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降，被粉饰的、独尊的“圣人”孔子，其实是假的孔子。但孔子被独尊为“圣人”，跟孔子本人没什么关系——因为孔子早已明白地反复地说过，他不是“圣人”。我们应当相信孔子的真诚，而且对他的真诚予以尊重。
称“圣”原本并不稀罕
八十多年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一次讲演中说，他心中有一个问题：“孔子何以成为圣人?”其实在他之前，当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就已经有人思考过与此类似的问题。
在中国，尊孔子为“圣人”，已有两千多年，这似乎是天经地义，勿容置疑的了。提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这岂不是有“疑圣”乃至“非圣”之嫌?然而，顾颉刚们当年对此很坦然，他们谈说这个问题，并不畏忌而避嫌。
当下，“崇圣”之风又盛，笔者觉得有必要以同样的坦然来重谈这个话题，这个可能已被遗忘或刻意遮蔽的话题。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聖”(圣)的解说是：“聖，通也。從耳，呈聲(声)。”清代文字训诂家段玉裁注道：“聖從耳者，謂其耳順。風俗通曰，聖者，聲也。言闻聲知情。按聲聖字古相假借。”追根溯源，“圣”与“声”原是一家子，一点也不神秘。
在西周时期，乃至春秋前期，做“圣人”本来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顾颉刚的《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已指明了这一点。《诗经》中有多处说到“圣”，如“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小雅·正月》)故老(老臣)和占梦者都可以称自己是“圣人”;又如，“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小雅·小宛》)喝了酒而依然温文自持的，是那种正派的“圣人”;甚至连普通的妇人也可以称“圣”，如“母氏圣善”(《邶风·凯风》)，是赞颂一位明理善良、劳苦抚育七个儿子的母亲。凡此种种，可见所谓“圣”，是指聪明、明智、明理的意思。《尚书·洪范》亦言：“思则睿，睿则圣。”因思考而睿智，就是“圣”。所以，正如顾氏所说：原先“圣人只是聪明人，是极普通的称呼”，“在西周时无论哪个人都可以自居于圣人，正和现在无论哪个人都可以自居于聪明人一样。”
标准推高而“圣人”难得
到了春秋后期，对“圣”的评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评估，就是对“圣”赋以道德内涵，而且是最高的道德。因此之故，“圣”的称呼和适用范围也就大为紧缩。在这一点上，孔子是最为严切的——
子曰：“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
孔子如此感叹，难道当时没有聪明睿智的人了吗?当然有，而且很多。但在孔子看来，他们都根本没资格称为“圣人”。在孔子的评判标准中，君子是有相当道德的人，仁者是有很高道德的人，而圣人则是有最高道德的人。放在从前可以称“圣”的聪明人，在孔子眼里，甚至连君子都未必够格。所以他说，能见到君子就不错了。
而且，孔子认为，作为圣人，还有个道德落实的问题——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犹病诸。……”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就是圣人至德落到了实处。在孔子看来，这是很难的事情，连他极其崇仰的圣君尧、舜也要为此伤透脑筋。可见孔子把“圣”的标尺定得何等之高，简直就是高不可攀了。
不过，在当时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高标地看待“圣”，有些人还是用以前的标尺。《论语》中有一则记述——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
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这位太宰用的就是旧标尺，他认为，孔子如此多才多艺，该是位圣人吧?子贡欣然赞同，说上天要让夫子成为圣人，所以便使他多才多艺。他们的看法合乎“圣”的原初之意，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凡一事精通，亦得谓之圣。”然而，对太宰、子贡的称“圣”之词，孔子却并没有欣然笑纳。他回应说，太宰知道我吗?我年少时贫贱，所以学会了不少鄙俗的技艺。君子要会这么多技艺吗?不要这么多的。这意思很明白，既然连君子都无须“多能”，那么，又怎么能凭“多能”而称为“圣人”呢?
