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0日至21日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提出，周永康大搞權錢、權色交易，嚴重損害黨和人民的事業，也帶壞了一批幹部，要徹底肅清周永康案造成的影響。23日，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在四川省十屆紀委四次全會上說，要深刻認識到周永康長期插手四川事務給四川政治生態造成的惡劣影響。此前，軍方也多次提出，要徹底肅清徐才厚案造成的影響。這些案件有什么影響?如何徹底肅清?
對話人：黨建專家、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 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
周案
案件影響到底有多大?
張希賢：首要影響是破壞了國家法制建設。周永康曾是中國幾百萬公安、安全、司法、法院、檢察院系統的最高領導人。主政期間，公安、司法戰線出現許多腐敗現象與案件，都與周永康自身大搞權錢、權色交易，充當黑惡勢力的“後台老板”有直接關聯。它是對我國司法公正的最大破壞，撼動了人們對我國司法公正的信仰。其次，十八大之前，陳希同、陳良宇和薄熙來等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屬於地方主政大員“落馬”;十八大後查處的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案件，已觸及到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和中央辦公廳核心層，這方面的政治和社會影響無疑是巨大的。第三，周永康先後在石油系統、四川、政法委有任職經曆，一批“被帶壞”的幹部極大地破壞了我國的政治生態。
最後，周永康任職期間大搞權錢交易，給國家公共財產帶來了巨大損失，這筆財產的流失，實質上是對全國人民創造社會財富的盤剝，是對中國億萬人民血汗錢的盤剝。
“肅清”二字怎樣理解?
張希賢：首先從思想層面理解。一方面，周永康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等腐敗思想要給予徹底肅清;另一方面，對於其主政政法委期間集體智慧成果應予以保留。第二個層面是深化拓展反腐敗。一是要堅決查處幹部隊伍中存在的腐敗問題;二是加強隊伍建設，決不允許把上下級關系變成人身依附關系;三是破立並舉，要從深入剖析和總結周永康的案件中，加強制度和法治建設，對現有法律或制度中遭到挑戰破壞的或存在漏洞的進一步建立和完善。通過思想組織和制度法治建設，重構政治生態。
如何加強隊伍建設?
張希賢：首先是政治素質，政治信仰需要怎樣堅定?政治方向應該怎樣明確?這是第一個需要落實的問題。
一些政法幹部之所以走上違法犯罪道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出了問題，突破了黨紀國法的底線，因此怎樣培養幹部始終堅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修養和道德情懷顯得尤為重要。政法幹部是國家機器的重要構件，如果不能合理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很容易導致司法不公與司法腐敗，很容易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也容易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一些“動硬”、“動粗”的行為，某種程度上說，這種道德情懷對於政法幹部隊伍而言，可能比一個幹部的法治素質更為重要，這是一個關乎“心壞不壞”的問題。
政治規矩有何約束力?
張希賢：政治規矩約束力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是政治原則，也就是說每個官員手中的權力是為了人民而不是為了自己。第二是從政治行為方面提出要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黨員幹部都要杜絕為自己的“幫派”謀利益等行為，必須將執政為民的理念放到優先位置。
最後，“政治規矩”隨著時代發展，其概念和內涵也有所延伸，對我們的幹部怎樣適合這個時代也提出了更多要求。黨的紀律是鐵的紀律，黨的優良傳統和習慣是不成文規矩，國家法律則是成文規矩，這三方面都約束著黨員幹部的行為。
如何看“只講腐敗問題不講政治問題”?
張希賢：反腐敗本身是中國共產黨最大的政治問題。過去的理解誤區是把反腐敗局限於權錢交易和權色交易，比如哪個幹部貪汙多少錢等。
人們有時會忽視一種傾向：這么多幹部腐敗其實是對中國共產黨政治信仰最大的撼動，對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造成損毀，這是最大的政治問題。
幹部出現腐敗問題，首先是政治信仰和政治方向出了問題。因此，反腐必須從講政治的高度，給它一個更高的文化視野，幹部隊伍建設要把政治信仰作為首要問題，把政治紀律和國家法治建設作為重要抓手，在“治本”的方面做好。
徐案
案件影響到底有多大?
