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职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常委受提拔重用的几率更大，其提拔重用都是“外调”完成，不抢占本地资源。
在升任或转任其他职务时，不同岗位的常委，拥有的机会并不一样。以本轮换届后的常委调整为例，能升省长的常委，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
6月，住建部长姜伟新(如图)到年龄退休，带来“连锁反应”：辽宁省长陈政高接任他的位置，陈留下的空缺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接替，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应勇接替李希。
2014年7月3日，原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调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官至正部级。
现年57岁的尚勇，2008年由科技部副部长转任江西省纪委书记，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换届时获得连任。但在换届至今三年不到，尚勇的职务两次变动——2012年2月升任省委副书记，这次他“转战”中国科协。
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换届共产生了13名常委，到目前三年不到，已经有6人调离江西，加上原省委秘书长赵智勇被免职，常委更换过半。
常委“更换”频繁，并非江西独有。截至目前，31个省市区中，每个省区都有常委被调整，最多的是西藏、江西，各有7人不在本地担任常委，较少的有海南、甘肃、山东，各有1人被调离。
按惯例，全国党代会前，地方党委先换届。十八大前，31个省市区自2011年10月开始换届，到2012年6月结束，共产生常委404人，任期到目前刚至届中。
换届后，新的调整随即开始，原安徽省长王三运2011年10月30月连任安徽省委常委，当年12月12日就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原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接替他，当了一年三个月的安徽省省长后，又回北京任国家卫计委主任。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2014年7月8日，本届404名省级常委中，已有103人不再担任本省常委，包括落马的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等7人，比例达25%。
另有60人虽然还在省内任常委，但分工已经调整，如从统战部长转任省委秘书长等。本届省级常委中，总计已有163人不再担任换届时的职务，比例超过40%。
超半数异地任职者获晋升
不再在本省担任常委的103人中，除了7人落马外，正常调整职务的有96人，其中有9人是“戎装”常委，87人是地方党政干部。
总体而言，这些常委职务调整的原因主要有退休、升职、平级调动三大类。9名戎装常委中退休、升职、平级调动各占3名。87名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地方党政领导中，退休的只有四川省长蒋巨峰，另有5人到龄后转任人大、政协副职。
87人中，半数以上都获得了升迁。从副部升正部的最多，共有20人。其中有10人通过“外调”实现升迁，另外10人就地提拔，其中8人从常委(或副书记)升任政协主席。
需要注意的是，从地方党委常委(副书记)转任政协、人大正职领导，并不意味着仕途终点站。如天津副书记何立峰升任政协主席一年之后，刚刚调任国家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这些常委中，从正部级升为“副国”级的也不少，共有16人，去向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就任最高法院院长后，入列“党和国家领导人”。晋升副国级的大多数都是省委书记，但宁夏是政府主席王正伟、西藏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获得升任。一般来说每省只有一人有升任机会，但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升任国务委员的同时，政府主席马飚也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除了这36人获晋升，换届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汪洋，连任省(市)委书记不久就不再兼任地方职位，走向更高领导岗位。
上述40人晋升后，行政级别都有明显跨越。另有10多人职务变化后，在行政级别上没有明显跨越，仍保持原来的级别，但也可谓获得提拔，如正部级干部中，安徽省长王三运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山西省长王君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
地方不同，机会不一样
87名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官员中，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调任江西省委书记，西藏组织部长尹明德调任天津组织部长，这类平级外调从级别、职务上看不出变化，但毕竟去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一般而言，“平调”后看不出明显“升迁”、“重用”迹象的，都是从地方调任中央部门领导，如宁夏党委书记张毅调任国资委主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张江调任社科院副院长等。
在不同省份之间“平调”者，获得“重用”相对较多，如北京市委常委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委兼襄阳市委书记范锐平调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
但在不同省份间平调的，也有“降格”的，多是临近退休时的调整，且调入地经济相对发达。如今年1月，60岁的海南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调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今年1月，59岁的福建省委宣传部长袁荣祥调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是袁荣祥老家，他在浙江一直工作到1999年才赴福建任职，此番退休前回故乡，多少有点叶落归根之意。
从被调整的常委们的去向看，副职们在不同地区任职获提拔、重用的几率不一样。例如离开北京市委常委会的4名常委中，吉林、鲁炜已升至正部，卫戍区司令员郑传福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也属重用。
上海是2012年5月选举产生新一届常委会的，到目前已有6人常委离任。时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已升任全国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宣传部长杨振武、组织部长李希已升任正部级。纪委书记杨晓渡调任中纪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丁薛祥调任中办副主任，显然获得了重用。
从调职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常委受提拔重用的几率更大，其提拔重用都是“外调”完成，不抢占本地资源。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常委们也很少平级外调，要么外调获提拔，要么在本地退休。
但在中西部地区，常委们升任正部的途径，除了在本地升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协主席外，外调提拔的机会就小很多。如河南省委三名常委连维良、毛超峰、毛万春，外调后依然是副部级;湖南三名外调常委中，副书记梅克保任质检总局党组副书记兼副局长、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路建平任新华社副社长。
