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叶弥，无论是朋友还是读者，都说她很“特别”。这“特别”，不仅在于文字，也在于性情。

2007年，姜文执导、改编自叶弥短篇小说《天鹅绒》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让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但早就接触她作品的读者提及最多的，还是她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成长如蜕》。这部作品让她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青年文学的制高点上。“灵感有如天赐，妙笔宛若天成，出落于江南，惹眼于全国文坛。”这是外界对她的评价。

电影播出，本该是处于热闹中心的时候，叶弥退居到太湖边上。前面是镇，后面是村，坐公交车进城来回都要三个多小时。“当时选择住到乡间，最主要的是修身养性。因为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很差，失眠、健忘、心悸、体乏、气血双亏……身心健康，是我要达到的目标。六年里，我学会了许多种菜种树的知识，学会了与花鸟鱼虫打交道，我像农妇一样身体健康，心理正常。而我在写小说时，明显感到文字比以前有力。”叶弥说。

那个“有月光，有花草之香，有无数鸟，有野生的小动物，有鬼，有神，有狐，有孤独”的世外桃源，滋养的不仅是身体，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在奔波于城乡的公交车上，叶弥构思：“开始写的那一天，我的心就定了下来。明白活着的理由，懂得感恩的重要，洞察付出的结果……人生的弦外之音，大概如此。”

这部名为《风流图卷》的长篇小说发表在今年第三期《收获》杂志上。“根植于两千五百年的吴地文化深厚内涵，从特别的江南角度出发，再度探讨特殊时期的中国，那些被遮蔽，被损害的人性、爱与怜悯。”编辑叶开如是评价。

一个被许多人写过的时代，一个被许多人描述过的角度，叶弥写出了特别的味道：“从城里到乡里，从苏北到苏南，耗了半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现实的风流，不及书里的风流。别人书里的风流，不及自家书里的风流。”

“城乡差别有多大，我心中的矛盾就有多大”

记者：在您以往的作品中，被人提及最多的无疑是中篇《成长如蜕》，这部小说带给许多成长中的青年以深深触动。您在一些文章中写到过，“弟弟”在某种程度上是您的一部分化身。

叶弥：《成长如蜕》　的背景是改革开放。毫不讳言地说，我对这场席卷九州的经济浪潮一直持反对态度，因为我觉得中国人并没有准备好进入这个阶段，最根本的问题，是思想上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思考过程。因为我们缺少准备。所以“我弟弟”痛苦了，迷失了，也妥协了。这也是所有人的心路历程，当然也是我的。我们都曾经为了真理而痛苦过，又为了生存而迷失过，最后，回到中庸之道上，做一个大脑清楚而行为妥协的人，虽说有时候不需要妥协我们也妥协了。我们为大象妥协，但为什么也会为一只苍蝇而妥协呢？我们害怕什么？我们害怕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专注，事情一旦受阻，思想也就停顿。思想即使没有停顿，也脱离了原先的轨道，进入不可控制的另外的结局。所以“我弟弟”，不可能有成熟的结果。

记者：十多年过去，无论是写作还是心态，您都已经达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弟弟”是否也是如此？

叶弥：前几年，我曾经想过写《成长如蜕》的续篇，已经构思好了，最终还是没有写。“我弟弟”除了更深的沉沦，不会有其他的结局。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所看到的景象。回过头再看《成长如蜕》，我的心里还是充满着痛，它是那一个时期特定的事件，可惜的是，十六七年过去，我们没有丝毫进步。

记者：《风流图卷》中最初出现的孔燕妮，是一个正在青春期的少女。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哉少年》中，主人公李不安也是十多岁的少年，您似乎格外偏爱这个年龄段的少男少女？

叶弥：我六岁去乡村，因为全家“下放”。在少女时代，我感到的是莫大的孤独。对于城市，我没有多少好感，城市没有对我这样一个孩子露出亲切的脸。我一直把自己看做乡下孩子，城里人也把我看成乡下孩子，但我又不是纯粹的乡下孩子，这种无法定位的身份给我带来了矛盾的心情。中国的城乡差别有多大，我心中的矛盾就有多大。

乡村的生活看上去很简单，其实也是不单纯的。沉重的历史时期，麻木的人生里，不断出现异常情况。与此同时，我在这里看到过世上最密集的萤火虫，最茂盛的野草地，最荒芜的坟场……乡村的生活和我看过的书一道，给予我无尽的想象，让我有时候分不清现实和想象的界限，分不清想象和梦境的差别。

“中国人历尽艰辛，却从未停止过对爱的追求”

记者：　《风流图卷》　写的是“文革”中事，这也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既热门又敏感的主题。加之“风流”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词语。您选择将那个特殊时代与“风流”两字结合起来时，有着什么样的考虑？

叶弥：我小学五年级，看了脂砚斋批注《石头记》、　《水浒传》、　《普希金文集》　———只能说是“看”，不能说是“看了”。从这三本书上，我认识了各色人等。普希金的暴风雪和致大海，林冲夜奔，柳湘莲遁入空门……这些人物，我到后来明白，全是风流绝代。

