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传统孝道，诚然可以作为一种道德资源，但却不能不分良莠、照单全收。现在有些个学者高谈儒家的“价值理性”，“孝”无疑是一种道德价值，然而，当“孝”表现或者被编派成《二十四孝》那样无理性的乖张极端、荒诞怪异，试问，那还能说是“价值理性”吗?
一
在中国古代的“劝孝”读本中，就流布之广、影响之大而言，想必是非《二十四孝》莫属。鲁迅曾回忆说，他幼年时的保姆阿长，虽然不识字，但只要看到《二十四孝图》里的哪幅图画，她便能够滔滔不绝地讲出那一段的事迹来。相比之下，《孝经》虽是一本正“经”，其阅读群和知晓度就远没有那么大。这是因为《孝经》专述“孝”的义理、规训，而《二十四孝》则是讲“孝”的通俗故事，后来又配上了图画，所以在民国之前的五六百年里，即便是贩夫走卒、野甿村姑，也大都是耳熟能详。
《二十四孝》据说是元代郭居敬所编(另一说为元代的郭守正)，它辑录古代所传二十四个孝子(内有二例是孝妇)的故事，题诗赞之，“以训童蒙”。可见《二十四孝》最初主要是以儿童为对象的“劝孝”范本。在这范本里，有些孝行故事，还差强人意，说得过去，比如子路“负米奉亲”，说的是子路家境贫寒，全家常以野菜为食，子路不忍心于父母食不果腹，出远门凭卖苦力打工挣得粟米(这点是笔者的逻辑推理，试想，若非打工，米从何来?)，然后背米赶回百里之外的家中，让双亲吃上久盼的米饭。子路被称为“孝子”，确是当之无愧，我们知道，孔子就曾称赞他的这位大弟子：“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又如汉文帝刘恒，在他的母亲薄太后生病期间，常陪侍在身边，而且先要亲口尝一下汤药，然后再端给母亲服用，这样的孝行虽然并不太难，可作为九五之尊、日理万机的皇帝，如此“亲尝汤药”的孝行，亦足以感召天下芸芸众生了。
但有的孝行故事，乍看似乎不错，可稍一细想，便觉得可疑。如称黄庭坚以贵显之身，“奉母尽诚，每夕亲自为洗涤溺器，未曾有一刻不供人子之职”。当了官还亲自为老母亲刷洗便桶，这种孝行确是异乎寻常，偶尔为之或有可能，但说黄每晚“涤亲溺器”，至少就有夸大之嫌;而且也不能说让家人或仆佣洗刷溺器，就是丧失了“人子之职”。事实上，在《宋史》里面，对黄庭坚的孝行有记载：“庭坚性笃孝，母病弥年，昼夜视颜色，寝不解带。及亡，庐墓下，哀毁得疾几殆。”黄庭坚在老母病重期间，白天夜里频频察看她的面色，睡觉时也不解衣带(好随时起身服侍老母);其母病亡后，在墓旁守丧的黄庭坚，由于哀伤以至于几度病危。这让人觉得真实而感人。苏轼当时就称道黄庭坚：“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而所谓“涤亲溺器”，很可能是好事之徒的虚夸之说，甚至是编造出来的。又如“闻雷泣墓”一则，说王裒因其母惧怕雷鸣，所以在母亡之后便将她葬在山林深处，每逢雨雷交加，就奔至山林墓地，跪在墓前泣告：“裒在此，母勿惧!”倘若确曾有这回事，王裒的泣墓之举，显见有一种表演的性质。真实的哀思在于内心，而不是形于外的矫情。还有“老莱娱亲”，七十岁的老莱子，经常穿五彩斑斓的衣裳，在父母前装着婴儿的样子，“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编派出如此装佯矫情的“孝行”故事，正如鲁迅所言：是“将‘肉麻当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二
在《二十四孝》中，还有不少更甚于矫情作态的荒诞离奇——
