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健（資料圖）今年5月9日，中紀委發布消息宣布第四紀檢監察室原主任魏健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核心提示：接近權威信源的人士向《財經》記者確認，與曹立新同期被查處的中央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辦四川系列貪腐案期間向周永康通風報信。

 

　　山西交通窩案背后，一名試圖在中央紀委“撈人”的紀檢掮客浮出水面。

 

　　《財經》記者張鷺李廷禎實習記者林洲/文

 

　　對于山西省交通廳時任廳長段建國來說，2013年8月28日是忙碌的一天。

 

　　這天上午，段陪同交通部領導在晉北的大同檢查完工作，把領導送至晉蒙交界處后，驅車返回4小時車程遠的省城太原，中午接到省紀委的電話，讓他下午到某賓館協助調查。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在此前的幾個月，山西交通系統一片風聲鶴唳，段建國的下屬及前任紛紛被帶走接受調查。

 

　　當年4月，他曾經的副手、省交通廳原副廳長王志民最先被查，緊接著，業已退休的前任廳長王曉林、該廳綜合規劃處原調研員王蕾（已退休）、省路橋集團常務副董事長賈建民被帶走。此外，被帶走調查的還有省交通運輸局局長李華中、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紀委書記馮朝輝、忻阜高速建管處處長馮建剛。

 

　　一個非同尋常的細節是，王志民、王曉林等人都是被中央紀委調查。

 

　　王志民、王曉林和王蕾等前任與舊部被查后，作為山西交通系統“一把手”的段建國，曾寄望于一名在紀檢系統擁有深闊人脈的掮客打探情況。此人正是剛被段建國委任省高管局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職務的馮朝輝。但此時的馮朝輝早已進入紀檢部門調查視野，在上任三日后即被查，他在紀檢系統的“熟人、時任中紀委法規室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曹立新也落馬。曹立新曾任中央紀委紀檢監察六室三處處長，分管領域包括山西。

 

　　馮朝輝也成為導致段建國被查的因由之一。

 

　　2014年8月21日、22日，王曉林、王志民、王蕾三人涉嫌受賄、玩忽職守、巨額財產來路不明案，進入庭審，目前一審尚未判決。段建國案仍在審查起訴階段。

 

　　山西交通窩案的爆發，案情交錯縱橫，問題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領域，與曾交由民營企業以BOT方式承建的忻阜高速、長臨高速兩條高速公路相關。

 

　　據紀檢階段的官方通報，前述四人被“雙規”雖各有因由，但存在一個共同的交集，“工作中玩忽職守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這兩條高速公路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是在2004年王曉林任上，由山西省政府以BOT模式許給民營企業修建，項目卻延宕多年都未能開工，由接任的段建國將路權收回，交由交通廳所屬國企建設。而為了順利清退前任業主，將不可避免產生違約賠償金。

 

　　《財經》記者獲知，前述“玩忽職守”的指控指向一筆一兩千萬元的資金，這筆資金打到忻阜高速前任業主、民營企業山西中海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海投資）的賬戶，該公司實際控制人王德生夫婦隨即被控制，并牽出王志民等人。

 

　　馮朝輝的貴人

 

　　1993年開工、1996年建成通車的太（原）舊（關）高速，全長140.7公里，是山西第一條高速公路。2012年，山西的高速公路長度已超過5000公里。只是在這20年間，發展的速度并不均衡，而有著明顯的時間界限。從1993年至2008年間，山西建成通車的高速公路約2000公里；在段建國2008年上任之后的3年多時間內，山西的高速公路里程以每年1000公里的速度遞增，于2012年突破5000公里，在全國排名第四。

 

　　狂飆突進背后，是一個經濟貧困的資源大省緩解煤運壓力，以及構建公路經濟帶的初心。

 

　　太行、呂梁等山脈交錯，使得三晉大地峰巒疊嶂、溝壑縱橫，超過70％的面積為山地丘陵。對于筑路，無論資金要求與技術難度都較普通省份要高。

 

