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清官”立傳，寫“清官”專史，是我國史書的一大特色和優良傳統。圖為宋代費樞撰寫的《良吏傳》，堪稱一部“清官”通史。此外，二十四史中的《循吏傳》《良吏傳》《良能傳》也記述了許多良吏。
李傳印
在中國古代曆史上，腐敗是一種多發社會現象，危害至深。新建王朝鑒於前代人亡政息的曆史教訓和本王朝長治久安的需要，與腐敗進行鬥爭，腐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或遏制，甚至出現短暫的太平盛世。在與腐敗做鬥爭的過程中，曆史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反腐倡廉文化遺產，其中既有一些值得我們認真批判、總結、繼承和合理利用的成功經驗，也有許多因反腐不力，腐敗滋生蔓延，以致亡國的曆史教訓。
古代曆史表明腐敗導致人亡政息是一條規律
《周易·既濟》爻辭說：“君子以思患而豫(預)防之”，說的是君子總是想著可能要發生的禍害，事先做出有效的防范。從治國安邦的角度看，腐敗就是國家之大患，應時常預防和治理。雖然每個王朝滅亡的具體原因很複雜，但都與腐敗有著密切聯系。中國古代曆史發展表明，腐敗導致人亡政息是一條亙古不變的曆史規律。
“大道既隱，天下為家”。私有制出現後，腐敗就有了產生的條件和土壤。在一定意義上說，腐敗是與私有制伴生的政治現象和社會現象。堯、舜、禹時期雖然還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國家，但大禹對於日益滋長的貪贓腐敗感到憂慮，命令獄官長皋陶制定刑法，將貪贓行為定為墨罪，加以懲處。周公是一位有著深刻曆史意識的政治家，夏、商亡於政治腐敗，周公看得很清楚，反複強調“我不可不監(鑒)於有夏，亦不可不監(鑒)於有殷”。在對夏、商因腐敗而亡國曆史教訓總結的基礎上，周朝對貪腐進行有效防治，官吏仗勢為惡、行賄受賄、接受他人財物並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者都要“閱實其罪”。禹、湯、文王、武王對貪腐防治結合，有效遏制了貪腐，一時官風清明，河清海晏，被後世頌稱為名王聖主。孔子對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當政的好時代十分向往，感慨地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唐太宗開門納諫，集思廣益，群言暢達，在一定程度上將權力置於陽光下，君明則臣直，腐敗的細菌不易滋長，成就了貞觀盛世。明太祖朱元璋認為“吏治之弊莫甚於貪墨”，若任其蔓延，足以毀滅政權，必須采取非常手段予以遏制。他恩威並用，鐵腕反腐，查處了空印案、郭桓案等一批貪腐大案、窩案，甚至不惜律外用刑，對貪腐者族誅、淩遲，據說朱元璋對貪腐者實行剝皮實草的酷刑。朱元璋高調反腐，鐵腕治貪，雖然有律外用刑和違反人道之舉，但對官吏貪腐起到了極大威懾作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元末以來貪汙腐敗之風，出現了有名的洪武之治。
與此相反，有些王朝統治者奢靡無度，君昏臣貪，反腐不力，腐敗之風蔓延，社會正氣不張，以致人亡政息。“千裏來做官，只為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是中國古代吏治腐敗的形象寫照。夏桀“乃大昏淫”，把夏王朝推到曆史終點。商紂王荒淫暴虐，“作新淫聲，北裏之舞，靡靡之樂”，最終身死國滅。主張“人生歡樂富貴幾何時”的南朝蕭梁時期太守魚弘曾大言不慚地說，他做官所到之地要做到“四盡”，即“水中魚鱉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穀盡，村裏庶民盡”。蕭梁有這樣貪得無厭而又不知羞恥的官吏主政地方，吏治腐敗不堪，結果就是王朝易姓，江山易色。
元朝末期，無名氏作小令《正宮·醉太平》對元朝末年的腐敗進行揭露和諷刺，“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正是元末腐敗得不到有效治理，是非顛倒，世事混濁，人民用自己的雙手埋葬了腐敗的元王朝。
懲於事後、防於事前、防懲並舉的反腐倡廉思路和方法
反腐與倡廉，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反腐必須倡廉，倡廉的基礎是切實的反腐。曆代王朝在與腐敗鬥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懲於事後、防於事前、防懲並舉的反腐思路。在中國古代林林總總反腐倡廉的具體措施中，如下四個方面對於當下反對腐敗有較好的啟示意義。
