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鄭劭清

　　如今看來，令計劃的政治生命裏有兩個極其重要的年份：一個是2014年，他的政治生命劃上沉重的句號;一個是1979年，那一年，在山西運城地委工作的他上調團中央，打開廣闊的上升空間。

　　別人是一步一個腳印，而他則是令人驚訝的三級跳。令計劃何以一舉跳進北京，誰又是最初發掘他的那位“伯樂”?

　　誰相中了他?

　　上海社科聯旗下《現代領導》雜志2011年1月號曾轉載署名“鬱風”的文章《令計劃：中南海的“大管家”》，該報道中透露，1979年，團中央在全國選拔人才，23歲的令計劃因而得以進京。更具體的細節是，在中央團校學習期間，令計劃認識了分管團校的團中央領導，從此“登州過府，平步青雲”。

　　按照慣例，中央團校校長大多由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兼任。令計劃1979年在團校學習時，團校校長為當時的團中央第一書記韓英。

　　韓英是誰?他是東北人，但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長期在山西工作，從煤礦技術員一步步提至省委書記職務，1978年他離開山西，當年被共青團十屆中央委員會選舉為團中央第一書記。這是一位肩負恢複共青團艱巨任務的第一書記，因為十年動亂裏遭到嚴重破壞的共青團組織百廢待興，亟需重振旗鼓。

　　也是在這時候，令計劃乘著選拔人才的“東風”進京。在不久後被安排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高占祥的秘書。並於1983年8月脫產，再次進入後來更名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中央團校學習政教專業。拿到文憑回機關後，一路直升。

　　在令計劃上調北京之前，胡耀邦在強調共青團幹部的選拔問題時指出，團中央要選真正優秀的青年幹部。“什么叫優秀的、有培養前途的?”他列了三條：一是在政治上經受過某些考驗的;二是在工作上經受過一定鍛煉，特別是經過一些艱苦鍛煉的;三是在思想上有培養前途的，比較刻苦、誠實的。

　　為什么相中他?

　　按照上述選拔培養幹部的標准，令計劃無疑相當符合要求，他的為人處世數十年風格依舊。

　　愛學習 當令計劃還在山西平陸縣當印刷工人時，他就很愛學習。在辦公室裏，只要沒有工作，就在端端正正坐在那裏讀書寫字，即便下班也還趴在桌上看書。直到調進團中央，據同事回憶，當時二十五六歲的令計劃雖然沒上過大學，但很有鑽研精神，晚上和周末加班，幾乎每天如此、每星期如此。

　　很勤勉 令計劃的勤快認真頗有口碑。在山西時辦公室都收拾得井井有條，不但自己的東西，其他人他也幫助整理。在印刷廠，他剛開始是撿字工，當時鉛字印刷需要把一個個鉛字撿出來排版，他工作認真，撿字快，大家都喜歡他。老同事提起他時這么評價，“一個特別勤快的娃，叫幹啥就幹啥，幹得有模有樣，領導一看就滿意。”

　　許多年後，他已搬進中南海辦公。熟悉他的人說,這是一台“工作機器”，除了打幾下乒乓球，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其餘時間都是在工作。而政知局(微信號：bqzhengzhiju)從可靠渠道獲悉，在他擔任“大管家”期間，每天都要等首長休息以後才離開中南海。

　　有才氣 早在山西時，就有很多人誇獎令計劃他字寫得好、口才好、文章好。一份1975年9月13日發送的共青團平陸縣委員會文件顯示，作為擬稿人，令計劃至少會寫正楷和仿宋以及行書三種鋼筆字體，均非常工整漂亮。他手寫的稿件近十頁，筆跡絲毫不亂。

　　據稱，在團中央工作期間，令計劃就以精幹、擅長寫研究報告而頗受信任和賞識。他最早見諸報章雜志的大作,是1992年擔任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時發表的長篇文章《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膽略和眼光――1989-1991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共青團幹部和青年代表講話實錄》，在《中國青年研究》雜志上分三期連載，有三萬多字。

　　1995年12月，令計劃調任中辦調研室三組負責人。該調研室主要是為政治局常委負責起草報告、文件、講話等。

　　有眼力 別人看不到的活兒他能看到，這在山西平陸當地話叫“非常有眼力”。因為令計劃“有眼力”，在山西時不僅很多辦公室的同事都喜歡他，領導也喜歡他。而到了團中央，他給人的印象是，對在官場處理各種人際關系，顯得更為圓熟、更有分寸，對於共青團內部，以及黨政機關的複雜結構，也有更為透徹的了解。此後有人用三個“善於”評價這位“大管家”：善於處理各方面的人際關系、善於領會上級意圖、善於總結和歸納。

　　負責任 事無巨細是對令計劃表現在工作中的又一個特點。

　　大公網的報道中曾透露過這樣的細節：2005年9月紀念抗戰60周年之際，有香港記者在采訪領導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獻花儀式時，曾見到令計劃在儀式開始前，親自帶領一名警衛繞人民英雄紀念碑仔細檢查，確保安全。

　　因其出色肯幹，令計劃升遷之路曾經暢通無阻。他除了應該感謝將自己調進北京的伯樂之外，還應該感謝當時平陸縣委領導。因為領導發現這位印刷廠的工人是個人才，將他調到了縣團委工作。從此，他借著共青團履曆不斷攀升。

　　低調與結盟

　　當年比較內向、不多說話的小令，一路升遷，卻在公眾面前保持低調，除了少數文章，以及見諸媒體的名字之外，有關他的內容幾乎為零。

　　其個人情況罕有人知，直到中共十七大之後，官方發布了關於他的正式簡曆。他最不喜歡在媒體或公開場合曝光。在一些外媒眼裏，他為人隨和，沒有架子，每次遇到記者時都會說一句“辛苦了”。記者向他發問，他道過一句“辛苦了”之後，並不經常仔細回答記者的提問，但經常向記者提醒的另一句話則是：“不要宣傳我。”

　　兩年前那輛失事的法拉利，使得從來低調的令計劃再也低調不得。在二哥令政策被查之後的半年時間裏，令計劃多次在公開場合亮相。

　　許多親朋故舊都說，離開山西之後，令計劃及其家族越來越難接觸到。然而他與山西的聯系在另外一個天地裏更加緊密。他不僅策劃搞起了由山西籍政界商界所謂“成功人士”組成的“西山會”，而且還企圖與更顯赫的權貴結盟。就連那輛令他心碎的法拉利，也是山西企業領導送給他的。就這一輛豪車，終結了他的江湖。

　　跌落到人生穀底的令計劃，已不複當年那個符合優秀幹部人才選拔標准的青年，更會讓最初發掘他的“伯樂”大跌眼鏡。

　　何林璘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