　　太原市小店區的武宿立交橋中間，有一座太舊高速公路建設紀念碑，褐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鐫刻著時任省委書記胡富國所題“太舊烈士永垂不朽”。為了修建全國第一條山區高速公路，八名筑路工人將生命交付于此。

 

　　這遠非三晉父老付出的全部。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計劃體制下，5萬人的苦干，僅用三年就讓這條“出太行”的高速路完工。除了技術因素，資金亦是難題。太舊高速的投資概算為29.34億元，而當時山西省財政收入不過60億元。巨大的資金缺口，曾一度導致工程在1993年奠基后無法順利施工。從1994年起，山西省動員全省百姓捐款捐物，在短短幾個月內籌集2.3億元。包括2.3億元捐款在內，山西省最終自籌資金15億元，加上交通部撥款與銀行貸款，最終解決了資金問題。

 

　　在這場堪稱壯烈的筑路大會戰中，籍籍無名的當地青年馮朝輝躬逢其盛。熟悉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人士告訴《財經》記者，太舊高速的兩端分別是太原的武宿與陽泉的舊關，公路建設指揮部設在陽泉，馮朝輝由當時供職的陽泉礦務局系統借調到太舊高速工作，項目完工后又回到了原單位，但他自此與交通系統結緣。

 

　　據新華社調查，馮朝輝是陽泉市郊區楊家莊鄉黑土巖村原支部書記之子，真實學歷初中。1990年8月，馮父通過身份、年齡造假，為不到20歲的馮朝輝辦理了陽泉固莊煤礦合同制招工手續和農轉非戶口。不過他并未在該煤礦上班，僅借此轉換了城市戶口和工人身份。

 

　　手續造假和“掛靠單位”，成為馮朝輝日后獲取官職的通用模式。但其每一步的“成功”并非幸得，而是以“手眼通天”的深闊人脈為憑恃。馮朝輝的其中一位“貴人”，即是相交十余年的老友曹立新。

 

　　2000年3月29日下午6時左右，陽泉市第二看守所迎來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在看守所的代號是“0號”。除所長外，所內無人知道他就是曾經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在一個多月前對李真執行“雙規”措施后，由中央紀委六室牽頭的“2·23專案組”將他在石家莊短暫關押了一個月。之后，為了保密和保障其安全，將他異地關押在與河北交界的山西陽泉。

 

　　在2013年以來的兩次機構調整之前，中央紀委原來分為八個紀檢監察室，前四室對應中央部委，后四室對應地方省份，其中六室對應華北地區（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曹立新即是參與查辦李真案的辦案人員之一。《財經》記者獲知，李真被關押在陽泉二看長達兩年，曹立新在陽泉期間，馮朝輝有意逢迎，于觥籌交錯間，給予曹單調的辦案生活些許慰藉。

 

　　無論對于馮氏個人的騰達，還是日后交通系統窩案，這段交情都是關鍵伏筆。

 

　　王曉林社會引資

 

　　在馮朝輝設法攀附曹立新期間，日后將馮調入交通系統的省交通廳廳長王曉林，此時才剛剛上任，他正在為資金發愁。

 

　　全省人民勒緊褲帶建完太舊高速后，2000年9月，山西又開工修建貫通全省南北的大同至運城高速。省政府希望，以大運高速為軸，修建高速公路網絡。時任省長劉振華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依托此路構建大運高速公路經濟帶。

 

　　截至1999年，全省公路基金歷史欠賬56.4億元，而全長666公里的大運高速總投資是222億元。王曉林手里僅有的家底，是業已通行收費的太舊高速，但僅靠收費也無法在短期內籌集到天量的修路資金，于是他想到了把路“賣”掉。

 

　　太舊路經過評估，資產總值35億元，通行費收入增長勢頭看好。王曉林將太舊路拆分成兩個兄弟公司，用一個效益較好的公司去收購另一個公司。此方案得到工行山西省分行的認可，工行提供了20億元項目貸款，通過并購從太舊路置換出20億元資本金，加上省公路基金、交通部補助和從亞洲開發銀行、國開行爭取到的貸款，得以落實全部建設資金。

 

