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谷俊山與徐才厚

　　原標題：落馬官員的最后掙扎

　　文_本刊記者王巧捧

　　11月23日晚，湖南一市縣紀委聯合調查組遇到沖擊，沖擊人即是這次調查對象之一，湖南祁東縣工商局商廣股副股長龍向陽。

　　當晚，龍向陽的哥哥縣發改局副局長龍智雄在接受調查談話時，讓龍向陽送來相關資料。龍向陽攜帶資料到達后，因不滿辦案人員查其銀行資金賬戶，據稱，龍十分囂張，甚至威脅多名紀委干部“把你們從窗戶丟下去!”

　　有人說，龍向陽當晚喝了酒。但無論是否酒后，官員一旦面臨調查時，其本人和家人，都難免恐慌難安，不甘“坐以待斃”、束手就縛，難免要“掙上一掙”。這期間百態，既讓人側目，也讓人深感反腐敗形勢之“嚴峻”。

　　對辦案人員威嚇收買

　　像龍向陽這種，對紀委辦案人員的直接威脅，現實中并不鮮見。

　　中央紀委原常委祁培文曾在接受央視采訪時介紹，巡視組在地方還曾收到恐嚇信，被威脅，“玩一玩回去吧，要是不回去，沒有好下場”。

　　當然，這種直接針對辦案人員的威脅，無異于螳臂擋車。據多名辦案人員對廉政瞭望記者稱，相比參與的辦案量，威脅恐嚇的情況并不算多，而且往往是以匿名電話的形式出現。

　　有些貪腐官員，嗅到將被調查的風聲時，則近似于耍賴式地威脅。某市人大一名官員身患絕癥，據知情人透露，這名官員被調查前曾放話，如果自己被查，將一死了之。但最終還是被紀檢機關“兩規”。

　　不過，也有極個別被調查對象“圖窮匕現”。

　　江蘇新沂兩兄弟一為村支書，一為某單位干部，因多次被實名舉報，二人的父親雇兇將舉報人夫婦殺害。

　　相對那些對抗性強的威脅、報復，收買辦案人員的做法更為隱秘，更為常見。今年5月，中央紀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魏健接受調查，被普遍認為曾給所聯系省市腐敗官員通風報信。

　　據《大河報》報道，原鄭州市檢察院紀檢組組長、原鄭州市中原區檢察院檢察長胡志忠在被“兩規”期間，賄賂借調辦案人員幫助串供，還收買了數名陪護人員。

　　獄外的落馬官員家屬也會四處活動，為了撈人，不乏“病急亂投醫”，找關系卻被騙錢一類新聞，并不少見。多年前，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就曾因試圖“收買中紀委”而上當受騙。

　　如今，紀檢監察系統成立了“紀檢監察干部監督室”，用“紀委中的紀委”嚴查自己人，防止燈下黑。

　　與關系網訂盟求援

　　落馬貪官往往不是“單打獨斗”。在過去權力與利益結合的關系網上，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

　　因此，求助“上線”更高級別的官員，是一些落馬官員最寄希望的稻草。

　　據媒體報道，谷俊山被正式宣布調查前，盡管自知大勢已去，但仍欲作最后一搏，多次送給徐才厚賄金，共計達4000多萬元。

　　但谷“進去”后，被挖出的問題越來越多。谷也越來越感覺到，“沒人能像承諾的那樣保自己，開始如實交代問題，包括幾次行賄徐才厚上千萬元的情況”，牽出了徐才厚。

　　更為常見的則是各方利益關系人訂立攻守同盟。

　　9月26日下午，中央紀委官網公布中央網信辦副局級干部高劍云違法違紀問題時，首次提到，“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高劍云被“雙開”，移交司法。

　　不久后，陜西渭南市紀委的通報中，出現了同樣的措詞。韓城市國土局原局長徐建龍，“在接受組織調查期間，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