“啮指痛心”：说曾参到山里砍柴，家里忽然来了客人，曾母不知所措，便用牙齿咬手指，山那边的曾参立即就有心痛的感觉，于是急忙赶回家中，跪问母亲有何急事，其母告以家有来客，因此咬手指以召唤。这个故事所述的，显然不是“孝行”，而是“心灵感应”。我们知道，魔术师傅腾龙与他的徒弟合演过“心灵感应”，但那只是魔术而已。而这个故事却说得煞有其事，甚至至今犹有崇信者，称“曾子是著名的孝子，因此对母亲传出的资讯有着很强的感知力”云云。两千多年前，孟子曾经称道“事亲若曾子者可也”，但我们在《孟子》一书中，看到所述的曾参孝行事迹都很实在，没有邪乎的说词。
“卖身葬父”：是说东汉的董永，由于贫寒而无力埋葬亡父，便向财主卖身借贷，归葬了亡父之后，在去财主家当佣工偿债的途中，没想到遇到一个女子，女子竟主动委身做他的妻子，后来按财主的要求，女子织了三百匹绢偿债，董永方得赎了自由身，然后与女子双双而归。……董永“艳遇”的女子，据传不是凡俗之人，如曹植一首咏董永的诗里写道：“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说董永的孝德感动了上天，派遣神女为他秉机织绢还债。人们熟知的戏曲《天仙配》，就是据这神话传说改编，只是主题改了，不是孝行，而是爱情，且不是上天派仙女助董永，是七仙女私自下凡，她与凡人董永的爱情违背、冒犯了天帝的意志。如此改编显然有一种“颠覆”的意味。
“刻木事亲”：汉代的丁兰自幼父母双亡，因思念之甚，刻了父母的木像，而且朝夕恭敬服事。丁兰之妻有一次在木像手指上，用针刺着玩儿，那手指竟流出血来;丁兰回到家，木像又对着他流泪。丁兰知道情况之后，就把妻子逐出了家门。这丁孝子刻的木像，居然比庙宇里神像还要“神”。
“哭竹生笋”：东吴的孟宗少时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吴母病重事想吃笋羹，而此时正是严冬，无笋可觅，孟宗于是跑到竹林中，抱住竹子哭泣，奇迹倏然出现：“须臾地裂，出笋数茎”，孟宗遂取笋回家煮羹，老母吃了笋羹，病就好了。
“卧冰求鲤”：晋代的王祥自幼丧母，继母朱氏很刻薄，屡屡在王父面前说王祥的坏话，以至于王父对儿子日益冷淡。正值寒冬腊月，继母忽然想要吃鱼，王祥就马上出门，来到结冰的河中央，脱掉衣服卧在冰上求鱼，又是奇迹骤现：“冰忽自解，双鲤跃出”!王祥于是拿着这两条自投怀抱的鱼，匆匆回家去孝敬继母。
“涌泉跃鲤”：汉代的姜诗是个孝子，他的妻子庞氏服事婆婆也极恭谨，老太太爱吃鱼片，媳妇常给她做，老太太爱喝江水，媳妇到几里地外的江边去挑。有一天，庞氏出门挑水遇到大风，回来晚了点，姜诗指责妻子故意怠慢，使老母亲渴得无水喝，便不容分辩地将她赶出了家门(奇怪，他一个大男人大孝子，自己为什么不去挑水给老娘喝?)。邻里有老妪同情庞氏，让她寄居在自己家里。庞氏靠纺线所得的钱，买来美味的食物，多次托邻妪去送给婆婆。过了好长一段日子，婆婆终于发话让她回去。就在她重回夫家的那天，后屋一侧忽然涌出味如江水的清泉，而且随着清泉跃起两条鲤鱼，而且此后天天皆是如此。又是两条鲤鱼，奇迹就像变戏法，说来就来。
“乳姑不怠”：唐代崔山南的曾祖母年岁已高，嘴里牙齿都掉光了，每天早上梳洗之后，媳妇唐夫人(即崔山南的祖母)就到堂上喂奶给她喝，就这样，老太太数年粒米不沾，光靠喝媳妇的奶活得很健康。终于有一天，老太太卧病不起，她把全家长幼召集到身边，对他们说：“我没什么可以报答媳妇的恩情，只愿子孙众媳都像她一样孝敬，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个故事看似没有前述的神迹，其实也是有的。试想，这位媳妇每天给婆婆哺乳(是否同时还要给她自己的幼儿哺乳且不论)，在数年间乳汁都源源不断，且须有充分的营养，她岂不是要有奶牛一般的特异功能?