地区不同，不仅副职们获提拔、重用几率不一样，接替者来源也不一样。
在上海，6名常委离开后，有5个接替者在上海本地产生，只有纪委书记由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接任。福建5名常委离开后，有3名来自本地。江苏本届常委班子最稳定，今年6月蒋宏坤、杨新力离任常委职务后，从本省补充了一名常委，由副省长徐鸣担任。
相比之下，中西部省份常委出现空缺时，接替者“空降”的比例更大。
重庆到目前已有5名常委被调整，接替者中市委书记孙政才、副书记张国清、组织部长曾庆红都属“空降”。广西本届届中补充的4名常委中，包括书记彭清华在内的三人都是“空降兵”。河北本届届中补充的两名常委都是“空降”，安徽届中补充的3名常委也全部都是“空降”。
本届省级常委变动。 (何籽/图)
岗位不同，机会不一样
本轮地方党委换届后，有60名常委虽然还在省内任职，但分工已经调整。
60人中，浙江省长夏宝龙等9人从省长升任省委书记，山西省常务副省长李小鹏等7人从常委(副书记)升任省长，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等8人升任省委副书记。此外，还有36名常委在省内平级“转岗”，如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白玛赤林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后，同时保留副书记职务，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龚正转任杭州市委书记。
在升任或转任其他职务时，能看出不同岗位的常委，拥有的机会并不一样。
以本轮换届后的常委调整为例，能升省长的常委，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能在省内升职的，多是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协主席，而担任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长的常委，尚无一人直接升正部级。
本轮换届后，在省内平级“转岗”的36名省委常委中，秘书长、统战部长是“转岗主力”，有8名秘书长、4名统战部长转岗，新职务包括常务副省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等。但从其他由常委担任的职务转任秘书长、统战部长的很少，一般都是从副省长、地级市市委书记新晋升的常委才会担任这两个职务。
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转任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的比较多。而常务副省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一般不再转任由常委担任的职务，如果年龄允许，他们往往会升任副书记，组织部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升任副书记的几率也比较大。本轮换届后，在省内升任副书记的8名常委中，有一人是常务副省长(辽宁的许卫国)，3名组织部长，此外还有4名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
“调整频繁的问题不好解决”
在被调整的省级常委中，不算被查处的7人，共有156人职务属正常调整。
156人中，被调整时在之前的岗位工作超过5年的，有45人。在同一岗位上任职4到5年的有11人，3到4年的有22人，2到3年有32人，1到2年也是32人，另有14人在同一职务任职不到1年就被调整。
例如原浙江常务副省长蔡奇，去年11月才任常务副省长的，但只干了4个月，今年3月就被上调北京。调动最频繁的要数现任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他2011年5月从新乡市委书记调任郑州代市长，当年10月“转正”，两个月后又调任省委政法委书记，但也只待了两个月又调任郑州市委书记。
“官员调动太频繁，前几年在党内引起过重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政治学者许耀桐说，但一直到现在都还处于“口头重视”阶段。
据南方周末记者观察，造成官员调动频繁、任期制难以落实的原因，与目前的官员任用体制，以及换届方式有关。
中国目前换届采取“自下而上”模式，基本遵循乡镇—县—市—省—中央逐次换届的顺序。这么做的原因是代表需要“逐级选举”，有必要自下而上。但在下级换届完成之后，上级换届要从下级提拔干部，导致下级不得不在届中调整干部。
例如，浙江省内各市在2012年2月和3月集中换届。人事调整完成后，浙江省委4月换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衢州市委书记赵一德新晋省委常委。于是，温州、衢州两市立即进行常委调整，金华市委书记陈一新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刚刚完成换届的金华又进行常委调整。
但调整并没有结束。当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浙江省长夏宝龙接任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李强接任省长。省委常委兼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接任省委副书记，宁波市长刘奇接替王辉忠，填补了省委常委的空缺，刚当了4个月副省长的卢子跃又改任宁波市长，填补了宁波市委常委的空缺。
每次上面的变动，都会带来“自上而下”的连锁反应，造成了“越往下官员调动越频繁”。浙江共有11个市，本届常委会任期都未到一半，11个市的市委书记已经全部调离。本轮换届时，11个市产生了130名市委常委，但目前已有56人不再担任本市市委常委，比例达41%，远远高于省级常委25%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比例。
另外，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选任制官员任期制，换届容易“以人为本”——官员很少提前退休，只要没到年龄，换届时就必须选上。像原四川省长蒋巨峰生于1948年10月，2012年省委换届时64岁。但他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到2013年，年满65岁后才退休，四川常委班子只能届中调整。
再如原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生于1949年，2013年政府换届时，64岁的他继续任职，直到今年6月退休。这又带来“连锁反应”，辽宁省长陈政高接任他的位置，陈留下的空缺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接替，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应勇接替李希。
对这种现象，许耀桐提出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一把手在换届时快退休了，可以考虑换届时让他改任副职，享受正职的待遇，这样就避免了一把手退休时引起的连锁反应。
据南方周末记者观察，中国推行“干部交流”，无形中令干部调动更频繁。2013年初，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离任后，安徽省委副书记孙金龙调到湖南接替梅克保，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李锦斌升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之后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调任陕西组织部长。一个空缺带来了四个省委常委会的调整。
“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干部频繁调动问题。”许耀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