　　以上兩例“訂立攻守同盟”通報，沒有披露具體情節。但從以往披露過的案情中，可窺一二。

　　“湖南永州市委副書記唐長久案發前，與情婦訂立了很長時間的攻守同盟，兩人心理防線非常堅固，唐態度傲慢，甚至公然利誘試圖策反辦案干警。”辦案人員設計先突破了唐的情婦，才最終摧毀了唐長久的心理防線。

　　有些結盟，讓人哭笑不得。

　　據報道，河南正陽縣原縣委書記趙興華落馬后供述，他放在縣委住處內的100多萬現金被偷走，但在關于該小偷的案卷中，卻顯示縣委書記被偷的金額是6040元。

　　原來，當初趙興華利用掌握的刑警隊長朱玉東當年行賄買官的事情要挾，逼其篡改小偷口供，朱玉東還與小偷做了串供。

　　關系網被一些落馬官員當作“金鐘罩”，但也可能成為調查中最易用于抽絲剝繭的線頭。因此，有些官員出事之初，首先想到的是消除自己的關系網痕跡。

　　據財新報道，李春城見到紀檢人員的第一反應是要求上廁所，并試圖摳出一張手機卡扔掉。

　　不過，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關系網成員的活躍度大大降低。

　　采訪中，多地紀委干部對記者反映，以往辦案中經常接到的打招呼等阻力，近兩年來明顯減少，他們認為，“當下的反腐決心和形勢，讓一些人不敢輕易出面說情”。

　　向公眾真假喊“冤”

　　自稱得罪了人，是一些官員落馬時常用的一個說辭。

　　如馬超群的家人就稱，馬超群被查系受到現任秦皇島市城管局局長馬壯的報復：“我兒子聽說馬壯貪污了100萬，準備去舉報，結果還沒舉報，就被馬壯報復了。”

　　這一說辭目前尚未有任何回應，但無論如何，也無助于洗白馬家被查抄的那上億資產。

　　11月12日，河南省政協原副秘書長王鐵牛被控受賄案二審開庭。控辯雙方就“收禮金入罪”問題展開激辯，同時王鐵牛稱自己得罪了領導，被打擊報復，并指出了具體事件。

　　這些落馬官員聲稱的被報復，通常指向其上級領導。

　　江西省落馬的新余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周建華及其前妻，持續舉報曾任江西省委書記的蘇榮，就是一例。盡管無法確知蘇榮的落馬與周家的舉報是否有關，但足以讓輿論感慨，有些落馬官員的“反報復”，也許并非空口白話。

　　上述市紀委副書記認為，造成這種落馬官員喊冤而不愿服罪的原因是多面的。一方面其中多數落馬官員自身貪腐事件確實存在；一方面因官場關系確實復雜，個別貪腐案件，沒有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背后有可能涉及一些利益、權力之爭。落馬官員往往掌握了其他官員的違紀違法信息。他透露，在這種情況下，“舉報領導”還可能成為落馬官員的減刑利器之一。

　　2012年，廣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兩名官員李偉強和李斌落馬后，紛紛舉報上級，希望立功。其中李偉強即系李斌舉報落馬。

　　更有官員初遭調查時，甚至不惜放話，請組織調查，還自己清白。而事實證明往往是賊喊捉賊。

　　2013年11月12日，網貼熱傳“東莞鎮街官員林偉忠身家20億”，并列舉了林偉忠8大問題。

　　針對網絡舉報，林偉忠通過前同事向媒體透露，自己曾在厚街領導班子成員會議上，主動提出希望紀委展開調查，以還自己一個清白。

　　“不幸”的是，半個多月后，林偉忠即被公布涉嫌嚴重違紀，接受調查。

　　有人認為，貪官博關注的動機或許是為了扭轉輿論一邊倒的討伐之聲、甚至擾亂調查。

　　但任貪官使出何種伎倆，正如環球時報近日評論稱，位高權重的貪官們一旦落馬都不堪一擊。這也是貪官末路掙扎的最后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