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原本对李红琴这个角色没有信心，因此看了大量电视新闻和纪录片。对那些失子寻子的新闻和纪录片，赵薇有个发现：“永远都是到孩子找到就结束了。从来没有一个片子讲，孩子拿走以后，另一边是什么样。” （剧组供图/图）
片尾对我来讲是最有力量的，而且是最压抑、最悲剧，也最不像陈可辛的电影。我的电影，结局从来没有开放过，这是第一次完全开放的结局。知道最后怎么办，这个戏就完了。——陈可辛谈《亲爱的》
赵薇头一次扮演农村妇女。剧组开机头一场戏就是她的。
她从安徽农村来到深圳，出火车站，一脸憔悴走在繁华街头。导演陈可辛要求她不能化妆，她脸上的皱纹、色斑在特写镜头里一览无余，那双著名的大眼睛底下，眼袋显得格外重。乡土气息十足的衣着和双肩包之外，她自己提出手上还该再拎个尼龙袋，这样形象会“更地道”。
赵薇演的农妇叫李红琴，丈夫一年前癌症死了。丈夫生前在深圳打工，先后带回一个女婴和一个男孩，说是捡的。她不能生养，这就有了儿女。有一天几个外地人从她家抢走了儿子，她后来从公安局知道，那是儿子的亲生父母。在看守所蹲了半年后，她去深圳，要去社会福利院把女儿要回来。
电影《亲爱的》题材来源于央视法治栏目《大家看法》2011年第54期，“千里寻子”。公司里的内地同事推荐给了陈可辛这个香港导演，一波三折的故事立刻抓住了他。
在深圳开店的湖北人彭高峰丢了3岁的儿子，他开寻子博客，在天涯论坛连载“苦涩无助的寻子日记”。他收到许多人提供的线索，无数次出发，无数次失望，也多次被骗甚至遇险；他同多名失子父母组成寻子团体，彼此支持鼓励。他很幸运，儿子真的找到了，虽然用了三年。
陈可辛见了彭高峰。彭高峰告诉他，孩子刚回到身边时，晚上常常哭闹，要回去找那个“妈妈”。彭高峰说自己甚至觉得，把儿子带回家是自私的，因为对孩子来说，这就像“二次拐卖”。
“这个人活得很明白，在中国有一个那么明白的人，我觉得很不容易。”陈可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我觉得这个故事必须得拍。”
赵薇对李红琴这个角色犹豫再三，她离自己的生活太远。接下角色之后，她看了大量相关的电视新闻和纪录片，“警察去教训买走孩子的父母，说你当人是猪吗，可以买卖的吗？”影片中李红琴蹲在墙根，带着哭腔回答警察的讯问和呵斥，她说芜湖话，声音显得惊慌、孱弱，又带着农村人的顽强。
“我完全看呆了。”陈可辛这个“外乡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对那些失子寻子的新闻和纪录片，赵薇一针见血：“永远都是到孩子找到就结束了。从来没有一个片子讲，孩子拿走以后，另一边是什么样。”
《亲爱的》最让陈可辛兴奋的也正是：“孩子找到了，而故事才刚开始。”
陈可辛“北上”整十年，这是他第一次拍真实新闻改编的故事。2014年9月26日《亲爱的》正式公映，拐卖儿童这个内地商业电影还没碰过的“敏感”题材，就让香港导演抢了“头彩”。
编剧张冀尤其记得佟大为和赵薇的一场戏。佟大为扮演油滑、势利的小律师高夏，李红琴向福利院要回养女，盲打误撞碰上高夏，高夏避犹不及，但他随后落入人生低谷，发现他与这个农妇原来同是天涯沦落。两人走在夜色中的深圳街头，高夏仰望林立高楼的辉煌灯火，向李红琴喟叹：“你看这个城市，多么有钱啊。”他把钱还给了李红琴，“这次是免费的。我会帮你要回孩子的。”
拍摄现场，陈可辛盯着监视器，对一旁的张冀说：“你看这多像以前的左派电影。”
“知道最后怎么办， 这个戏就完了”
南方周末：电影里黄渤和儿子生活的那个地方，是在哪儿拍的？
陈可辛：三元里，广州的城中村。本来整个戏在深圳拍。结果找不到一个好看的城中村。深圳是一个非常“不好看”的城市，它没历史。我觉得广州好好看。我会去放大一些属于这个阶层的美的东西，像电线杆上杂乱成团的电线，像三元里窄巷里狭长的光影。
南方周末：这是你第一次去三元里拍戏，那里拍戏难吗？