《论语》中还记有一则更明确的夫子自道——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
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孔子说这话，可知当时就有些弟子想要让夫子当“圣人”，但孔子明确表示不接受，说自己做到的只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罢了。
《孟子》中又有个版本——
(孟子曰：)“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
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这个版本的真实性不得而知，即使是出自孟子的创作，也很合乎子贡这个人物真实的特征，一是子贡确是造“圣”最有力的推手，二是反映出子贡的能说会道。不过，倘若子贡真这么说过，想必孔子也不会心安理得地自以为“圣矣”，因为若是认可了子贡的说词，那就得降低自己认定的“圣人”标准，这样的话，岂不显出孔子不够真诚了吗?所以，孔子活着的时候，不管弟子或别的什么人如何的急切，怎样的盛情，“圣人”这顶高帽子，他一定是坚决拒戴的。
战国时代孔子只是“圣人”之一
终于，孔子离世了，从此真正“无言”了。当然，夫子再也不能拒绝他曾经拒绝的东西了——自古以来，哲人、智者、伟人、名人……大都难以逃脱这样的命运。
圣化孔子是由其弟子先搞起来的，出于对老师的忠诚和景仰(似亦夹杂着自高门第的动机)，这似乎在情理之中。而且还有当时的客观因素，据《论语》所记，鲁国有个叫叔孙武叔的贵族诋毁孔子，子贡驳斥说，一般的贤者只是可以超越的丘陵，而孔子是日月，是根本不可能超越的，有人想要毁伤日月，足见其不自量罢了。叔孙武叔还在朝廷中当着众臣的面说：“子贡贤能超过他的老师仲尼。”子贡听说后也不吃这一套，跟人打比方说，我就像是及肩的低墙，能一眼看到墙内的房屋，而夫子的宫墙有数仞之高，一般人连门也摸不着呢。……当时，怀疑或贬损孔子的，大概不止于叔孙武叔;因此，子贡深感自己作为弟子，卫护老师的声誉，光大夫子的名位，更该是当仁不让，责无旁贷。
据孟子说，在孔门弟子中，“智足以知圣人(孔子)”的，除了子贡之外，还有宰我和有若。有若把孔子比作麒麟、凤凰，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宰我甚至夸赞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已然作古的夫子是听不到了，倘若在他生前，听到把他吹捧到尧舜之上，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
子贡等弟子足迹所到之处，每每是他们为孔子荣显声名之时。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子贡乘着四匹马并驾的豪华车，带着精丝礼品访谒诸侯，国君无不以贵宾之礼相待，子贡到处宣扬自己的老师，孔子也因此名扬天下。子贡在这方面功居首位，当然其他弟子也有贡献，比如子夏曾经为魏文侯师，段干木、李克、吴起等风云人物，也都是子夏的弟子，作为“师祖”的孔子随之声名远播，当然也就不难想象了。
在战国时期，孔子虽然已是名扬天下——称为“第一名人”也不为过——但他并没有成为当时公认的“圣人”，而只是孔门弟子、再传弟子、私淑弟子(如孟子)以及儒者所尊奉的“圣人”。别家别派可不买儒家“圣人”的账，如道家庄子，虽也称道“圣人”，但指的不是孔子，他说，对“圣人”的至理妙道，“(孔)丘也何足以知之”;在《庄子》一书中，屡屡提到孔子，但多是借“孔子”之名，以其充当些角色而已，或是让他代言道家的理念，或是使之成为讥贬的对象。跟儒家对立的墨家更不用说了，《墨子·非儒》中，对孔子颇为不敬地称为“孔某”，并对孔子大加非议、指斥。墨家自有其“圣人”，除了墨子之外，“巨子”(墨家首领)也可以称为“圣人”。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也曾被称为“圣人”，如李斯就称道韩非的学说是“圣人之论”，可这昔日同窗却用卑鄙的手段将韩“圣人”害死了。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孔子，纵然名扬天下，却不是天下的“圣人”，还只是一家的“圣人”而已。
孔子就这样成为独尊的“圣人”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经过鲁地曲阜，“以太牢祠孔子”。我们知道，刘邦原来是瞧不起儒生的，但自从博士叔孙通会同鲁地儒生，为刘邦设计“君君、臣臣”的朝仪之后，朝廷一改昔日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击柱”的乱象，朝觐时诸般礼仪完备森严，“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刘邦于是龙颜大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从此刘邦不仅对儒生刮目相看，而且深感儒家的纲纪伦常的精妙之至。以最高规格的“太牢”祭祀，来表达对儒家宗师孔子的礼敬，刘邦是帝王中的第一个。
然而，“太牢”虽高，也只是一次祭祀而已。在西汉之初，迄至文、景二代，崇尚的都是“黄老之术”，孔子和儒学尚未达到至尊的地位。直到汉武帝时，大儒董仲舒竭力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进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获得汉武帝的采纳，儒家学说从此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孔子也由此得到空前的尊崇。
于是，孔子不仅被尊奉为“圣人”以及“素王”，而且，给孔子抹上重重神化色彩的纬书也应运而生。纬书中编造有关孔子的故事，可谓是荒诞不经，光怪陆离。例如，孔子诞生之事，纬书上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雾于空中以沐徵在(孔子母亲)”;又说孔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汝乳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惑，生丘于空桑”云云。(按：“空桑”即曲阜，傅斯年有言：“曲阜一带，即空桑之地”。)孔子成了其母与黑帝“梦交”之子，那把他的老爹叔梁纥置于何地?纬书上还说，孔子著成《春秋》、《孝经》之后，率七十二弟子向上天禀告，孔子沐浴斋戒，身穿绛衣，向北辰而拜，只见云雾中一条赤虹从天而下，化为三尺黄玉，孔子跪着将它接起，诵读上面的刻文：“宝文出，刘季(即刘邦)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如此这般，孔子出世和著书，竟只是为了提前领受天命——两百多年后刘邦将君临天下的天命……顾颉刚感叹说，看了纬书上这些荒诞无稽的胡话，“真要使人心痛，痛的是孔子受了委屈了，他们把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浸入怪力乱神的酱缸里去了。”
