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朔州一家由温州人黄某投资的煤矿已经停产。望着冷冷清清的煤场，黄某不断叹气。
山西煤炭反腐风暴仍在继续。
有媒体统计，从今年年初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被查至今，山西已有7名省部级官员被查，而这些落马官员大多与煤炭腐败有关。山西煤炭系统一位官员更直言，山西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是煤的生态”。
在煤炭产业主导下的山西，“煤老板”向来是引人注目的群体。有媒体盘点了这些年上过媒体头条的山西“煤老板”，在此轮反腐中被带走调查的邢立斌、张新明等人上榜。
不过，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山西“煤老板”中，相当一部分并非是土生土长的晋商，而是浙商和闽商。其中，浙商煤老板多来自浙江温州，闽商煤老板多来自福建福清，也被称为“福清煤帮”。
在晋浙商起步早“教训”大
浙商是最早进入山西煤炭业淘金的外地商帮。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商帮”之一，浙商一直以来以嗅觉敏锐见长。早在2002年，本地投资受阻的浙江温州的民间资金开始流向煤矿投资。此后，随着煤炭价格开始好转，浙江温州商人开始一带十、十带百地进入山西大规模投资煤矿。
据了解，浙商介入山西煤矿产业的方式多是从承包村办小煤矿起步，大量的村办煤矿以“集体挂名、个人经营”的方式运营。
相关数据显示，2005年到2007年，温州商人在山西投资达到最高峰，涌入资金约1200亿元，收购了当地60%的中小煤矿。
2007年，山西开始整顿煤矿，一批浙商开始逐步退出。“大概退出了500亿元”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随着整顿力度从2008年年底加剧，这期间进入的煤商基本上还未投产，就被“冻”在了近450座矿井里。
2009年，山西出台《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山西煤矿进行大规模整合。兼并重组后，山西所有登记在册的中小煤矿，都将被收归国有或国有企业控股。一千多家由民营资本经营的煤矿被迅速叫停，国有资本强势进入。
有媒体称，当时约4000多亿元民间资本撤离山西煤炭行业，其中大部分是浙商资本。另一组数据则显示，当时浙商超过500亿元投资资本深套其中，损失超过150亿元。
这一度激起了浙商的反弹。2009年年底，浙江省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上书中央，要求对山西最新一轮煤矿兼并重组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处理。2010年年初，该会又发表致全球浙商公开信，将山西省列入浙商投资预警区域名单。
今年9月，有媒体盘点称，在2009年山西煤改时过5年之后，仍有一部分浙商留在山西，在此前兼并重组中获得多方共同努力而来的资源与权利。另一部分浙商则选择离开，去贵州、新疆、云南等地继续投资矿业。也有的彻底退出煤炭行业，成为“脱煤者”。
闽商以“新农村建设”切入，从浙商手中接盘
而相比之下，比浙商更晚进入山西煤炭行业的闽商，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据了解，闽商早在30年前就开始进入山西创业，从茶叶、水暖阀门等小业务起步逐渐发展壮大。相关报道显示，“新农村建设”成为闽商挺进山西煤炭行业的切入口，而山西省孝义市克俄村则成为其中的第一站。
作为山西铝厂的主矿区，30年的开采使克俄村被矿渣坑和渣山包围。2006年，福建福清商人和克俄村村民达成协议：福建商人投资回填部分矿渣坑，为克俄村民建设新住宅区;作为交换，村民全部搬迁到新村后，福建商人将开采原来宅基地下压覆的煤铝资源。
克俄村这种废弃矿区治理模式后被当地政府推崇，成为“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从此之后，“资源换新村”的露天采煤在山西开始遍地开花。
2007年，山西省政府又提出3年内治理676个村庄的地质灾害。其治理办法是：挖开采空区，进行填沟造地、打井盖房。这意味着，一旦被列入676个村庄的名单，就等于拿到了可以露天采煤的“许可证”。
2009年12月出版的《闽商》杂志一篇名为《叩问商机福建“煤老板”轶事》的文章称，“自2007年以来，200余位闽籍企业家，在山西晋中、阳泉、吕梁、朔州、大同等地，共投资约157.6亿元，轰轰烈烈地参与到农村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新农村建设项目”。
上述文章提到，仅在2008年，山西全境农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拆迁任务共涉及11区市，112个项目。其中承接相关工程的大多数为闽商。
而据太原福州商会会长黄建俤介绍，闽商较多在山西投资煤炭产业，最初萌芽期在2006年至2007年，2008年至2009年达到小高潮。
据报道，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国家开始整顿煤炭市场，其后很多人暂时歇业;到了2009年后，煤炭价格回升，投资煤炭热又出现回潮。当时，福清人纷纷从浙江人手里接盘矿区，成为一股热潮。
“求做大”背后冲突频繁
值得一提的是，和浙商“公开讨说法”不同，虽然2009年同样遭遇了山西煤改“国进民退”风潮，闽商却持另一种态度。
