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通社特约记者  庄恭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已落下帷幕。有媒体报道，四中全会公报中，“党的领导”一词共出现13次，创历史新高，并指“中国的法治建设旨在强化执政党的权威”。

 

    对此，有法学专家向中通社记者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莫於川告诉记者，他也对公报进行了梳理，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了15次，“法治”出现了58次。“出现次数多或少并不重要。”莫於川说，“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一致的，出现次数多很正常。”

 

    在莫於川看来，“党的领导”绝非“中共　驾於宪法、和法律之上”。他认为，在依法治国的语言体系中，“党的领导”有两重含义，一是中共要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只有中共有能力推动依法治国这样庞大的社会工程。从这个角度看，“党的领导”实为强调中共在推动依法治国方面的重大责任。二是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党的领导”亦要不断改进，要“在宪法的范围之内，在法律的精神之下，实现党的领导”。莫於川表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提法正是反映了这一点。特别是“依宪执政”一说，明确指向中共的执政党地位，是在要求中共以身作则，高度尊重宪法、模范遵守宪法。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认为，推进依法治国，一定要避免某些地方、部门给自己的利益披上法律的“外衣”。要防止这种情况，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审查法律体系，强调“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正当其时。

 

    公报中另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内容有关司法独立，即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　明安告诉记者，1954年的宪法就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但是没能很好执行，各地政法委时常向法院“打招呼、批条子”，产生了很多冤假错案。刘仁文表示，“批条子”的原因很多，既有为个人利益、徇私枉法的情况，也有出於对重大案件的关注，即所谓“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他认为，实现司法独立必须改变不符合法治思维的工作方法，徇私枉法和所谓“好心办坏事”都要被禁止。

 

    另一方面，建立对干预司法行为进行记录、通报和追究制度，仍需要多方统筹。　明安表示，如果只有四中全会的这个决定，法官依旧“不敢记录、通报领导干预司法的行为”，因为过去法院的人事任免、财政拨款等问题都掌握在同级党委手中。从这个角度看，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是不可或缺的“配套设施”。莫於川也认为，只有与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措施结合起来，对干预司法行为进行记录、通报和追究这一制度设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例如司法体制改革强调的由法官独立判决，对案件终身负责，”莫於川说，“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法院和法官才能主动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进行记录、通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