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
抗战时期大学的西迁
我曾经在书中写道：“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1988年，我们开始大量的整理资料，越来越多知道变化，比如说中山大学由云南迁到粤北山区，比如说山东大学从青岛一直迁到最后办不下去取消了。还有一系列的资料，越来越多的整理。这些资料今天逐渐得到很多朋友们的关注。
这些大学借住、合办、暂停、恢复、分分合合……扛着红旗四处流浪，一有机会，就努力争取复校，如北洋大学；实在扛不下去，如1937年由青岛迁四川万县的山东大学，1938年奉令停办，学生并入中央大学，1946年才在青岛复校。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北平、上海等地不少大学停办(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或内迁(燕京大学迁成都，上海交大迁重庆)。
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国民政府说大学不能停，只要还在读书，就表明这个国家的精神还在。当初的大学教授也好，学生也好，国民政府也好，都明白这一点，书声朗朗证明我们还能够打赢。“弦歌不辍”乃中华民族不屈意志以及必胜信念的表征，不仅仅是教育界的事，是整个政治的问题。
讨论大学内迁的历史，我会关注几个方面。一是在组织上，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搬迁，不是逃难，中央大学连农场的鸡鸭牛羊都带上，可见这所大学的信念。二是精神上，不是逃难，而是一路弦歌不辍，走到一个地方停下来就读书，战争炮火来了搬起铺盖继续走，这样的状态用西南联大校歌就可以看到很清楚。《西南联大校歌》上阕———“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三是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先是教育部，后来是蒋介石说了一句话，“战时如平时。”教学上不要动，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人口多、中国大学生少，吸取一战时的教训。一战时英国、法国将大批大学生送上前线，战争结束发现没有人才了。中国教育本来落后，一定要吸取这样的教训，总共四万大学生，上前线也没有用，我们有的是兵源。教学也不要应急，不要因为战争开始就学战时培训，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战后建设需要的人才。
这个决定让我很感动，吴大猷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后来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当院长，战争一结束他给蒋介石写信，说国家很穷，但是为了未来必须派人去学两弹，于是蒋介石批了钱，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挑选学生，两个人，一个是研究生毕业的杨振宁，一个是本科一年级的李政道。去了之后，美国政府反悔，不让他们学习原子弹，学习物理。但是他们两个人合作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再三说，西南联大的教学就是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比，也一点不逊色，他从西南联大到美国，说发现他的程度比美国人还好。我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因为战争起来之后，撤退到大后方的过程中大量的仪器没有了，老师们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教本科生，所以西南联合大学本科生的质量非常好。各位今天都知道，我们的教授们已经不再可能全力以赴对待我们的学生了，有时间还要做研究、发表论文，那时没有多少期刊，也没有多少的试验设备。吴大猷说他用两个土架子做的仪器，所有人都全力以赴当学生。李政道也在回忆录中说，他找到吴大猷，吴大猷的妻子身体不好，要经常回家陪妻子。李政道就跟着他到家里，帮助他做一点家务，一个人独立教这么一个学生。这样的教学，使得西南联合大学本科生水平非常高。换句话说，西南联合大学坚持按照原有的水平办学，不是因为战争而降低水准，没有将战争期间的大学办成培训所，因此战后才有那样的大批人才。理科如此，文科更是这样，因为文科本来对仪器、试验要求不高，即使资料不多，但是精神在，继续做研究，所以人文发展很好，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从教育史看战时大学的特点
一、战时大学在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大量东南沿海的大学、工厂迁移到后方，让落后的西南、西北突然进入新世界。一方面读书人知道了中国的贫困、辽阔以及悠久，当地的民众由此也得到了文明上的提升。
二、生活圈子缩小。今天我要跟学生见面都要事先预约，不然没有办法。但是战争期间的老师和学生，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所有人的生活圈子不超过20分钟步行路程，教授与学生在一起经历这场战争，此前此后老师和学生的距离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