　　2003年10月，大運高速建成通車，這個“不花財政一分錢”建成項目的案例，成為山西高速公路項目融資史上的經典之作。

 

　　但大運高速之后還有太長、長晉高速待建，需要更多的資金。經濟學專業出身的王曉林，想到了引入社會資金，兩個引資渠道分別是對外轉讓已建成公路的經營權與BOT模式。

 

　　以BOT模式承建忻阜高速和長臨高速的社會投資者，即在此背景之下入場。所謂BOT模式，即“建設-經營-轉讓”模式，是指政府部門就基礎設施項目與企業簽訂特許權協議，授權企業承擔該項目的投融資、建設和維護，在協議規定的特許期限內，企業向設施使用者收費以獲取合理回報，并在特許權到期后無償或有償移交給政府的融資建設模式。

 

　　拿下忻阜高速的中海投資，其實際控制人王德生行伍出身，先是在某軍區后勤部服役并升任處長，1993年至2000年任武警部隊總部后勤部上校、大校，在山東中海公司擔任一年多的總經理后，2002年6月在太原注冊中海投資。

 

　　注冊資金為1億元的中海投資，注冊之時其實是國有控股，由中國第十三冶金建設公司持股66％、濟南一建集團總公司持股25％、山東中海有限公司持股9％，王德生僅是董事長，并非直接股東。但此后幾年，他通過受讓股權控制了該公司。

 

　　在一次接受采訪中，王德生介紹，自己得到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和省交通廳的大力支持，于2003年洽談運作忻阜高速項目，取得了省政府的授權，與省交通廳簽訂了BOT合同，因此成為項目業主。

 

　　長臨高速的前業主是山西中商交在線有限公司（下稱中商交在線），股東包括北京盈科智聯投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004年5月，得到了山西省政府、山西省交通廳正式授權后，山西長臨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長臨高速公司）組建。該公司在拿到省政府授予的特許經營權后，陷入了漫長的跑手續之中，其官網資料顯示，直至2010年3月，國土部才通過了該項目的用地評審。

 

　　救火隊長段建國

 

　　2008年4月，王曉林卸任，時任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段建國接任交通廳長，王志民則作為“留守”副廳長繼續為段擔任副手。

 

　　段建國上任即調整了高速公路規劃，從之前的4050公里調整為6300公里，他提出當年要新增1000公里，這意味著巨大的融資需求。“他之前沒干過交通，剛接手時也很蒙，幾個月以后才進入狀態。為了融資，親自去陪銀行領導喝酒。”熟悉山西省交通廳的人士透露。

 

　　到處找錢之余，段建國亦不得不面對棘手的歷史遺留問題。

 

　　段上任的第一個月，就接手了國資“包袱”--省路橋集團。路橋集團原屬交通系統，后被劃歸國資委管轄，但效益不佳、虧損嚴重，2萬余名正式職工、協議工工作不保、工資欠發，令政府的維穩壓力巨大。段親自出面與職工代表談判，承諾發工資和補繳社保，暫時穩住了職工。

 

　　隨后到來的“4萬億”政策，徹底扭轉了局面。包括忻保高速在內，省政府直接將幾個BT、BOT項目交給路橋集團，讓其還清債務之余，也攢下豐厚的家底。段建國將其打造為籌融資平臺，為此，他將頭腦活絡的運城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賈建民，調入路橋集團擔任常務副董事長。

 

　　幾乎在面對路橋集團事件的同時，段建國也不得不著手處理忻阜、長臨兩條路的問題。自2004年拿下特許權，這兩條路四年都未能開工。

 

　　全長124公里的忻阜高速，兩端分別是山西忻州與河北阜平。忻州是佛教圣地五臺山所在地，與阜平通高速后，可經保定一路直達北京。“這條路實際上是連接北京到五臺山的旅游路，省里一直在催進度。”省交通廳內部人士對《財經》記者透露，省政府辦公會議對這條路的進度提出了批評，要求趕緊與業主聯系，盡快上馬。

 

