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出来的时候，有资深姜粉跟我说：“我有点伤心，一是因为姜文都烂了，那还有谁能挺着？二是为什么这样的片子众口一词都说好呢？”为此我连写两篇文章为姜辩解（见《号脉电影》P119-125），我认为姜文从一个“被诸多小众影迷热捧的‘好导演’，成功转型为一个面向大众的‘聪明导演’”。
这是由于从市场的角度而言，电影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聪明与否，成功与否。因为好坏是没有客观标准而见仁见智的东西，但以成功来界定的聪明或者用聪明而构筑的成功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汹涌的票房至少定义了这部影片的成功，有此足矣。
拍电影不是做学问，看电影更不是做学问。从创作者的角度而言，能够为最大限度的观众群提供两个小时赏心悦目的娱乐时空并能为投资人带来切实的回报，足矣。依照市场主导的原则，观众永远是对的。即使他们是错的，他们的趣味在哪里，往哪里设计就行了。这就像选美竞猜一样，不是选自己觉得最漂亮的那个，而要选所有其他人觉得最漂亮的那个。所以，作为一个电影人或投资人，绝不可以带着个人好恶去看电影。好莱坞的电影之所以能被投拍，很少是被导演或编剧或制片人最终决定的，决定是否投拍的大都是投资人或他们的代言人，也就是那些主管电影营销的经理人员。这就是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能够雄霸全球的原因，也是中国的很多电影人一直纠结不明的道理。说到底，影片能否投拍，最终的抉择权还在观众。观众的选择即是“人民的选择”，这是不以制作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情。“电影观众”是人类社会最无情而又最聪明的族群，其集体智商远远高于人类任何精英个体，他们的选择是所有电影人都必须正视的绝对真理。
看了《一步之遥》之后，发现当年为姜文所作的辩词，居然可以完全颠覆，原封不动反其意而用之地作为对他的指斥：他在创作时，完全忘了“电影观众不以制作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民的选择”，拿着别人的钱任了自己的性，从当时好不容易华丽转身而成的“一个面向大众的‘聪明导演’”又转回到“一个被诸多小众影迷热捧的‘好导演’”，而“好坏是没有客观标准而见仁见智的东西”，所以才造成了《一步之遥》上映之后两极分化的争议；“但以成功来界定的聪明或者用聪明而构筑的成功却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以至于主流观众用脚投票的选择令主创吹嘘的20亿辉煌变成了泡影，一语成谶，2014年中国电影市场的300亿票房目标差了“一步之遥”。
姜文这次不仅把“拍电影”当成了“做学问”，而且还要求“看电影”的人跟他一起“做学问”。在执导影片时，把先前搁置了的“不该纠结的东西”又重新捡了回来，并把“应该纠结的东西”推向极致，引经据典，讳莫如深，满嘴跑火车地自说自话。作为一个创作者，他不仅没有“为最大限度的观众群提供两个小时赏心悦目的娱乐时空”，也未能“为投资人带来切实的回报”。从“观众学”和“电影资本论”的角度而言，他便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漏塞儿”（loser）。
就影片本身而论，我们不妨先看看其故事前提。尽管姜文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一步之遥》只攫取了‘花国大选’和‘总统遇害’两个核心元素”，但它毕竟改编自当年轰动上海的真实事件“闫瑞生案”。无论以何种标准，闫瑞生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渣凶徒，而影片从这个凶徒的视点和立场来推演故事，企图把人渣拼成人形，这便从前提上埋下了价值祸根。恰如程序不正义实体便不可能正义的普世原则，前提错了，后面无论如何美丽也都还是错，更何况它看上去还并不是很美。
可以说，整部影片都是一个摆拍场景的拼凑与连缀，恨不得将电影史上目力可触脑力能及的动作、表情、场景、画面、风格甚或台词都山寨了个遍，是一个借种于“歪果仁”的大杂烩乱炖，让观众自掏腰包进行了一次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启蒙教育之旅，参观了纪录电影馆、默片馆、歌舞片馆、黑色电影馆甚至新好莱坞馆；让观众重温了《教父》、《芝加哥》、《红磨坊》、《偷天换日》和《罪恶之城》等经典影片中的经典镜头，甚至连《江湖侠侣》中鲍嘉和巴考尔的吹口哨镜头都被照搬——据解读党统计，被致敬的中外影片纵贯整个影史，多达20余部。对此，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张柏青老师有个微博妙评：“能明白看出其致敬处便不值夸！不是模仿便是抄袭或是哗众。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思想家爱默生说：模仿便是自杀。真正的致敬应‘师其意而不泥其迹’，贵在从别人身上汲取营养成就独特的自己。”说得世俗一点，真正的大师都是被致敬而不是致敬别人。恰如不少国产手机，一个几乎全部用山寨零件拼凑而成的产品何以成为大师之作？
