，长期不上班财政吃空饷的人员至少有770余人，而每年这项财政损失就有2000多万元。对于这组数字，北青报记者曾找到零陵区的有关主管部门，但未得到任何回应。
5月23日，陈景云再次来到零陵区信访局自首“吃空饷”问题。第二天，将他将一篇名为《零陵区吃空饷干部举报干部领钱不上班问题》的举报信传到红网“百姓呼声”栏目。
三天后，零陵区人事局作出回复。回复称“区委办、区政府办下发《关于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不在岗人员的通知》，要求在编不在岗人员限期返岗。对限期不到岗的，按规定办理相关辞退、解聘手续。今后，出现在编人员离岗情况的，由单位及时作出处理，并按程序上报。否则，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