　　政府方面對于業主久拖不決的不滿并非肇端于此。早在王曉林時代，王志民曾帶著綜合規劃處與王德生商談，但雙方關系鬧得很僵。“段受命去協調時，雙方已經坐不到一起了。”前述交通廳內部人士說，段去北京見過王德生，對方也來過廳里，“王德生從國家發改委拿到批文，跟段談判時底氣很足，‘你們著急，我不著急。’”

 

　　“這也不能全怪對方，由于原來王曉林時代與王德生方面簽訂的合同，并未對項目建成時間作限定，所以對方并未違約。”這位內部交通廳人士說，眼見王德生無力開工，段只好解除合約。王德生方面在談退出條件時，要求得到數千萬元，再要一個標段的工程和優先承包服務區。

 

　　段建國安排對項目進行審計，報請省政府同意，最終向王德生支付了約2000萬元，順利與其解約，路權由晉煤集團與交投集團聯合接手。整個談判，從段上任起，僅花了三個月時間達成協議。2009年1月，忻阜高速開工建設，并于2011年12月全線貫通。

 

　　相比之下，長臨高速的談判要困難得多。166公里的長臨高速，連接著晉南的長治、臨汾，兩市的人大代表一直上書省政府，要求盡快開工。而且這條路是國家級干線青蘭高速的其中一段，長期不通車，國家干線也就成了“斷頭路”。交通部在催，省政府因此很著急。

 

　　“業主還是做了很多工作，跑批文、搞宣傳等等，長臨高速的開工典禮會場都弄好了。但不知道為什么，一直沒能開工。”熟悉該項目的一位人士說。

 

　　“長臨高速是一塊難啃的骨頭，誰也不敢碰。”前述交通廳內部人士說，段建國奉命與長臨高速公司商談，但兩三年過去一直無果。為此，2012年左右，交通廳與業主簽訂了一個補充協議，雙方約定再延長半年期限，必須開工。

 

　　段建國的盤算是，由于王曉林時代簽署的協議并未就開工期限作出規定，故簽訂補充協議延長期限之舉看似照顧了對方，但在另一方面也對開工有了明確的時效約束。不過半年過去，業主仍未能實現開工，在此情況下，段建國只能提出解約，但雙方在解約條件上分歧懸殊，談判一時陷入僵局。“省政府會議決定，讓路橋集團接手，邊開工邊談。”前述接近交通廳的人士說，開工以后，段發現談判通道已然關閉。省路橋集團于2013年6月開工，剛開工沒多久，路橋集團負責人賈建民就卷入業已爆發的交通窩案，被抓了。

 

　　《財經》記者曾向長臨高速公司法定代表人馬億里致電和發短信聯系采訪，但未獲回復。

 

　　馮朝輝的能量

 

　　賈建民被抓的時間約為2013年8月初，此時山西交通系統已如驚弓之鳥，陸續有人被帶走調查，不斷有官員與商人卷入協查。

 

　　《財經》記者獲知，起因與忻阜高速業主的實際控制人王德生有關：2012年，審計署在相關重大項目審計中，發現有一筆非正常交易，一筆一兩千萬元的可疑資金打到了王氏公司的賬戶。

 

　　“審計署找廳里要忻阜高速的合同，因為打給王德生的錢，過不了關。”前述交通廳內部人士說，“段建國被認為‘玩忽職守’的直接原因在于，他給王德生的解約金額比評估值要高。但當時那樣的局面，不給對方一些溢價讓他盡快退出，是不可能那么快實現開工的。”據公開財務數據，忻阜高速2012年的通行費收入為6億元，2013年僅1月－8月的通行費收入就達5.2億元。

 

　　同時，山東方面亦查出，王德生曾偽造銀行相關證明，以夸大資金實力的方式獲取項目。王德生、徐悅清夫婦因此被控制，此后中央紀委調查組進駐山西調查此事。

 

　　曾輔佐兩任廳長的交通廳原副廳長王志民于2013年4月最先被抓，緊隨其后的是前任廳長王曉林和綜合規劃處調研員王蕾。

 

