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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弥:我注定是个流浪的孩子

2014-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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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叶弥,无论是朋友还是读者,都说她很“特别”。这“特别”,不仅在于文字,也在于性情。

2007年,姜文执导、改编自叶弥短篇小说《天鹅绒》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让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早就接触她作品的读者提及最多的,还是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成长如蜕》。这部作品让她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青年文学的制高点上。“灵感有如天赐,妙笔宛若天成,出落于江南,惹眼于全国文坛。”这是外界对她的评价。

电影播出,本该是处于热闹中心的时候,叶弥退居到太湖边上。前面是镇,后面是村,坐公交车进城来回都要三个多小时。“当时选择住到乡间,最主要的是修身养性。因为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很差,失眠、健忘、心悸、体乏、气血双亏……身心健康,是我要达到的目标。六年里,我学会了许多种菜种树的知识,学会了与花鸟鱼虫打交道,我像农妇一样身体健康,心理正常。而我在写小说时,明显感到文字比以前有力。”叶弥说。

那个“有月光,有花草之香,有无数鸟,有野生的小动物,有鬼,有神,有狐,有孤独”的世外桃源,滋养的不仅是身体,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奔波于城乡的公交车上,叶弥构思:“开始写的那一天,我的心就定了下来。明白活着的理由,懂得感恩的重要,洞察付出的结果……人生的弦外之音,大概如此。”

这部名为《风流图卷》的长篇小说发表在今年第三期《收获》杂志上。“根植于两千五百年的吴地文化深厚内涵,从特别的江南角度出发,再度探讨特殊时期的中国,那些被遮蔽,被损害的人性、爱与怜悯。”编辑叶开如是评价。

一个被许多人写过的时代,一个被许多人描述过的角度,叶弥写出了特别的味道:“从城里到乡里,从苏北到苏南,耗了半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实的风流,不及书里的风流。别人书里的风流,不及自家书里的风流。”

“城乡差别有多大,我心中的矛盾就有多大”

记者:在您以往的作品中,被人提及最多的无疑是中篇《成长如蜕》,这部小说带给许多成长中的青年以深深触动。您在一些文章中写到过,“弟弟”在某种程度上是您的一部分化身。

叶弥:《成长如蜕》 的背景是改革开放。毫不讳言地说,我对这场席卷九州的经济浪潮一直持反对态度,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进入这个阶段,最根本的问题,是思想上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因为我们缺少准备。所以“我弟弟”痛苦了,迷失了,也妥协了。这也是所有人的心路历程,当然也是我的。我们都曾经为了真理而痛苦过,又为了生存而迷失过,最后,回到中庸之道上,做一个大脑清楚而行为妥协的人,虽说有时候不需要妥协我们也妥协了。我们为大象妥协,但为什么也会为一只苍蝇而妥协呢?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害怕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专注,事情一旦受阻,思想也就停顿。思想即使没有停顿,也脱离了原先的轨道,进入不可控制的另外的结局。所以“我弟弟”,不可能有成熟的结果。

记者:十多年过去,无论是写作还是心态,您都已经达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弟弟”是否也是如此?

叶弥:前几年,我曾经想过写《成长如蜕》的续篇,已经构思好了,最终还是没有写。“我弟弟”除了更深的沉沦,不会有其他的结局。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所看到的景象。回过头再看《成长如蜕》,我的心里还是充满着痛,它是那一个时期特定的事件,可惜的是,十六七年过去,我们没有丝毫进步。

记者:《风流图卷》中最初出现的孔燕妮,是一个正在青春期的少女。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哉少年》中,主人公李不安也是十多岁的少年,您似乎格外偏爱这个年龄段的少男少女?

叶弥:我六岁去乡村,因为全家“下放”。在少女时代,我感到的是莫大的孤独。对于城市,我没有多少好感,城市没有对我这样一个孩子露出亲切的脸。我一直把自己看做乡下孩子,城里人也把我看成乡下孩子,但我又不是纯粹的乡下孩子,这种无法定位的身份给我带来了矛盾的心情。中国的城乡差别有多大,我心中的矛盾就有多大。

乡村的生活看上去很简单,其实也是不单纯的。沉重的历史时期,麻木的人生里,不断出现异常情况。与此同时,我在这里看到过世上最密集的萤火虫,最茂盛的野草地,最荒芜的坟场……乡村的生活和我看过的书一道,给予我无尽的想象,让我有时候分不清现实和想象的界限,分不清想象和梦境的差别。

“中国人历尽艰辛,却从未停止过对爱的追求”

记者: 《风流图卷》 写的是“文革”中事,这也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既热门又敏感的主题。加之“风流”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词语。您选择将那个特殊时代与“风流”两字结合起来时,有着什么样的考虑?

