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晚清纪实文学家、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贾英华讲述的《末代皇族的新生》在央视《百家讲坛》播出，同名书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3日晚，贾英华接受了中新网书面采访。在回应对于“大众史学”的质疑时，贾英华表示，失范、猎奇并不可怕，最关键的是要有靠得住的史料。
“口述史料”最鲜活
贾英华的新作《末代皇族的新生》记述了宣统皇帝逊位一百多年以来，清代皇族成员的经历。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描述再现了末代皇族的“挣扎”经历。
在书中，贾英华并没有局限于文字记载中的历史，而是通过采访清代皇族成员及其后代还原了晚清皇族的经历。在贾英华看来，口述史料是他寻找这段史实的突破口。他认为，口述史料是史学研究中“绝不可忽视以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古人其实非常重视口述史料，称之‘口碑史料’。”
贾英华说：“对于研究历史而言，基本有三类史料：一是文字记载，有典籍，也有档案等；二是活生生的当事人；三是文物。以往的历史研究，绝大多数人只重视第一部分，即死史料，亦叫故纸堆。历史学家钻进去就是一辈子，极难出新意。而对于活史料，即如今的‘口述史料’重视往往不够。其实这部分内容最鲜活。但囿于条件所限，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往往已去世许久或无法找到。”
文物会说话：溥仪的两副眼镜都收藏在我手里
当然，贾英华的写作也并非仅以口述史料为依据。在对晚清这段历史的研究中，他还搜集到很多文物作为研究的依据。他举例称，“曾有人争论过溥仪眼睛是否有问题：是近视还是远视，还有人说溥仪眼睛没事儿，就是爱戴墨镜，不想让人看到圣上的眼神。实际不用争论，溥仪的两副眼镜都收藏在我的手里。”
贾英华认为，历史研究不可能仅以一种史料为研究依据。他说：“上天厚我，晚清以来的人物在几十年前亦在世不多，偏巧让我有缘遇到。围绕溥仪这个人物，我结识并采访了三百多位皇族近亲以及当事人，而且留下数百小时珍贵录音和录像，结合我查找到的珍稀档案和史籍，形成了相对独家的史料，再结合我收藏的珍贵文物，譬如溥仪生前的眼镜、病历档案以及理藩部印制的宣统逊位诏书等等，三者结合自然有利于还原一个活生生的溥仪。想来，这应当说是缘分，是历史的缘分。”
历史难以记住名嘴崔永元但会记住口述史研究者崔永元
在被问及对致力于口述史研究的崔永元的看法时，贾英华认为，“他为口述史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他说：“尤其是在抗战史方面，崔永元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的束缚，不仅把一个湮埋多年的国共抗战史实摆在世人面前，更重要的是，让大众知道‘口碑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功莫大焉。”
贾英华说：“百年之后，或许历史难以记住一个名嘴崔永元。但有可能记载下一个放弃央视光环而留下珍贵口述史料、并对口述史研究做出里程碑式贡献的口述史研究者崔永元。”
谈“大众史学”： 失范、猎奇并不可怕
在贾英华的新作《末代皇族的新生》中，有很多晚清历史的细节，也有着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而他在《百家讲坛》中的讲述更是被认为像讲故事一样精彩。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研究已经具备了“大众史学”的一些特征。
谈及“大众史学”，贾英华认为，史学研究始终和大众观赏存在天然的距离。“近年来，《百家讲坛》试图把两者拉近，作了种种努力。”
当然，对于“大众史学”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有人就指出：“大众史学”中存在着书写中失范、猎奇等问题，历史绯闻、历史丑闻也被反复翻炒。对此，贾英华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失范、猎奇并不可怕，最关键的是要有靠得住的史料。他说：“范，就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东西，没生命力。历史学也一样，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东西没有价值。相反，失范有可能创新。但关键在于是否有史料，尤其是第一手的真实史料依据。猎奇也不怕，最关键的是在于是否有靠得住的史料支撑。我主张：不怕有争议，就怕没依据。”