　　“忻阜、長臨兩條路的前期，都是王蕾在管。當然，她也只是起到協調作用。”前述省交通廳內部人士透露，王志民是當時分管招商引資的副廳長。綜合規劃處調研員王蕾其實是在招商引資處，在交通廳內部架構中，招商引資處掛靠在綜合規劃處，但相對獨立，作為正處級調研員的王蕾并不向處長匯報，而是直接對接王志民。

 

　　王曉林被查時，已離開交通系統五年。“王曉林的‘玩忽職守’，指的是他當年未能發現王德生以欺詐的方式拿項目，導致忻阜路拖延多年未開工。王曾自辯說，自己是廳長，并未直接經辦此事，具體的協議并不是他形成的。”前述人士說。此三人被查后，交通廳不斷有人被叫去問話，其中一些人再也沒有回來。

 

　　奉命從北京來到太原調查此案的，正是中央紀委六室的曹立新。當時的曹立新已是六室查辦山西違紀違法案件的一線負責人，2008年山西襄汾尾礦庫潰壩案時，曹也曾前來調查。

 

　　曹立新的好友馮朝輝在其中看到的，是千載難逢的升官機遇。在王志民被抓后，在陽煤集團擔任紀委副書記的馮朝輝主動找到段建國，自告奮勇去調查部門疏通關系，同時提出，希望能擔任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紀委書記。

 

　　馮朝輝的底氣其來有自。早在王曉林時代，他就憑借自己在北京的“高層次的朋友”，向王曉林在高管局要到過職務。

 

　　在當地官場，馮朝輝一度曾被看作“小混混”，但在其而立之年的頭一個月，他終于混出了頭。2005年1月，他曾擔任省高管局舊關超限運輸檢測點主任（正科級），這是他混到的第一個官職。新華社引述知情人的話報道，“他跑到交通廳的領導那里，說北京部委的某某某是他的好朋友，希望對他提拔任用。他提的那些人都是級別很高的領導干部，交通廳的領導既不便打聽，也不敢得罪，只好寧信其有。”他的干部身份與文憑，全部為造假。

 

　　在超限檢測點主任的職務，馮朝輝通過“放黑車”--私自收錢放行超載車輛，積累了第一桶金。

 

　　雖然級別不高，但馮朝輝在陽泉官場有著驚人的影響力，其行事之張揚令人印象深刻。當地知情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曾有一位副廳級干部到時任陽泉市委書記白云家中拜訪，碰巧馮也在。馮坐在沙發上并未起身，只是說了句“你來啦”。

 

　　2008年12月，馮朝輝再次搬出北京的關系，離開交通系統，調入陽泉市紀委擔任副縣級檢查員。2010年，全國各地清查干部隊伍中的身份造假者。馮被陽泉市委組織部查證身份有問題，卻蹊蹺地逢兇化吉，調任陽煤集團擔任紀委副書記，職級升至正處。

 

　　與早年在固莊煤礦一樣，馮只是借此解決行政職務與級別，并不去上班。“我和很多同事都沒見過馮朝輝，在他被查之后，才知道原來單位還有這么個人。”陽煤集團黨委宣傳部新聞科科長高金祥對《財經》記者表示。

 

　　馮的業務重心，乃在工作之外，他充分利用每一次的職務升遷廣結人脈、左右逢源，以謀取更大的成功。新華社報道，馮曾為煤老板就采礦事宜請托孝義市政府主要領導；為煤炭咨詢公司負責人就提高合同兌現率請托大型煤氣分管領導；為當地開發商承攬郊區新農村建設項目，而與開發商一起行賄郊區區委書記王永珍。

 

　　撈人與落網

 

　　在省交通廳，段建國與王志民這兩位正副搭檔的關系并不算好。王能力出眾、風格強勢，且曾在交通廳當了十多年副廳長，在與段競爭廳長中落敗，因此王在一些問題上對段并不買賬。

 

　　王志民于2013年4月被抓后，交通系統多人被抓或協查，人心惶惶，段建國陷入兩難境地。“去打探點情況吧，有干預辦案之嫌；不問吧，畢竟你是一把手，單位這么多人進去了，總不能不作為。”前述接近交通廳的人士介紹。

 