其一，正人先正己，養廉先養心。
在私有觀念還存在的社會裏，每個人都有欲求，都有人性的弱點和陰暗面。如果人的欲求得不到有效約束並超過合理的界限，腐敗就容易滋生。治腐先治心，公共權力的掌握者只有紮好心靈籬笆，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才能淡泊名利，抵禦誘惑，廉潔奉公，勤政為民。
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許多治腐心、養廉心的思想認識，也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儒家把人生目標定位於成仁成聖，主張官吏要正身修己，仁民愛物，這些人生觀、價值觀通過學校教育和相關考試制度浸潤到人們的心中，起到了很好的防貪拒腐的作用，中國古代一些清官廉吏，如東漢的楊震、明代的海瑞都是儒家文化的忠實信奉者和踐行者。宋代呂本中撰寫《官箴》，強調“為官之法”，惟有清、慎、勤。包拯以遺訓的方式為子孫立下規矩，“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周公把商紂王作為反面教材，規勸周武王、周成王要敬畏天命，要立君王之德，不可貪圖安逸，棄德任刑，這些教育內容都保留在《尚書》中的《多士》、《無逸》、《多方》等篇章中。
其二，表彰廉吏，斥責貪官。
在中國古代社會潛規則盛行，要做一名清官廉吏確實不容易，壓力很大，要抵禦金錢美色的誘惑，要排除大大小小權力的幹預，要擺脫複雜人情世故的羈絆。為官清正廉潔，就意味著要失去許多物質利益，甚至可能失去權力，失去朋友，失去親情。從中國古代倡廉的曆史實際看，表彰清官廉吏，不讓“老實人”吃虧，不失為倡廉行廉的有效辦法。
司馬遷《史記》設立《循吏列傳》以後，曆代正史大多設有《循吏傳》《良吏傳》，宋代費樞專門撰著《廉吏傳》，讓“以不貪為寶”的子罕、“一錢太守”劉寵、“二不尚書”范景文等廉吏彪炳史冊。曆代封建統治者也都注意褒揚“廉吏”、“循吏”，通過增秩、升遷和死後追贈追諡等方式，樹立廉吏的形象，通過廉吏的言行表率作用給予社會正能量，弘揚正氣，蕩滌官場歪風邪氣。漢代南陽太守召信臣節儉清廉，為民興利，人稱“召父”。蜀郡太守文翁興辦學校，勤政為民，政聲顯著。漢哀帝下詔為文翁立祠，又命郡二千石官員奉祀召信臣墳塚。諸葛亮一生鞠躬盡瘁，死後追贈“武穆侯”印綬，諡為“忠武侯”。
與表彰廉吏相對應的，是對貪官汙吏進行無情的譴責和鞭撻。我國曆史上早期稱貪汙為墨罪，也稱贓罪，“貪以敗官為墨”，貪腐在人們的心目中就是汙黑不淨。《詩經》對那些居官行貪，或憑借政治地位和權勢攫取各種非法利益的貪人用“敗類”予以貶斥，表明人們對於貪腐的憎恨和厭惡。明清時期文學家更是把百姓對貪腐的憎恨融入小說、戲曲、筆記之中，嬉笑怒罵。
清廉光榮，貪腐可恥，表廉吏，斥貪官，一褒一貶，讓清廉者名垂史冊，將貪腐者釘上曆史恥辱柱，善惡彰顯，是非明辨，引導人心向善。
其三，立制反腐，巡察地方。
官吏的道德自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防腐敗，但這種軟性約束彈性很大，效率因人而異，因時而異。中國古代政治家們也領悟到，只有依靠較完備的法制，才能保證行政機構的有效運行，有效遏制腐敗和處置腐敗。所以，無論是皋陶之刑、《禹刑》，還是《秦律》、《唐律》對貪腐都有明確的懲罰規定。在防治腐敗的制度中，最有創新意義的，一是察舉、考試任官制度，二是刺史巡察郡縣制度。
防治腐敗首先要把好官吏的入口，選出賢能的好官，建立一套良好的官場“准入”制度。什么樣的官是好官?一是有“德”，二是尚“清”，即廉潔。為了選到高素質官員，在先秦時即出現了“察舉”制度，面向社會公開推薦官員。這種察舉手段，民間叫“舉賢”。兩漢時期，察舉賢良方正已成為官員的重要來源之一。為了防止“察舉”中有違規行為，先秦時的秦國就規定，如果所推薦的官員“不善”，推薦人也要治罪，在漢代則叫“連坐”，即舉賢者要負終身連帶責任。曹魏時期的九品中正制、隋唐開始的科舉取士制，都是古代為了選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其次，對官吏進行有效監督，形成權力的制衡。漢武帝設立十三部(州)刺史，刺史受命於皇帝，代皇帝定期巡察地方，以“六條問事”，主要巡察地方二千石等高官的腐敗行為。刺史雖然只有六百石，但能監察二千石的地方守相，行政級別雖低，但任重職大。刺史巡察郡縣，對於整肅吏治，發現和震懾腐敗，籠絡民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其四，鐵腕治貪，形成威懾。