他还说：“所谓‘历史绯闻和历史丑闻被反复翻炒’的说法，不可一概而论。如果有足够的第一手的史料依据，也可能透露出正史所没有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有何不可？关键还在于要少一些缺乏历史依据的分析，多一些未被人知的真实史料。”
历史研究力求追寻第一手的真实史料、独家史料
说到自己对史学研究的追求，贾英华坦言，自己的研究力求追寻第一手的真实史料、独家史料。他说：“我的书以及我的讲述，力求讲述人所不知、人所罕知以及故事背后的故事。但这些是建立在真实史料基础上的。”
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来，数这一百年来变化最大，而皇族的变化是晚清以来历史的独特传奇。”贾英华最后说：“我始终认为，我写的这些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了晚清以来人物数百小时的录音及部分录像，还有数千张照片。后人可以通过这些真实而鲜活的史料细节，了解这一段真实的历史演化。吾愿足矣。”
以下为采访记录：
之前您曾在新书发布会时谈到口述史料，您说口述史料是您寻找史实的突破口。近年来口述史逐渐被大众所了解，想请您谈下您对口述史的看法。
贾英华：口述史料，作为史学研究来讲，是绝不可忽视以及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此，古人其实非常重视，称之“口碑史料”，可见其重要性。因为对于研究历史而言，基本只有三部分史料——一是文字记载，既有典籍，也有档案等，二是活生生的当事人。三是文物。
以往的历史研究，绝大多数人只重视第一部分，即死史料亦叫故纸堆，历史学家钻进去就是一辈子，但极难出新意。而对于活史料即“口碑史料”，即对于如今被称之“口述史料”重视往往不够，其实这部分内容最鲜活——囿于条件所限，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往往已去世许久，或无法找到。
文物会说话。举一例，曾有人争论过溥仪眼睛是否有问题，是近视还是远视，还有人说溥仪眼睛没事儿，就是爱戴墨镜，不想让人看到圣上的眼神。实际不用争论，溥仪的两副眼镜都收藏在我的手里。
上天厚我，晚清以来的人物在几十年前亦在世不多，偏巧让我有缘遇到。围绕溥仪这个人物我结识并采访了三百多皇族近亲以及当事人，而且留下数百小时珍贵录音和录像。结合我查找到的珍稀档案和史籍，形成了相对独家史料。再结合我收藏的珍贵文物，譬如溥仪生前的眼镜、病历档案以及理藩部印制的宣统逊位诏书等等，三者结合自然有利于还原一个活生生的溥仪。想来，这应当说是缘分，是历史的缘分。
大家现在一想到口述史就会联系到致力于口述史研究的崔永元。您如何评价崔永元在这方面的研究？您认为，崔永元研究口述史对大众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研究有哪些影响？
贾英华：对于致力于口述史研究的崔永元，我虽然不认识也无一面之缘，但我的评价是，他为口述史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尤其是在抗战史方面，他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的束缚，不仅把一个湮埋多年且不被所有人知的真实的国共抗战的活生生的史实摆在世人面前，更重要的是，让大众知道口碑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功莫大焉。
百年之后，或许历史难以记住一个名嘴崔永元。但有可能记载下一个放弃央视光环而留下珍贵口述史料并对口述史研究做出里程碑式贡献的——口述史研究者崔永元。
您最近在《百家讲坛》讲述的《末代皇族的新生》已经结束。之前《百家讲坛》的于洪导演曾提到，说您节目的收视率创了同期新高。您方便提供下节目的相关数据，或者节目收视率的排名吗？
贾英华：对于收视率具体排名，我不太清楚。但我切身感到，周围人们尤其京城老百姓对此节目十分关注。我认为观众关注的不是我，而是这段距现在并不遥远的真实人物和真实历史。
让我感到兴奋的并不仅仅是来自数百家媒体的评介，以及海外譬如澳洲电台、西班牙华人报纸等报道和反响。更使我高兴的是，当央视百家讲坛《末代皇族的新生》播出最后一集结束那一天，恰巧赶上我出生地的街道邀我去寻访东四地区的“皇亲国戚”，还偶然在胡同内偶然遇到了民国代总理朱启钤之孙，应邀到他家做客，他讲述了他的家人曾娶皇族溥伦之女，还当即拿出了照片，谈起了皇族等变化。
