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治晋三策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9月1日，60岁的王儒林离开工作了40多年的吉林，奔赴山西救火。

　　王儒林是河南濮阳人，在吉林省内3个以上的城市主政过，更有吉林省长、省委书记的多重经历，曾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吉林搭过班子。

　　在山西当地一些官员看来，王儒林的到来，对山西而言，有两重含义。“王书记具备工业大省的治理经验，同时，在他治下的吉林官场，目前‘风平浪静’。”

　　王儒林的使命和任务不言而喻，山西省委接下来会如何治晋，更是引发各界关注。在王儒林入晋第一天，就要求建设好省委常委班子，改革煤炭管理体制，根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和条件，分析人士称，这应该就是山西省委近期重点工作的主要内容。他的首次地方调研，也选择了吕梁这个“重灾区”。

　　9月22日,王儒林对山西省社科院的一篇文章作出批示：“请就‘优化政治生态，实现弊绝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组织力量进行综合、系统、全面深入研究，要出实招，可操作。”

　　激浊扬清，表里兼治

　　“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过的顾炎武的一句话。在廉政瞭望采访的一些山西干部里面，他们普遍认为，山西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山西的反腐正属于“激浊扬清”的一个过程，“激浊”是手段，“扬清”则是目的，这就需要通过表里兼治才能完成。

　　9月1日，在山西省委书记交接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出席，并指出了“山西省委要认真总结腐败案件高发多发的教训，由表及里、举一反三”。

　　那么，在这里面，何为表，又何为里?

　　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里，山西这片地域就被形容为“表里山河”：“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这里表里的意思是内外，即山西有山河天险作为屏障，但随着十八大之后中央的反腐决心，山西的一些腐败官员们已没有任何屏障。“贪官的保护伞再有多硬，也不会像过去某段时间那样有惊无险，他们腐败盖子已彻底被揭开”。当地一名退休副厅级干部黄云表示。

　　“十八大之后，山西省级干部被查人数创下建国以来纪录。”黄云说，“这样的形势，我工作了一辈子都没遇到过，但这仍然可能只是表象，如果不铲除腐败病根，说不准还会有‘老虎’被打。”

　　黄云表示，做好表里兼治，除了重拳出击，查处案件的“表”之外，更要下力气整治所谓的“帮派文化”，一是官商勾结形成的贪腐圈，二就是一些地方攀龙附凤形成的“帮派圈”，这才是解决山西问题的“里”。

　　9月15日，《山西日报》发表评论称，只要有腐败现象存在，反腐败就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时”，当务之急是，全省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山西当前反腐败形势的分析判断和要求部署上来，坚决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被认为是山西对“关于山西高压反腐要告一段落”这类声音的回应，“过去出现官场地震的地方，一般更换了主要领导，反腐就会告一段落，但现在的要求是一查到底，挖深井，除恶务尽。”山西省级机关一名干部说。

　　在山西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王儒林则用了“四性”来描述目前山西反腐斗争的形势：“严峻性、复杂性、尖锐性、特殊性”。

　　整治圈子，从严治吏

　　1882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他经过沿途察访后, 发现山西境内“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于是不无感触地说:“囊谓晋事清简, 亦殊不简也。非表里兼治不可。”张之洞把山西“病痛括之以懒散二字”。

　　山西省委党校前副校长许国生说，山西在历史上是封建体制比较完善的地方，干部的“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有些干部把人生价值寄托在当官之上。山西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职工人数占全省人口比一度达到全国的1.6倍以上。近期落马的山西官员之间，则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场圈子”。

　　有媒体曾针对山西官场“圈子”的大行其道评论称，最直接的后果是，常规的选人用人机制可能失灵。德才兼备者，如果入不了“圈子”，哪怕再苦干实干、正直清廉，也没有出头之日;而一些德才不彰之辈，只要攀上了一个“圈子”，很可能平步青云。

　　“一个落马的厅级干部往往会牵出几个处级干部，而省级干部则可能会牵出若干厅级及其以上干部。十八大后山西反腐的一条明线，可能是要斩断过去官场上一些不正常的盘根错节的关系。”有当地干部对廉政瞭望表示，“在山西落马官员的上下级之间、老乡之间、同学之间，过去可能是谁帮了谁，现在则变成是谁供出了谁。”

　　有媒体称，处于腐败重灾区的吕梁和运城等地，部分干部“人人自危，无心工作”，为官不为的情况比较显著。当地一名王姓处长更是对廉政瞭望直言：“说‘人人自危’是夸张了些，但不排除潜伏的贪官中有一种‘落马的人越多，自己被咬出的可能性越大’的担忧。”

　　黄云和几个老干部前几天也聊到了目前的这种情况，在他们看来，“组织上可以通过谈心等方式适当缓解干部群体焦虑情绪，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为官不易，但也要杜绝为官不为和乱为，毕竟山西干部的主流还是好的。”

　　山西四面临山，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邻中条，北有恒山，这种自然环境容易造成封闭和保守，甚至抱团。习总书记曾强调，“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切实把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上来。

　　江西省委党校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冯志峰曾做过一个省委常委基本构成与领导干部培养机制的研究，在十八大前的省委换届中，山西籍官员在本省任常委的有7人，位居全国前列。