　　馮朝輝在交通系統任職時，曾與段建國有過面緣，但二人不算熟悉。自稱在辦案部門認識人的馮主動請纓，對于段而言，恰如救命稻草。

 

　　馮的許諾并不完全是吹牛。新華社報道，馮經常主動找到一些領導干部，向對方透露，他從“北京的朋友”那里聽說“最近有關于你的舉報”，“我可以幫你擺平，但要花錢”。2012年，山西某大型國企一名干部有關問題被國資委調查，他曾找到調查組為其說情。

 

　　知情人士透露，為此事奔忙的馮朝輝，曾數十次出入中央紀委的辦案駐地，這些都被監控設備記錄下來，從而讓馮進入了調查部門的視野，針對他的布控隨即悄然展開。

 

　　馮朝輝曾將相關情況向段建國匯報過兩次，段對馮的危險處境一無所知。面對馮提出的在省高管局任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的要求，段當即應允--在馮被抓后，段曾解釋稱，高管局空缺一個紀委書記，馮各方面的條件也夠，所以就提拔了。而山西交通系統多位人士都對《財經》記者表示，曾聽聞“上頭”有人對馮的提拔之事向段打過招呼。

 

　　但在上任僅僅三天后，馮朝輝就被調查部門帶走。曹立新也在太原辦理交通窩案期間，接到中紀委調令，升任中央紀委法規室副局級紀律檢查員、監察專員，并離開此案回京就任。

 

　　約一年后的2014年5月，與有關領導人“對自身的監督必須更加嚴格，執行紀律必須更加剛性”的要求相對應，中央紀委在十天內查處兩名內部官員，其中之一即是曹立新。

 

　　接近權威信源的人士向《財經》記者確認，與曹同期被查處的中央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涉及在查辦四川系列貪腐案期間向周永康通風報信。

 

　　馮朝輝被帶走后，紀委曾找段建國談過兩三次話，但他當時并不認為自己有事。直至8月18日，段自己也卷入調查。

 

　　案件背后，忻阜高速已建成通車，但長臨高速仍遺留雞毛一地。省路橋集團在接手長臨高速后，于2013年6月宣布開工。“不過也只是宣布了開工而已，標段招投標確實已經做完了，施工隊伍也已經進場，但由于連地都沒征，所以無法施工，施工單位進退兩難。”熟悉此項目的人士透露。

 

　　《財經》記者獲知，王德生放棄忻阜高速的經營權，除了獲得現金回報，還保留了輔助設施（加油站、服務區等）的建設經營權，但他并未建設，而是將之轉手并獲利上億元。除了山西以外，王在山東、河北都有倒賣高速公路經營權之舉。

 

　　“在BOT模式里，并無硬性規定，確立項目業主必須走招投標程序。”曾編著《BT投融資建設模式》的重慶樹深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樹深分析，招投標法的規定，主要是針對施工與政府采購等領域，但BOT模式是投融資與建設一體的，所以在實際運作中，政府往往走的是招商引資的程序，而非招投標。

 

　　真正的BOT模式是有錢人的游戲，除了自己要有35％的資本金，后續的信貸計劃也得能跟上。亦不乏一些前來拿項目者，目的是為了轉包，這類人的盈利方式有二：一是向施工單位收受項目保證金，保證金雖然到期要退還，卻可在期限內無償使用；二是將項目分拆成標段，按工程總造價下浮7％至12％轉包，轉包一條造價幾十億上百億元的高速公路，利潤將相當可觀。

 

　　據相關通報，前述交通系統被查官員亦存在其他問題。2014年8月下旬，王曉林、王志民、王蕾三人已進入庭審，但一審尚未判決。段建國案仍在審查起訴階段。罪與非罪，尚待司法審判。

 

　　因撈人而落網的馮朝輝，先被關押在平遙，后被轉移至外省。據通報，馮的違法違紀行為包括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額賄賂；向黨和國家工作人員介紹巨額賄賂；家庭巨額財產不能說明合法來源；違反廉潔自律規定謀取私利。新華社報道稱，馮朝輝涉案金額已超過2000萬元。（本文載《財經》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