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 徐鹏飞

　　“忠实于原文”还是“连译带改”？呼吁更新翻译观念、转换翻译方法的声音不绝于耳，似有形成主流认识之势。

　　自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翻译的重要性受到空前关注。国内媒体和学界不约而同地把莫言的获奖首先归功于翻译，认为葛浩文、陈安娜等莫言作品的译者在其获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围绕翻译与创作的关系、翻译策略与翻译接受以及翻译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影响等问题，学界和翻译界展开了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家葛浩文的名字迅速进入公众视野，而随之引起热议的，是他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特色鲜明的翻译方法——“删节”“改译”甚至“整体编译”，这些策略俨然成了葛浩文翻译的标签。对这种葛浩文式的翻译，文学评论界、翻译界和媒体持有迥异的观点。

　　评论家李建军认为，文化沟通上的障碍使得诺奖评委们无法读懂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只能阅读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因而诺奖评委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对西方人来讲，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性’，完全决定于翻译者的汉语水平和母语水平。”显而易见，在一些评论者看来，打动诺奖评委们的并不是莫言作品本身，而是“脱胎换骨”、彻底“美化”的译文。并且，在这样的翻译所导致的“误读”中，“走出去”的不是真正的中国的莫言，而是葛浩文的莫言，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而是经过翻译“改头换面”的中国文学。

　　除了国内评论界，国外汉学界对葛浩文的翻译也有种种观点和认识，如德国汉学家顾彬虽然表示葛浩文的翻译方式“非常巧妙”，却也认为他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译本畅销书，而不是严肃的文学翻译”。

　　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问题，国内译学界同样进行了积极思考，部分学者提出了鲜明的观点，如谢天振教授一再提醒学界注意两个现象：“何以我们提供的无疑是更加忠实于原文、更加完整的译本在西方却会遭到冷遇？何以当今西方国家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对原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删节？”基于此，他提出，在中国文学向外译介过程中“要尽快更新翻译观念”，“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写本”。呼吁更新翻译观念、转换翻译方法的声音在翻译理论界不绝于耳，并在媒体的助力下似有形成主流认识之势。《文汇报》刊登的一则报道《“抠字眼”的翻译理念该更新了》开宗明义地指出：“做翻译就要‘忠实于原文’，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翻译的常识。但沪上翻译界的一些专家却试图告诉人们：常识需要更新了！这种陈旧的翻译理念，已经成了影响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文章进一步表示，“莫言热”带给翻译界的启示应该是“好的翻译可‘连译带改’”。

　　不难看出，在围绕翻译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讨论中，各界基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共同目标呈现出相互对立的观点与立场。媒体和翻译界部分学者将葛浩文的翻译定性为“连译带改”的翻译并加以推崇，同时将这种“不忠实”的翻译方法视为译介中国文学唯一可行的翻译策略，据此呼吁更新翻译观念；文学界却对葛浩文的翻译多有批判的声音，对翻译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发挥的作用也颇有疑问，认为在语言与文化的隔阂下译介并传播到国外的只能是中国文学的“象征性文本”或“影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回应质疑并澄清某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翻译方法甚或翻译模式等问题展开进一步思考：一是翻译的忠实并非仅在于语言和文字层面，无论在翻译观念中还是在翻译行为中，对忠实性原则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的层面和维度；二是任何翻译方法的运用都渗透着译者对翻译本质、目标与价值的主观理解与认识，对原著的删改远不是中国对外译介中必然采用的方法或模式，而是翻译观念作用下译者的一种选择；三是翻译作为一个充满选择的过程，究竟删不删、改不改以及如何删、怎么改，都需要译者根据不同情况做出判断、进行选择，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责任意识；四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接受语境和读者接受心态两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和不平衡性，因此，在目前阶段，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译者在翻译中有必要对原著进行适当调整，使之在更大程度上契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期待视野。

　　翻译史一再证明，文学译介活动具有复杂而丰富的内涵，而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语言、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客观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背景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过程中尤其凸显出无法避免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葛浩文式的翻译方法绝对化、唯一化和模式化，甚至据此质疑以忠实为原则的翻译观念，这恐怕是有失偏颇的，也无益于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深层次意义上来讨论翻译的作用和价值等根本性问题。许 钧

　　《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