在这之后，孔子的封号、头衔也多起来了——
西汉末元始元年(公元元年)，汉平帝下诏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但实际上，这是王莽托古改制、图谋代汉而立的一个步骤。
北魏孝文帝谥孔子为“文圣尼父”。
唐初，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孔子)为“先圣”。唐玄宗时，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封孔子后裔为“文宣公”。
宋真宗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又改谥为“至圣文宣王”。宋仁宗封孔子后嗣为“衍圣公”——这个封号一直沿袭到民国，至七十七代“衍圣公”孔德成为止。
元代虽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但元世祖忽必烈为推行“汉法”，稳定统治，有意识利用名儒，并修造孔庙，以示尊礼孔子。元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孟子被封为“亚圣”，亦自元代始。
明代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并且派遣朝廷特使到曲阜致祭。府县庠学皆设“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以为礼敬祀拜。
清代顺治时，诏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康熙亲书“万世师表”，悬于文庙大成殿;雍正诏定文庙春秋二祀由皇帝亲祭，到咸丰时，祭孔“升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礼。
……
纵观以上给孔子层层叠加的封号、头衔，可以明白地看出，它们都是出自钦封御谥，一般的读书人只有跟着崇仰的份，至于平民百姓就更没有什么关系。帝王们用封谥以示尊崇，当然是有着深刻的动机的，且举两位帝王的衷曲之言：一位是元仁宗，其全名是“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这名讳实在拗口)，他说：“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儒者守纲常如握拳然”。知儒者如此精深，难怪元王朝要加封儒者祖师孔子最阔的头衔了。另一位是明太祖朱元璋，据孔府档案记录，朱元璋有一次召见“衍圣公”孔希学时说：“尔祖(孔子)明纲常，兴礼乐，正彝伦，所以为帝者师，为常人教，传至万世，其道不可废也。”崇圣与纲常紧密相系，两千余年历朝历代一以贯之。
所以，鲁迅说得很透彻：“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被独尊的“圣人”孔子是假孔子
孔子如此做定了“圣人”——准确地说，是孔子“被圣人”——之后，孔子就成了实际上唯一的“圣人”，不仅西周时的泛“圣人”(即以聪明、能干皆可称的“圣人”)，统统不能算数，就是墨、法等各家的“圣人”，也都没资格再称为“圣人”了。若说到“圣人”或“至圣”，那就是指孔子，没有第二个人。孟子是“亚圣”，是第二等的，一般不迳称为“圣人”。至于蒙元王朝封谥，颜回称“复圣”，曾参称“宗圣”，子思称“述圣”，那都是沾“圣人”孔子的光，而孔府数十代“衍圣公”，则不过是“圣荫”的特权享受者而已。
孔子成为天下独尊的“圣人”，从此就巍巍乎其上，成为人们(尤其是士人)必须匍伏仰视的崇拜偶像。偶像化的“圣人”孔子，至高至大，至善至仁，完美无瑕，神奥无比，任何人性的弱点，以及时代的局限，对“圣人”孔子来说都不存在。因此世间就有神化孔子的荒诞纬书，有种种煞有其事的“圣迹图”。还有一句为诸多宿儒津津乐道的名言，曰“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天若不生下孔子来，万古漆黑一团犹如长夜。虽然也曾有个别“桀骜”之士对这句名言表示过怀疑，如李卓吾在《赞刘谐》里有句嘲讽的话：“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但我们知道，李氏在当时的士林中，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类”，他的最终下场是：用剃刀“自绝”于诏狱之中。
孔子既已“圣”且“神”矣，当然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了。而由于“崇圣”是国家行为，孔子的“圣人”名位得到帝王和权势者的支撑，因此，任何违背、冒犯或被指为违背、冒犯“圣人”的言行，都可能定为“渎圣灭祖”的大罪，而受到最严厉的惩治。
孔子的教义，当然也就成了“圣教”——其中荦荦大者是纲常之教。“圣人”之言，句句是至理，不可怀疑，不可非议，不可证伪，不可忤违。而且，后来“圣教”又有了钦定的权威诠释，如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天下士人必须遵循不逾，尤其是那些碌碌于科举仕途的读书人。“圣教”成为无数头脑的绝对主宰，正如学者殷海光所说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么长久的‘历史文化’中，绝大多数只为延续那‘圣教’而存在。”
经学史家周予同说过：“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又说：“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诚哉斯言。自汉代以降，被粉饰的、独尊的“圣人”孔子，其实是假的孔子。但孔子被独尊为“圣人”，跟孔子本人没什么关系——因为孔子早已明白地反复地说过，他不是“圣人”。我们应当相信孔子的真诚，而且对他的真诚予以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