在中國古代，遏制腐敗的一個手段就是重典反腐，甚至運用嚴刑酷法懲貪。夏朝時定了“昏、墨、賊、殺”之刑，貪墨之官是要掉腦袋的。商朝凡是收受賄賂的貪官都被列在淫風中之“貨”罪，要處以墨刑，即在貪官的額上或臉上刺字，以示羞辱。西周把官吏營私枉法、貪汙受賄等列為“五過之疵”。
漢代重用一批鐵面無私的循吏，對貪腐者進行定向打擊。北魏規定“枉法十匹，罪之以死”，僅太和八年被處死的貪官就達40多人。明朝更是重典治貪的典型。在《大明律》《大誥》之外，朱元璋組織人員編寫了《醒貪簡要錄》，規定：“官吏貪贓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並處以剝皮之刑。”朱元璋反腐懲貪的決心大，力度強，措施有力，對於貪腐者確實起到了強烈震懾作用。
中國古代在與腐敗鬥爭過程中沒有解決的三個問題
中國古代廉政教育一直常抓，反腐利劍時時高懸，腐敗亡國的警鍾長鳴，但是，曆朝曆代仍然是貪官如蟻，清官廉吏寥若晨星，因腐敗而人亡政息的曆史悲劇不斷上演，中國曆史發展陷入腐敗——亡國——再腐敗——再亡國的曆史怪圈。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反腐過程中有三個主要問題難以解決。
第一，對權力約束和監督的疲軟問題。
雖然中國古代有許多約束權力和監督權力運行的制度，但在君主專制制度下，這些制度對權力的約束力有限。史官記言記事，把君主言行昭諸史冊以及君權神授、敬天保民的觀念，雖然對至高無上的君權形成了一定的約束，但這種約束力是建立在君王有較強烈道德自律意識的基礎上，屬於軟約束，不是法律和制度的剛性約束，這種軟性約束力十分有限。而各級官吏的權力受命於君，君明則臣直，君昏則臣奸，對官吏權力的約束系於明君聖主，缺乏人民和社會對於官吏權力的約束和監督機制，權力在封建專制的體制內封閉運行，腐敗成為一種多發的社會現象就不難理解了。
第二，潛規則對於法律和制度的異化和效率消解問題。
中國古代文化重血緣關系和親情友情，法律觀念、契約精神和規則意識相對薄弱，潛規則盛行，在親情、友情和利益導向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們善於把反對腐敗、倡行廉政的相關法律規定和制度的執行效率悄然消解得無影無蹤。
漢代察舉孝子廉吏，強調以德舉人。但在社會現實層面，察舉孝廉竟然成為一些投機分子獲得功名利祿的工具，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尷尬局面。曹魏政權為了選拔優秀人才，實行九品中正制，以德、才舉人，把好官吏入口關，若僅僅從文本看，九品中正制的確是善制善政。但是，負責選舉人才的中正官選人唯親，造就了中國曆史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庶族”的門閥社會。
第三，官吏知行背離、行不由衷的問題。
儒家是中國古代社會主流思想，絕大部分官吏都是飽讀經書，口稱聖賢之士。儒家的仁義禮智，仁民愛物的基本思想對於中國古代的各級官吏而言並不陌生，甚至是熟讀於心。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張貼在許多官吏廳堂的顯要位置。翻開史冊，貪贓腐敗而致身敗名裂的前車之鑒曆曆在目。令人詫異的是，曆史上一些貪腐之徒恰恰就是這些滿腹經綸的儒生。
清代和珅出生在一個並不富裕的武官家庭，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十來歲時被選入鹹安宮官學，接受儒學經典和滿、漢、蒙古文字教育。但和坤貪得無厭，賣官、受賄、結黨營私。要說和珅不明事理，難以令人信服，但是他口中說的是聖賢之書，做的卻是城狐社鼠之為。身陷囹圄的和珅在《上元夜獄中對月》的詩中寫下了“百年原是夢，廿載枉勞神”的句子，流露出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的悔恨。只有真正解決好官吏知行背離，說一套做一套的問題，才能把反腐倡廉落到實處。
(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曆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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