叶弥:我小学五年级,看了脂砚斋批注《石头记》、 《水浒传》、 《普希金文集》 ———只能说是“看”,不能说是“看了”。从这三本书上,我认识了各色人等。普希金的暴风雪和致大海,林冲夜奔,柳湘莲遁入空门……这些人物,我到后来明白,全是风流绝代。

“风流”二字,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人物的精神,二是指人物的生活。我最想表达的思想,可以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生活中其实有许多风流人物,前仆后继,追求不懈,只是藏龙卧虎,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

记者:这部小说中还写到男女对性的向往、实践。小说中,性将知识分子与积极分子,革命者与地主,革命者与革命者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的描写不是猎奇,不是欲语还休,而是更生活化、日常化的姿态,既微妙又自然。在这部小说中的描述,对猎奇者来说,无疑会让他们失望。对卫道者来说,这样的直接读来又稍微有些尴尬,尤其是青春懵懂时少女展现的对性的向往,或许也会是这部小说引起争议的地方。

叶弥:爱和性,是这部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

六年前,我知道将要写这样的一部小说,就采访了一些人,从众多的言谈中得知,中国人历尽艰辛,却从未停止过对爱的追求,这也是我无比感动的地方。即使是在十分疯狂的革命年代,对于美,对于爱,对于性,私底下也有着一份不懈的追求。这就是自我,是不朽的人性。

对于可能会有的争议,我没有认真思考过。只是作为一个女人,面对自己要写的性,会有一番心理调整。但我写的就是爱情或家庭中的性,不管它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只要它是符合人性的,都是美好的。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经历过扼杀人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城市沦丧,农村毁坏,但是只要气候合适,人们对于爱的追求便复苏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这也是我们生存的理由。

记者:在《风流图卷》中,习惯意义上的恶人与被害者似乎都与我们常见的文学形象有所不同。您也写了知识分子的骄傲,在一个时代疯狂对抗的平静,对美的追求,但也不遮盖他们的脆弱。这样的描写不是声泪俱下的控诉,而是更丰富的呈现,看似没有最终审判和结局:恶人与好人尚在,生活继续。

叶弥:其实,这部小说并没有写完,它只是我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半,另外的一半还没写结束。当时《收获》的编辑建议我先发表一半,因为他们看了草稿,觉得上下两部相对独立,可以分别发表。我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先发表了写好的半部。另一半写好之后,我将把它作为《风流图卷》的延续,就是一个“风流”系列了。

在下半部所写的文字里,有了“命运”二字。好人和恶人,都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命运。在下半部里,生活更动荡不安,社会更加呈现不可理喻的一面。人性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长篇收纳思想,短篇收纳灵感”

记者:在您的众多小说中,诸多人物都有一个与现实世界背道而驰的梦想。《天鹅绒》 中姚妹妹皮肤一样温柔的天鹅绒,《美哉少年》 中远在青岛的美丽女人,《成长如蜕》中的西藏。这些本该是平常世界中的平常事物,却在现实中变成一种遥不可及。执着于这一现实与梦想主题,又有着您怎样的考虑?

叶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平常事物,因为它对于某人有特定的含义,于是便显得重要起来。我见过一位老人,是一位解放前的留学生,照理说他该珍藏文凭,但他珍藏他捡来的一些垃圾,这些垃圾对他来说很重要,他整天守着它们。我们可以说他是病态或变态,但是谁又能确定,垃圾真的就是垃圾呢。

喜欢的就是最好的,化腐朽为神奇,就是这个道理。

套用在写作上就是:只要是小说中人物喜欢的,就一定与梦想有关,就是美的。美丽的东西,需要远远的距离。

记者:您难得写长篇,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至今只有两部长篇。

叶弥:长篇小说收纳思想,短篇小说收纳灵感。表现灵感的短篇小说,显现出来的是与长篇小说不同的东西:轻巧、一针见血、出人意外。即使在故事的叙述上,也完全不同。在短篇小说里,你叙述的故事是为灵感服务的。长篇小说,一旦出现故事,一定蕴含思想。当然,有时候,思想也需要灵感作先锋,灵感也需要思想打掩护。但根本不同的是,灵感是一条小溪奔大海,而思想是百川归海。灵感在一刹那形成时就长大成熟了,是落地就会走路的娃。思想,形成慢,长大慢,成熟也慢,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桃子,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

记者:如果从1994年发表作品算起,今年已是您创作的第二十个年头。细数您这么长时间的创作,不管是写作数量还是写作题材,都没有随着外界写作潮流的变动而变动。

叶弥:写作之初,动机单纯,为什么走着走着,就会迷茫?走着走着,就不堪重负?

人在孤独中会对自己更了解。我曾在一篇随笔里说过,我住在这里有时十分孤独,因为整个小区,一共只住着我和另一户做生意的人家,一南一北,不相往来。有时候晚上睡觉,我惊觉今天一天没有与人说话,昨天一天也没有与人说话。于是第二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场转转,和摊主们说说话,唠唠家常。这样六年住下来,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我就是一棵草而已。普通,然而生命力顽强。

知道了自己,就会随遇而安。写作,只是写自己,与别人无关。

对于小说,如果有要求,大概就是想要在一种彻底的无拘无束状态下,写我的文字。但这能达到么?

至于文学对我的意义,我在不久前才明白:我注定是个流浪的孩子,是文学收留了我。

[责任编辑:宋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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