东四街道地区，原本是康雍乾后人——皇族聚集之地。一个小小的八条居委会就聚集过皇婶、帝师、皇妻以及民国大总统、民国代总理、张学铭、章士钊、叶圣陶、章含之等等晚清民国人物。大家喜欢观看《末代皇族的新生》这个节目，街道领导还随手拿出一份街道专门所作的一期街道报纸报道《老街坊贾英华主讲百家讲坛》，首版还具体标明《末代皇族的新生》播出及重播的时间，当天午饭时，大家先后来到街道值班室和饭厅围桌而坐等待《末代皇族的新生》的播出，可惜没有收到信号。但这件事使我感慨良多。
其实《百家讲坛》一直和“大众史学”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您的节目很受欢迎，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大众史学的一些特征。您怎么看“大众史学”？您认为“大众史学”意义何在？
贾英华：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争议的共识。
实际上，史学研究始终和大众观赏存在天然的距离。近年来，《百家讲坛》试图把两者拉近，作了种种努力。我录制试讲《末代皇后婉容》时，一位观众在休息时曾对我说，对于皇后婉容有种种不同的传闻，你讲的依据采访她的家人和少见的史料，我特想听，一共多少集啊？我录制末代皇叔载涛时，一位颇有风度且有八十多岁以上的老奶奶，在电梯里遇到了我，问我：您是贾先生吧？我刚听说今天录制末代皇叔最后一集，如果知道我早就来听啦。
录制休息时，老人走过来对我说，你讲得挺真实。她还就一个小问题跟我探讨，我很疑惑她是谁，她只说是乃文的老朋友，再不肯透露姓名。她说几十年前，她就知道我的情况，还当场亲自纠正我向观众伸出一个手指的动作，要求我务必改过来。再就是，她对我详述清末皇族以来抱拳的规矩：一个是开打、另一个则是表示尊敬的区别，当场纠正了我的错误手势。她对我说，为什么能来这么多人，因为以往讲刘邦我们不认识，涛贝勒和乃文可是我们的老熟人啊。
我所出生地的街道邀请我去当地讲课，许多老街坊的老人柱拐前来之后，当面问我：你是贾家的大小子吧？咱是一个居委会的。看到台下老人鼓掌，我感觉到，讲述我接触过并熟悉的晚清以来的真实人物，是受到老街坊和百姓欢迎的原因。
对于“大众史学”，也有人提出过质疑，认为其“书写中失范、猎奇比较严重，历史绯闻和历史丑闻被反复翻炒，人们对历史和经典的‘敬畏感’正逐步被消解”。您怎么看这种质疑？
贾英华：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范，就是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东西，没生命力。历史学也一样，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东西没有价值。相反，失范——有可能创新。但关键在于是否有史料尤其是第一手的真实史料依据。
猎奇也不怕，最关键在于是否有靠得住的史料支撑。我主张：不怕有争议，就怕没依据。
所谓“历史绯闻和历史丑闻被反复翻炒”的说法，不可一概而论。如果有足够的第一手的史料依据，也可能透露出正史所没有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有何不可？关键还在于要少一些缺乏历史依据的分析，多一些未被人知的真实史料。
历史研究说到底，是要研究人类进化当中最重要而本质的变化——社会制度的演化以及人类演化当中人性的嬗变，以启迪后世。
我认为，恰恰因为市场充斥不少胡编乱造的而远离“信史”的书籍，使人们对书的敬畏感’正逐步被消解”。
研究历史的人往往有自己的目标。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众多史学家所推崇。您记录、研究这段历史是否也有自己的目标？
贾英华：毫不讳言，我推崇司马迁及其史学思想，还曾在三十年前，我就徒步考察了司马迁后裔的藏身之地——韩城的一个塬。又收藏了有关他的研究专著数十部，惜被同学部分借去始终未还，但司马迁成为了我的偶像并影响了我。尤其是司马迁游历各地，亲自实地考察并注重第一手史料的作法。前两年曾有一位电视台的人吹捧我一番，可能是开玩笑地敬我酒：您是当代司马迁。我断然拒绝，回答说：我推崇司马迁，但有天壤之距。再，我可不是太监！整个酒桌上的人都笑喷了。
我的书以及我的讲述，力求讲述人所不知、人所罕知以及故事背后的故事。但这些是建立在真实史料基础上的。我在研究当中，力求追寻第一手的真实史料、独家史料。
我始终认为，我写的这些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了晚清以来人物的数百小时的录音及部分录相，还有数千张照片。中国数千年来，数这一百年来变化最大，而皇族的变化是晚清以来历史的独特传奇。后人可以通过这些真实而鲜活的史料细节，了解这一段真实的历史演化。吾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