时任山西省福建商会秘书长陈水筑曾这样评价山西煤改：“山西煤改是一次具有国家高度的政策，这是一次煤炭调整、结构转型。王君省长来以后政府出台这个政策，带来更多的是机遇、是希望。”
“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来迎接新的挑战。并且我欢迎国家的相关政策，欢迎国有资本进入我们煤业公司，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闽籍“煤老板”薛经官当时也这样表态。
有报道称，做大煤矿，做正规煤矿，成为不少闽商的追求。
另一位闽籍“煤老板”何荣就非常认同与国企的合作。他说，这个合作最大的益处是能够利用国企一整套规范生产的制度，包括对矿区百姓的赔偿标准、补助措施，以及对矿区工作人员的管理、矿区作业标准化流程的管控等。
“在山西做煤矿的闽商百分之九十以上做的都是露天煤矿。露天开采初期投入成本高，但比较安全。因此，他们在选择收购矿区时，都只考虑露天煤矿。”何荣说。
不过，由于山西地表生态脆弱、村庄密布、耕地较少，因此并不适于像内蒙古那样的露天开采。一些闽籍“煤老板”只顾挖煤赚钱而不顾当地生态的做法激起了当地百姓的反感。
有媒体统计，闽商大规模进入山西开展露天采煤后，和当地村民的肢体冲突曾一度常态化。
闽籍“煤老板”卓杏生就是一例。据了解，卓杏生旗下天赐煤业以修建“村村通”工程的名义，在山西原平采煤，造成当地林地毁坏1300多亩，耕地毁坏150多亩。大肆的破坏引起当地村民的不满并爆发冲突，造成14人重伤。
2010年，卓杏生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山西省原平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相关媒体报道称，此前卓杏生已被各地警方多次拘留、取保、释放。在2011年、2012年间，卓杏生更有多次被警方拘捕，而每次都被取保的“传奇经历”。
外地商人和本地官员利益交错
“以矿山治理等名义开采资源，这是山西省方面明令禁止的。”有山西煤炭企业人士称，福建人创办的“露天采煤”，很难拿到正规的煤矿手续，必然导致更多的“公关”。
2012年，福建“煤老板”罗明福在酒店强迫小姐吸毒致死，后通过全国政协委员郝建秀买通警方平事，此事曝光后曾引发太原警界的官场地震。
据了解，罗福明是山西巨能集团副董事长，闽籍煤老板代表之一。“除部分收购项目外，山西巨能投资公司在吕梁孝义等地有地质灾害治理项目，以此名义采矿。”山西本地一位能源企业负责人如此表述。
事实上，就在山西吕梁前市长丁雪峰被调查之后，有媒体称多位在吕梁有煤炭生意的企业主也因为牵涉其中被调查，其中多位为福建福清籍。媒体称，这些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则是，在山西深耕多年，涉及煤炭生意。
还有媒体援引其中一位被调查的煤炭企业主的法律顾问的话称，他熟悉的这位老板就是因为牵涉到被双规官员的案件，被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在这位人士看来，当地的很多企业主和政府走得太近，官员一旦涉案，企业主往往难以独善其身。
同样在不久前被带走的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郑明珠亦不例外。作为吕梁交口县多年的主政者，郑明珠经历了“福建煤帮”以露天开采方式疯狂采煤、被舆论狙击、被打击、找到“红帽子”公开盗采直到2013年以来渐渐式微的全过程。
相关报道称，2007年，山西一家当地媒体曾揭露交口永远庄盗采惨状，同年7月，山西省政府被迫下文，禁止“以治理地质灾害等名义盗采资源”的行为。但相关行为并未真正停止，而是在勾结、收买监管者之后，继续私采。
作为后来交口县被选中的开采主体，山西能源产业集团曾在交口县桃红坡、双池、回龙统领并成立了鑫建、晟凯几个煤矿。今年3月，山西省原纪委书记金道铭被宣布接受调查后，晟凯和鑫建的福建老板都已失联。
在晋闽商受反腐影响很大
山西省福建商会会长余乃安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目前反腐已经给闽商带来很大影响，百分之七八十的闽籍煤商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由于煤炭行情很差，煤商连成本价也保不住，基本处于赔钱状态。
另据报道，在去年山西煤、焦、化、有色领域企业就已严重亏损，煤炭工业亏损面达到42.6%，企业亏损额达到169.6亿元，同比增长48.3%。
投资环境的剧烈变化在给闽商等外地商帮带来阵痛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寻求新的突破。
据了解，目前已有不少闽籍“煤老板”开始尝试多种经营规避风险。有媒体调查发现，目前山西闽商“煤老板”有3种转型方向：
一部分“煤老板”回归农业、旅游业，一方面从国家扶持农业、旅游业的政策中获益，一方面风险也小;另一部分将退出煤矿的资金，参加到各地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规模资金的远期效益;还有一部分则转战内蒙古、新疆等地继续经营煤炭生意。
而就在今年7月，山西省商务厅组织召开“山西异地商会投资合作洽谈会”，邀请19家山西异地商会为山西招商引资出点子。
山西省商务厅厅长孙跃进表示，对于在山西的异地商会和企业，应考虑如何优化投资环境，构建发展平台，让异地商户在山西的投资兴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以及亲商安商惠商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