　　冯志峰说，在原籍任职的领导与外地派来的领导之比，其比例大小可以反映我们党执行干部任职地域回避这项政策的力度。这是合理配置人才资源的一种方式，更是对领导干部的一种爱护和帮助。从预防领导干部出问题的角度看，加大干部回避的力度，尤其是加强关键岗位干部的地域回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预防和消除腐败行为。

　　在今年落马的山西副省级干部中，除了金道铭外，其余均是本土干部。此次中央选拔入晋的省委书记王儒林、省委副书记楼阳生、省委组织部长盛茂林都属于外省籍官员，这三个职位都和干部的选拔任用息息相关。目前的山西省委常委班子中山西籍干部为3人，其中一人是军方常委。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山西出现大批腐败和官员落马等重大问题，与高层干部异地交流不够有关系，这样就容易形成利益网、关系网，家族式、地域式的官场关系，即便有外地官员任职，也很难打入当地官场圈子。

　　当地干部透露，干预并左右山西官场“上面的手”有时伸得很长，个别地方市委甚至决定不了副县级干部的提名。要澄清吏治，须得防止那些看不见又挡不住的“手”。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在本届山西省人大里面，除9月20日辞职的人大主任袁纯清外，6名人大副主任均为山西籍，唯一非山西籍的副主任安焕晓自毕业以来一直在山西任职;省政协9名领导更是全部为山西籍。

　　同时，2011年，太原市委十次代表会上选出的13名常委中有12名山西籍干部，陈川平、柳遂记在列，有9名常委来自山西3个地级市，其中有4人来自同一个地级市，另还有3人和2人分别来自同一个县。

　　“习总书记曾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不是说本土干部就不能在本地当领导，但今后山西一些城市的领导班子中应该破除本土意识，不妨适当加强交叉任职，这有利于优秀经验的相互交流。”接近山西省委的多名人士展望，“更能打破一个地方形成几股势力小圈子，让干部们不再患得患失。”

　　无独有偶，《新华每日电讯》日前大胆提出：不妨将山西当作一个推进吏治改革的试验田。“国内外一些经实践检验确实有效但暂时还未在大范围推行的反腐、防腐举措，不妨在山西先“试点”。

　　比如，以最彻底、最透明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防范山西官员染指“黑金”;按照市场逻辑明晰煤矿资源的产权，让政府部门回归服务和监督本位;甚至，在地方立法层面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为深层次改革做好铺垫，并建立更为严苛的问责机制。

　　着力煤改，纯净官商

　　在小学课本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夏朝神箭手后羿的故事，相传夏朝曾在山西定都，也可以将其看做是一个山西的故事。

　　夏王一次宴请群臣时，令后羿表演箭术，并声称，要是能射中，赏金万两;不中，则削减其封地。后羿两箭射出，均偏靶心。围观的人十分诧异。

　　后羿的射术是数一数二的，但在赏金和封地的巨大利益面前，他的能力受到了严重干扰，因而发挥失常。

　　“今年落马的那些山西高官们，其中不乏有能力的官员，他们的纷纷折戟，正是折在了巨大的诱惑面前。”黄云分析，“山西向来是产煤大省，这里面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有些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在矿权的争夺上，有些地方还有涉黑团伙的血腥争斗，一度导致治安问题严重，这些综合因素最终把政法和安检系统的一些干部拉下水，并使其深陷其中。”

　　有当地干部表示，山西煤炭储量丰富，但因为藏于地下，开采时需要进行资源评估，一些地方官员就容易以此作为权力寻租的渠道，暗箱操作的资源评估自然难成腐败遮羞布。

　　《山西日报》在9月19日也再次发文称，有的甚至以煤为媒、以地为媒，商人为官员出钱、官员为商人输利，商人充当地下组织部长，票子厚度决定升迁位置等等。

　　廉政瞭望记者在山西多次采访得知，商人出钱给官员买官的，不在少数。如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主政吕梁期间，就和煤、矿老板与当地官员相互利用：商人“资助”官员买官，官员则帮老板打通一切关节，并形成关系网，最终影响一定范围内的干部升迁，“少数人在少数人里面选人”。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分析人士认为，山西关于煤炭的政商贪腐关系网，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权力干预资源配置是根源所在。“山西煤改这么多年，有不少成绩，但今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还应该是在进行资源配置时，把权力真正剔除出去。”接近山西省发改委的一名人士表示。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山西代表团曾开出了“药方”：山西是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要敢闯敢试，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上创造新经验。首先就是要以加快改革为动力，推动产业转型。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

　　“在过去，山西在煤改领域曾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但在此领域里频发的腐败，至少说明执行上走了样。”黄云慨叹：“要破解官员和煤老板们畸形的关系，除了资源的科学且公开透明的评估机制外，更离不开充分的市场竞争。”

　　去年9月，王儒林曾在《求是》杂志上论述“管好干部”的着力点和手段，在文末鲜明提出，“管理干部能否取得实效，很重要的是看各级领导干部做得怎么样、表率作用发挥得怎么样。‘一把手’肩负着抓班子、带队伍的重大责任，只有自身过得硬，才能真正抓出一个好班子、带出一支好队伍。”这被认为是“管好干部”的应有之义，也可能是山西吏治整顿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