……
我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在谈到“孝”时也是这样，《论语》中就没有一处把“孝”跟怪异荒诞的东西扯在一起。像上述离奇怪诞的东西，若放到《搜神记》一类志怪书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人们不会把那里面的故事当真。而作为“劝孝”的范本，那就应该是真人真事，来不得虚妄无稽的东西。离奇怪异的故事，搁在志怪书中，那可能是引人入胜的奇趣，而编入“劝孝”的范本中，则是愚弄人的谎言。
三
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宣扬那种以幼者、弱者作为牺牲的逆天而行的“孝”。按说，“孝”与“慈”相依而存，两者皆不可偏废，因此自古就有“父(母)慈子孝”、“舐犊情深”之类的说法。然而，在“二十四孝”中，我们看不到“慈”的一面，更不用说“舐犊”之情了。且看几则关涉幼者的孝行故事——
“扼虎救父”：晋代十四岁的杨香，某日随父到田间刈(割)稻，忽然有只老虎咬住她的父亲，“香手无寸铁，惟知有父不知有身”，踊跃向前，扼住老虎脖颈，老虎受惊吓，松口放了杨父，仓皇而逃。这小杨香似乎比景阳岗打虎的武松还厉害，武二郎手里还有根棍子呢。不过，前面既已交代父女俩割稻，那总得有镰刀之类器具，怎么会是“手无寸铁”?如此简单的故事都没编好，留下了破绽，有点遗憾。
“扇枕温衾”：汉代黄香自幼丧母，九岁时就懂得为父行孝，盛夏为其父枕席扇凉，寒冬以身体预热其父被褥。这个故事也上了《三字经》。平心而论，这个孝行故事还不算过分，想要学也不太难。不过，黄香之父享受如此“孝”的服务，若只是心安理得，对儿子一点不知顾惜，那么，这个老爹实在也不怎么样。
“恣蚊饱血”：晋代八岁的吴猛，其“孝”的行状更超过黄香，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蚊帐，每到夏夜，群蚊营营而至，吴猛有意引蚊上身，听任它们叮咬吸血，不敢挥手驱赶蚊子，转而去噬叮父亲。《二十四孝图》中的这一幅，画面是：一侧父亲在榻上安然酣睡，另一侧小吴猛赤裸身体，任凭群蚊吮血大餐。这样的故事和图画，古来的道德君子赞叹之声不绝，然而笔者却不禁心生疑问：幼儿遍身被蚊虫噬血，那个当爹的怎么还睡得着?凡有正常爱怜之心的父母，谁能忍心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拿这样的孝行故事“以训童蒙”，若真有孩子照此效仿，那岂不是对幼者的摧残?
“埋儿奉母”：汉代(实为晋代)郭巨家境贫寒，有个三岁的儿子，郭母有时把自己吃的东西分点给孙儿。郭巨见此情状，对妻子说：“家里穷不能好好供养母亲，儿子还要分吃母亲的食物，何不把这小子埋了?儿子还可以再有，母亲只有一个呵。”妻子不敢违抗。于是，郭巨挖了三尺深的坑，正要把儿子埋进去，却发现坑下有一釜黄金，釜上有铁券曰：“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这个故事荒诞且更残忍。为“孝”而活埋一个无辜的幼儿，这样的“孝子”实在是太无人性。令人可疑的是：郭某要孝养母亲，难道自己不能想法子多谋生计，而非要儿子的小命不可?为“奉母”之故而埋儿，这岂不是“陷母于不义”?郭母分食与孙，可见其对孙儿的怜爱，郭某难道没想到老母一旦失去孙儿，内心会伤痛不已?……“天赐”黄金，似乎解决了一切问题——不仅使谋杀(埋儿)未遂，而且成为“孝感上天”的范例。然而，说上天因郭某“孝行”而感动并予以恩赐，这是对上天的大诬蔑。事实上，所谓“天赐”黄金，也是个骗人的大谎言。后世有儒者感觉到“埋儿”不妥，便改称幼儿先“溺毙”，然后郭某将他埋了。这诚然是好意，却不合“埋儿奉母”始作者的意图，在始作者看来，惟活埋幼儿方能显出“天赐孝子”的神奇效果，若是溺毙而埋掉，那就不足以“孝感上天”了。在《二十四孝》中，这个故事最使人毛骨悚然，令人发指。早在清代，就有崇孝之士指出：郭巨埋儿“忍心害理”，“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然而，时至今日，有些地方有些人竟然还把“忍心害理”的东西当作所谓“精华”，或编书或刻碑，宣之为“孝”的样板楷模。拍摄过儿童教育纪录片《小人国》的张同道教授尖锐地指出：是把孩子当作人，还是当作父母的附属物，“就像‘二十四孝’中的郭巨埋儿，山东弄了个中华民族精神园，把‘二十四孝图’刻成碑。我说那里面有个杀人犯，你们知道吗?”