公方彬：徐才厚案的影響涉及軍人的價值追求問題。他作為曾經分管政治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屬於“管靈魂的出賣靈魂，管反腐的帶頭腐敗”，因此，對官兵的思想影響將大於其他腐敗分子。徐才厚案動搖的是價值觀的基礎，是理想信念的根本。這個問題不解決，我軍必陷入精神困境。
徐才厚案的教訓要求我們改善制度設計，優化權力運行。首先，他的一些所作所為，讓我們看到今天特別強調軍委主席負責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其次，警醒我們，要優化選人用人制度。
再次，強化依法治軍，優化權力運行，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厘清權力關系，讓權力在籠子裏，是解決暗箱操作，消除買官賣官空間的根本途徑。
最後，找到權力監督的有效辦法，爭取把問題消除在萌芽狀態和過程之中，避免釀成禍端。對於位高權重者，必須找到更多更有效的監督辦法。
“肅清”二字怎樣理解?
公方彬：肅清首先是一種決心和態度。也就是明確告訴全軍官兵，消除徐才厚的影響，不是針對對哪一點的問題，哪個層面的問題，而是對他所影響到的所有的層面和范圍，並且是真正得到清除之時。
這包括表面的，例如講話、圖片等可見的，更重要的是看不見的，情感上的、思想上的、認識上的，都在清除之列。
只有把錯誤影響全部清理掉，才有可能在廣大官兵中重新注入新的精神力量和價值目標。
如何加強隊伍建設?
公方彬：部隊提出“三嚴三實”，目的在於解決轉變觀念和作風問題。過去，確有一些不良現象存在於部隊中，比如有些部隊把演習當演戲，工作停留於文件中、會議上。隨著“三嚴三實”的推進，情況正在發生顯著變化，比如演習中越來越多地出現“紅軍敗給藍軍”的情況，我們的演習越來越逼真。實際上，更讓人振奮的是看問題的態度和思維方式在發生變化。以前，我們習慣於講成績長篇大論，講問題輕描淡寫。現在是圍繞著問題來，現在部隊各級領導開會發言都是直面問題，變化很大。其他方面比如，最近公布16名軍級以上貪腐官員，軍委巡視組馬上要進駐四總部和武警開展巡視，各種措施已經反映出實抓的態度。可以說，當前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讓我們看到積極的變化。
政治規矩有何約束力?
公方彬：強調政治規矩實際上是要引導黨員幹部尤其一些領導幹部要重新審視自己，為什么要加入這個組織，怎樣才能成為一名合格的黨員，怎樣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所以，強調政治規矩內含著價值引領。沒有政治意識、沒有政治規則，就會自行其是。
為什么以往出現了“政策出不了中南海”、“總理不如總經理”的說法?
就是因為各級政府過度重視或者說被利益所綁架，形成獨立王國，上級管不了下級。所以，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規矩的問題。
如何看“只講腐敗問題不講政治問題”?
公方彬：我認為這兩者不可分。共產黨的政治就蘊含在權力的運行之中。我們黨的意志、政治觀就滲透在法裏面，同樣，也滲透在對腐敗的懲治裏面。有人輕信我們目前的反腐屬於選擇性反腐，這其實是對反腐的階段性和長期性的不理解。要真正實現“零”容忍，只能借助於反腐工作不斷推進，這個過程中必然存在著先急後緩。香港曾判過一個5元的受賄案，挪威央行行長因被曝請客吃飯多上了一份鴨肝而被迫辭職，澳大利亞因請代表團吃飯多花了300元被媒體披露，四個議員引咎辭職。如果我們也進入這個境界，大家都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零容忍”也就成為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