三、对现代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从国共两党分裂以后，大学教育是国共两党斗争的重要战场，所以大学里的党争、政治立场的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40年代都很严重，只有一段时间比较和睦，那就是抗战期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合作，枪口一致对外，不同政治派别协调。除了极少学生运动的时期，征召“青年军”时有疑惑，但不好直接反对。基本上在抗战期间，校园里没有政治斗争，基本上都是一致对外。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回忆录中说，他想来想去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念书，为什么？那个时候很穷，但是那个时候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那个信念让精神上非常愉悦。而以后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得意，都抵挡不住早年的向往。
从政治史或文化史看待大学西迁
王力诗句“应教青史有专篇”，不仅适应西南联大，也适应全国高校。因大学西迁而展开的另一个中国，因大学西迁而改变的另一种人生，因大学西迁而收获的另一种学问，以及各大学西迁时设立师范学院，北归时为西南、西北留下的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的意义很大。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惟一差可比拟的，是苏联的诸多学校。二战一开始，法国被德国人吞并，而英国虽然遭受很多轰炸，但是挺住了，德国人没有打过去。美国远在天边，更没有关系了。所以，要不就是被占领，要不就是没有被战火烧到门口。只有一个国家，战争打起来，大学有可能而且必须做大规模的流动，那就是苏联。苏联的卫国战争开始之后，康斯坦丁诺夫等编的《苏联教育史》中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上万高年级学生、教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
高等院校与卫国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方。”而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后的第八天，一批苏联大学教授来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重建医学院，第二年便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苏联卫国战争中，与西南联大的遭遇最为接近的，莫过于莫斯科大学。“就在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莫斯科大学)就有数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职工投笔从戎，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不久，又有物理系教授、历史系教授等师生数百人上前线。整个战争期间有3000多人参加苏联红军，许多人牺牲在战场。具体的迁徙行程是：1941年10月开始，大部分师生迁到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12月1日复课；1942年夏季，战局不利，又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随着苏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1943年春，莫大胜利回迁莫斯科。换句话说，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不到一年半。而北京大学在外流浪时间是9年，相对来说，对莫斯科大学这一年半的重要性，不及北京大学在外流浪9年的重要性，有很多史料让我们知道一系列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艰难困苦。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值得思考及反省的若干问题
1)如何看待西迁大学与暂居地民众的关系。2)如何叙述两地办学。3)如何谈论“伪大学”，如伪中央大学、伪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史与东南大学校史的写作。
北大撤退之后，日本人伪政府扶持了新的北大学生，这八九年中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办？只要有学生就有可能出人才，北大历史上讨论时也将这一段时间培养出来的学生算在里面，但是也不能理直气壮，在校史上我们是这样写的，在撤退之后北平也有一所所谓的北京大学。
4)如何看待已建及将建的纪念馆———不只是本地的旅游资源，更是大学寻根，珍惜那段历史，以及上一代人的感情。那样的教育，古代中国没有，同时期的欧美名校也没有，哈佛耶鲁没有，牛津剑桥也没有。1944年英国科学史家、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考察战时的中国大学，说了好多好话，经常被引用的是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另外一句不见人提及，西南联大是“东方的牛津”。
著名数学家，抗战时任浙江大学教授，后为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1992年以90岁高龄回浙江大学演讲，重述李约瑟的话后慷慨陈辞：“我还抱着这样一个希望，终有一天，我们浙江大学能不能有一个教授，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去英国剑桥大学参观访问，称赞剑桥大学为‘西方的浙大’呢？”我们希望有这么一天。
我为什么再三讲述抗战中的大学故事，针对的是当下中国大学之缺乏理想性，包括：办学理念、大学精神、师生关系、教学方法等。整个叙述过程中，隐含的都有这样的思路。战争初期的迁徙，抗战胜利的狂欢，炸弹阴影下的大学生活，相持阶段的“读书不忘救国”，所有这些，都值得怀念，更发人深思———什么是中国大学最值得珍惜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