于是乎，影片给人的感觉便是节奏拖沓，台词冗赘，着意点染的仅仅是万花筒般的碎片奇观，杂糅其间的所谓隐喻与其说是对社会疾患的嘲讽，不如说是一次自以为是的“作者意识”的超速狂奔，甚至裸奔。这或许是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在咱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种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固着了一种祖祖辈辈都被压抑的表达欲，一旦逮着机会便会本能地寻求释放出口，以至于为了自我表达的需要而不惜将一个史有定论的恶俗歹徒粉饰为一个被妖魔化的理想主义者，而对本应作为其衣食父母的看客受众则竭尽自作聪明的调侃与嘲弄。不幸的是，观众并非其所鄙夷的无知看客。结果是，汹涌弥漫的不良口碑便淹没了影片的票房诉求，对观众的鄙薄终究未能换回艺术的尊严。
闫瑞生案之所以成为民国的传奇大案，并不是因其罪行本身，而是因其在当年所引发的轰动效应，不仅成为上流社会的闲话谈资，还作为一个盛极一时的主题而催生了无数舞台剧、相声小品和音乐剧，乃至成就了中国首部长故事片。不难看出，《一步之遥》之所以取材于该案正是为了讽刺当时熙熙攘攘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面对闫案的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心态与行为并试图隐喻现实，这也是令一些“知识分子”和“知道分子”不忍割舍并催生了无数解读党的原因。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如用形式主义来反形式主义一样，作者自己也正是以同样的方式（舞台剧、相声小品和歌舞片）来消费着他要反讽的反讽。
一上来我们便看到姜文版的维托·柯里昂和葛优版的汤姆·哈根摆拍了一个当年的《教父》场景，给一个官二代兼富二代讲人生，开启了这个历时两个多小时的以连篇累牍的冗赘乏味的陈词滥调对白甚至独白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没完没了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讲”出来的故事旅程。然后便是这俩人生导师拿着官二代的钱导演了一场早已内定的选美大赛，凭着其自以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各种解说词，愣是把观众拉回到好莱坞他爹的百老汇时代，并试图向90年后号称具有“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基因”的90后观众惊呼并惊艳其90年前的划时代的收音机直播创举——站在90年后的数字IMAX 3D银幕上去玩味90年前的噱头还自以为得计，得计不逞时还要训斥观众“看不懂回家问你爸”。我们不禁要问：出这馊主意的人跟影片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啊？
偶尔在家看电视，最受不了的就是老婆频频换频道，一个节目刚看了几分钟想要一探究竟时，她那儿啪的一下换台了。为了安定团结咱就忍着呗，跟着继续看，好不容易看进去，她又换了，好不容易又看进去，她又换了，于是便忍无可忍不欢而散。这大概就是很多观众在看《一步之遥》时的真实感受吧。各种场景的连缀就像是随意随性的拼盘，只见其形，不闻其味，更品不出是什么菜系何种口味：忽重忽轻，忽咸忽淡，酸甜苦辣，难寻定数。
就这样，观众终于完成了一场两小时二十分钟的电影之旅，回到了电影的童年，瞻仰了电影的始祖，回顾了整个电影发展史，同时还复习和演绎了诸多经典电影中的经典场景、经典画面、经典动作、经典造型、经典表情和经典对白。然而，从电影创作而言，这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退行与返祖。由于影片缺乏类型片的真诚，荒诞不经的审美扭曲和叙事转折充斥全片，将故事蹂躏得支离破碎。疯魔般的炫目视效除了多花投资人的钱之外却并未为影片添彩，而猪一样队友般的解读式吹捧则更如影片本身一样用力过猛，适得其反。
一部需要通过他者来解读才能看懂和欣赏的作品已经不是一个作品了，那不仅是中国电影的悲哀，更是中国人的悲哀。观众自会以脚投票：或直接抵制，或拽回给作者，令其史诗般的矫作“随子弹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