作家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说到一个真实的不幸故事：“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罢，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在中国古代，在淳朴的民间，真实、合情、感人、放射出人性光辉的的孝行故事，应该是有不少的吧，而《二十四孝》编者所搜罗的大多“孝行”范例，或是“以不情为伦纪”，或是乖张极端，或是荒诞无稽，这些低劣的范例诳骗愚弄世人，而且也将“孝道”扭曲得益加古怪、畸形甚至狰狞。鲁迅曾透辟地指出：“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
四
然而，时不时总有些人搬出《二十四孝图》，当作祖传宝贝来招摇惑众。曾有个在荧屏讲坛上“讲经”的所谓教授，对鲁迅颇有微词，说鲁迅猛烈抨击宣传孝道的《二十四孝图》，与“五四”以后的非孝思想有关，而当时那种非孝的态度，放到今天是可以商榷的云云。
鲁迅确曾写过一篇《二十四孝图》的文章，但还谈不上所谓“猛烈抨击”。鲁迅只是用一种幽默、讽刺的笔调，谈他儿时接触《二十四孝图》的真实感受。他说刚得到这本有图画的书时高兴极了，可接下来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在文章中鲁迅仅就两则故事表达了反感，一是“老莱娱亲”，一是“郭巨埋儿”，在儿时的鲁迅看来，前者是装佯作态，而后者则使他害怕——“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鲁迅在这里用的是“四两拨千斤”的笔法，藉诙谐而并不“猛烈”的忆述文字，将《二十四孝图》中的虚伪、怪异和残忍揭示了出来。
“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界确实曾出现一种“非孝”的思想，有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题目就是《非孝》，此文作者施存统(即著名作曲家施光南的父亲)当时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他在文章中鲜明提出：要打倒不合理的孝和行不通的孝，但并不意味着对孝的全面否定。几乎与此同时，鲁迅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此文当然要比施的《非孝》深刻得多。鲁迅不仅鞭辟入里地批判了旧孝道，而且更指明了“改革家庭”的宗旨：觉醒的人们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解放子女，“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鲁迅写《二十四孝图》一文时，“五四”运动已过去七个年头了。
那么，某教授所谓“五四”时那种“非孝”的态度，“放到今天是可以商榷的”，是什么意思呢?那是不是说，鲁迅等“五四”文化先驱者“非孝”——准确地说是批判不平等、不合理甚至非人性的旧孝道——在当时是为了“提倡反封建”的需要，而今天已经没有那样的需要，倒是需要把旧孝道重新通盘拿出来发扬光大?或者，鲁迅当时非议《二十四孝图》虽然过分，尚情有可原，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对当年的非议就得“商榷”一番了?
“商榷”当然是可以的。问题是：鲁迅等“五四”文化先驱者当年“非孝”是否必要且正当?众所周知，“五四”先驱者并不全然否定“孝”，鲁迅、胡适、傅斯年等人本身就以孝行闻世;他们矛头所指的旧孝道，并非如某教授笼统所说的“孝道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事实上，传统孝道中并不全都是优秀的美德，其中有不平等的、不合理的、蔑视天性真情的乃至非人性的东西;更何况行于古时的“孝道”，亦未必都能行于今世。清代一位“劝孝”人士尚且明白：“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而现在有些人还不如二百多年前的古人明晓事理。“五四”先驱者当时之所以抨击、批判旧孝道，可以用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旨要概之：“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是为了“救救孩子”，解放子女，由改革家庭，进而改良社会。这对于当时在沉闷压抑中渐有觉醒的中国，难道不是势所必然、理所应当的吗?
那么，是不是因为如今人心不古，“孝道”缺失，因此就得把《二十四孝》之类都搬出来，以其作为范本，不仅用来“以训童蒙”，更凭此对大众进行普及“孝道”的教育?倘是如此，倒是大可商榷了。古代的传统孝道，诚然可以作为一种道德资源，但却不能不分良莠、照单全收，而须有所批判、有所扬弃、有所选择。现在有些个学者高谈儒家的“价值理性”，“孝”无疑是一种道德价值，然而，当“孝”表现或者被编派成《二十四孝》那样无理性的乖张极端、荒诞怪异，试问，那还能说是“价值理性”吗?或又以为，《二十四孝》中每个范例，都是中心为“孝”，若把目光专注于这一点上，则对种种孝行事迹便可理解以至感动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那种“意图伦理”——在“孝”的意图下，什么乖张的行为，什么极端的事情，乃至戕害幼者弱者的恶行，都是可纵容可鼓励可彰扬，甚至可颂为“孝感天地”的了。
现如今有些人搬弄《二十四孝》，或是出于无知、盲信，而有些所谓的教授当然不会是无知。他们以趋时附势登坛作态之能，凭天花乱坠云山雾罩如簧之舌，就能拿《二十四孝》之类“忽悠”尽天下人么?不能的。只须把《二十四孝》原本拿出来，让人们用自己的眼光审视，用自己的头脑辨析，不用说80后、90后的年轻人，就是年岁已长的为人父母者，凡有常识思维、有正常人性、有点理性判断力的，想必都能毫不困难地看清《二十四孝》究竟是什么货色。于是，人们就会恍然而悟：那些个以“忽悠”为能事的所谓教授、学者实在是欺人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