“风流”二字，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人物的精神，二是指人物的生活。我最想表达的思想，可以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生活中其实有许多风流人物，前仆后继，追求不懈，只是藏龙卧虎，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

记者：这部小说中还写到男女对性的向往、实践。小说中，性将知识分子与积极分子，革命者与地主，革命者与革命者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的描写不是猎奇，不是欲语还休，而是更生活化、日常化的姿态，既微妙又自然。在这部小说中的描述，对猎奇者来说，无疑会让他们失望。对卫道者来说，这样的直接读来又稍微有些尴尬，尤其是青春懵懂时少女展现的对性的向往，或许也会是这部小说引起争议的地方。

叶弥：爱和性，是这部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

六年前，我知道将要写这样的一部小说，就采访了一些人，从众多的言谈中得知，中国人历尽艰辛，却从未停止过对爱的追求，这也是我无比感动的地方。即使是在十分疯狂的革命年代，对于美，对于爱，对于性，私底下也有着一份不懈的追求。这就是自我，是不朽的人性。

对于可能会有的争议，我没有认真思考过。只是作为一个女人，面对自己要写的性，会有一番心理调整。但我写的就是爱情或家庭中的性，不管它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只要它是符合人性的，都是美好的。我们也都知道，中国经历过扼杀人性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城市沦丧，农村毁坏，但是只要气候合适，人们对于爱的追求便复苏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这也是我们生存的理由。

记者：在《风流图卷》中，习惯意义上的恶人与被害者似乎都与我们常见的文学形象有所不同。您也写了知识分子的骄傲，在一个时代疯狂对抗的平静，对美的追求，但也不遮盖他们的脆弱。这样的描写不是声泪俱下的控诉，而是更丰富的呈现，看似没有最终审判和结局：恶人与好人尚在，生活继续。

叶弥：其实，这部小说并没有写完，它只是我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半，另外的一半还没写结束。当时《收获》的编辑建议我先发表一半，因为他们看了草稿，觉得上下两部相对独立，可以分别发表。我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先发表了写好的半部。另一半写好之后，我将把它作为《风流图卷》的延续，就是一个“风流”系列了。

在下半部所写的文字里，有了“命运”二字。好人和恶人，都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命运。在下半部里，生活更动荡不安，社会更加呈现不可理喻的一面。人性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长篇收纳思想，短篇收纳灵感”

记者：在您的众多小说中，诸多人物都有一个与现实世界背道而驰的梦想。《天鹅绒》　中姚妹妹皮肤一样温柔的天鹅绒，《美哉少年》　中远在青岛的美丽女人，《成长如蜕》中的西藏。这些本该是平常世界中的平常事物，却在现实中变成一种遥不可及。执着于这一现实与梦想主题，又有着您怎样的考虑？

叶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平常事物，因为它对于某人有特定的含义，于是便显得重要起来。我见过一位老人，是一位解放前的留学生，照理说他该珍藏文凭，但他珍藏他捡来的一些垃圾，这些垃圾对他来说很重要，他整天守着它们。我们可以说他是病态或变态，但是谁又能确定，垃圾真的就是垃圾呢。

喜欢的就是最好的，化腐朽为神奇，就是这个道理。

套用在写作上就是：只要是小说中人物喜欢的，就一定与梦想有关，就是美的。美丽的东西，需要远远的距离。

记者：您难得写长篇，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至今只有两部长篇。

叶弥：长篇小说收纳思想，短篇小说收纳灵感。表现灵感的短篇小说，显现出来的是与长篇小说不同的东西：轻巧、一针见血、出人意外。即使在故事的叙述上，也完全不同。在短篇小说里，你叙述的故事是为灵感服务的。长篇小说，一旦出现故事，一定蕴含思想。当然，有时候，思想也需要灵感作先锋，灵感也需要思想打掩护。但根本不同的是，灵感是一条小溪奔大海，而思想是百川归海。灵感在一刹那形成时就长大成熟了，是落地就会走路的娃。思想，形成慢，长大慢，成熟也慢，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桃子，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三千年成熟。

记者：如果从1994年发表作品算起，今年已是您创作的第二十个年头。细数您这么长时间的创作，不管是写作数量还是写作题材，都没有随着外界写作潮流的变动而变动。

叶弥：写作之初，动机单纯，为什么走着走着，就会迷茫？走着走着，就不堪重负？

人在孤独中会对自己更了解。我曾在一篇随笔里说过，我住在这里有时十分孤独，因为整个小区，一共只住着我和另一户做生意的人家，一南一北，不相往来。有时候晚上睡觉，我惊觉今天一天没有与人说话，昨天一天也没有与人说话。于是第二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场转转，和摊主们说说话，唠唠家常。这样六年住下来，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我就是一棵草而已。普通，然而生命力顽强。

知道了自己，就会随遇而安。写作，只是写自己，与别人无关。

对于小说，如果有要求，大概就是想要在一种彻底的无拘无束状态下，写我的文字。但这能达到么？

至于文学对我的意义，我在不久前才明白：我注定是个流浪的孩子，是文学收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