陈可辛：第一次去。他们说那里挺复杂，很难摆平各种关系，可能很多人会问你要钱。其实结果还好。当然是给了钱的。但有的地方你给了钱都摆不平，一个小店就收你十几万，可能他一天生意也就几百块钱。你说换一个店，发现每个店都一样，他们都沟通好了。
南方周末：电影里的寻子团的行为细节，比如他们唱《隐形的翅膀》，还有一齐拍手“鼓励鼓励”，这些属于内地文化气质的东西你是怎么找到的？
陈可辛：那个歌是编剧写进去的。“鼓励鼓励”，是现场，黄渤加的。
导演就必须是海绵，要去吸收。尤其一个香港导演，到内地拍一些不熟悉的东西。每个人讲话我都会听，我就是最好的海绵。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就算是内地导演，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自己有去体验这种寻子团吗？
陈可辛：我知道有个团体叫“宝贝回家”。彭高峰跟孙海洋，就是黄渤和张译角色的原型，都是一分子。但是张译的原型不是土豪，也不是“宝贝回家”的发起人。很多东西当然是虚构跟真实之间，包括鲁晓娟跟田文军，现实里是没有离婚的。张冀觉得，离婚更能展现来到这种移民城市的夫妻，梦想不同了，成就也不同，分开了……情节就丰富了很多，多了很多社会性的东西。
《亲爱的》剧本收到广电总局的意见，建议计生办那场戏别拍了。“北上”十年，陈可辛越来越熟悉内地的规则。“在以前的经历中，我们对建议别拍的都拍。”最后这场戏还是拍了，不过也尽量温和了一些。 （剧组供图/图）
“惟一使我们善良的， 就是家庭教育”
南方周末：广电总局的公示里，影片剧本备案时得到的意见是“修改后通过”，你还记得有哪些修改意见吗？
陈可辛：计生办那场，明显就建议你别拍了。（注：一对失子父母决定再生孩子，去计生部门办理准生证，办事员要他们提供现有孩子的死亡证明，父亲被激怒。）
他们没说坚决不许拍，只是建议别拍。在以前的经历中，我们对建议别拍的都拍了。因为我知道，电影局还是挺人性化的机关，不是那么死的。计生办那场戏，我觉得结果能过审，可能因为那个公务员起码态度是非常好的。
南方周末：你应该知道在内地拍现实题材，会有很多限制，包括“调子灰暗”都曾是很多影片的障碍。
陈可辛：我以前不知道，后来越来越知道。《投名状》上片前我都快疯了，完全不明白问题在哪里。我不批评，又没有色情，你说血腥、暴力，我就剪呗。我完全不知道人性的灰暗，都跟国家有关。李连杰他们三个人签投名状，杀一个无辜的人那场戏，网上预告片播了半年了，我当时说，你们确定剪了之后不是一个笑话吗？大家都看了半年了，但是到了正片没有？确实死活不能，不然就不让上。
其实这部电影也好、《投名状》也好，我就在讲人性不是非黑即白。这个戏最挑战观众的，就是中间突然出了一个新人物，突然变成主角，然后我跳到她的观点。这就是人性的双面性，事情的双面性。我知道不容易过，但这次确实是过了。
南方周末：你是否特意去掌握故事的平衡？故事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又不能看观众彻底悲观。
陈可辛：可能我比较幸运。从小到现在，身边都有挺多不错的人，我没有太多阴暗面。我理解人生是悲观的，但我身边的人还是不错的。这也是被彭高峰影响的。他跟我说，找回儿子却像“二次拐卖”。他活得那么明白。他一年后还回去看李红琴的原型，还让儿子给养母打电话。既然有这样的人，就代表尽管生活是没有出路的，但只要人间有情，是能活下去的。
南方周末：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这种“人间有情”，支撑着彭高峰“活得明白”。
陈可辛：我觉得唯一使我们比较善，比较明白，比较正的，就是家庭教育，别的教育都是狗屁。我碰到过的有问题的人，通常都是童年不幸福、家庭关系不好的。我没有跟彭高峰聊过，但我觉得他肯定家里是不错的，这跟有没有钱没关系。
南方周末：李红琴的养女可能真的是弃婴，但法庭判决分开了这对事实上的母女。情和理之间，你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陈可辛：这个事搁在美国，都不可能拿到小孩的。因为制度就是制度。这个制度觉得女孩是给拐卖家庭拐掉，李红琴虽然不知情，也是拐卖家庭。要是为了个人意义的人道主义，觉得你很可怜，把女儿还给你，这个社会、这个法律怎么办呢？
“《中国合伙人》 就是我的价值观”
南方周末：“北上”十年，你拍的电影全都不是一个类型，各种尝试。
陈可辛：没办法。我其实是戏路很窄的导演，我在香港都拍城市中产，还有一点洋化的东西，因为我在外国生长。《双城故事》、《风尘三侠》好像很市井的尖沙嘴的故事，但是都有点像洋片，其实就是我的生活圈子。《金枝玉叶》就更别说了，唯一《甜蜜蜜》是比较草根。
到内地，所有东西都是陌生的，我喜欢拍写实题材，但是没有好的编剧，我自己不知道从何入手，确实有很大文化差异。对我来讲，拍美国片都比拍内地片容易。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只能拍古装片。不只是我，谁都是。那时候我常讲一个笑话，说你要拍一个一千万的片，找不到投资；你要拍一个亿的投资，很多人排着队找你。古装片的世界你也没去过，我也没去过，就没有接不接地气的问题。
但是古装片现场的状态，千军万马的指挥，动作戏，都是我非常烦的，因为我又不喜欢，又没兴趣，又不懂。我要靠武术指导，靠一大堆人。副导演在喊，我坐在监视器后面，一切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没办法，市场就是这样。
直到《武侠》彻底失败，痛定思痛，怎么也得回去拍一些你懂的吧？就来了《中国合伙人》。我最心爱的就是《中国合伙人》。虽然是讲俞敏洪他们，但是我更多投入了我自己的经历，对美国的那种憧憬，跟一路走过来的种种，情怀完全是我的。所以《中国合伙人》给人骂价值观，我说没办法，那就是我的价值观。我对那个戏的褒跟贬，百分之百照单全收，真的是最代表我的戏。
南方周末：你还有可能回香港拍港片吗？
陈可辛：当然有可能。我一直强调电影是个商业行为，问题还是来自市场。整个香港电影的市场状况出了很大问题，不是一部电影卖座能解决，也不是一个小潮流能解决。比如大家说《无间道》给了香港警匪片一个“小阳春”，其实没有解决香港整个电影生态的问题。
就是市场不够，人不够。海外已经没有看华语电影的习惯，香港电影、内地电影、台湾电影都没有了海外市场。台湾就靠那2000万人，香港就靠700万人。当全世界都开始回去看自己的电影，香港就处于很大的劣势，因为人少。香港电影人从1990年代末就开始找出路，使我们能继续拍电影。
这些年很多香港导演来到内地，发现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容易，也有很多限制。有人就觉得，那算了，我回去拍，吃苦一点也没问题。但是回去拍，真的能成的，最多也就是不亏很多钱而已。投资方永远觉得，有内地市场为什么不要？只有一些不可以在内地上的戏，过不了审批的，这两年就出了一批被称为低俗的电影，讲脏话、三级……所谓接香港的地气，但我觉得根本不是，是一种哗众取宠。我要是二十几岁可能也会在这一群里面。现在用那样的方式拍所谓的港片，我真的做不到，也不想做。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香港电影的未来？
陈可辛：我们永远怀念从前，要回到以前是不可能的。1970、1980年代，只有香港是创作最自由的地方，也没有政治的考量，所以电影是纯娱乐。中国人在全世界的流转，造成华语电影在全世界的市场需求。香港就碰上了这个时机，造就了这样强的电影工业。
其实香港所有行业都一样，只要内地一改革开放，香港很多优势就会没有，挺悲哀，但这是现实。
海外的中国移民，从第二代开始已经被当地同化，不再需要华语的娱乐。香港所有的优势在1990年代没有了。1990年代我们一窝蜂地拍戏已经是最后一班车。台湾把洋片的限制拿掉，不到两年，好莱坞片的市场占有率变成98.6%，非好莱坞片——法语日语韩语华语加起来1.4%。台湾市场没了，香港电影就没了一个最强后盾，然后新、马市场都越来越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