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国来谈论的自画像
看中国时，关注哪些问题?根据这一点，决定观察者其人的政治立场——如此事体在日本屡见不鲜。
譬如，有人关注中国“梦”与“理想”。战前的话，包括北一辉(1883—1937)那样的“右翼”在内的亚洲主义者，在辛亥革命的漩涡中，梦想着自身的解放;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左翼”阵营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中，看到通向理想社会的道路重叠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的幻想破灭之后，虽然对教条社会主义的期待已日渐稀薄，但比起对美追随一边倒来，至少还能优先从日中友好的道路中找出有利于世界和平的要素来——持这种立场的人，被看成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纵然是老生常谈，但倘若加以极其粗线条的表述的话，近百年来的构图大致如此。
毋庸讳言，经常会有这么一类人，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请看一看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现代化没戏，革命不可能成功，共产党是独裁政权——他们不是和平力量，而是军事威胁，等等。继而，2010 年代，在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的主权争端空前激烈的情况下，这种立场的现实性开始压倒性地攀升，终于驱逐了梦和理想(此乃今天被称为我国的“右倾化”的一个侧面)。其结果，导致日中两国国民的关系以邦交恢复以来最糟糕的状态，呈现于我们的眼前。
内藤虎次郎湖南(1866—1934)，就是被指责经历了这种“转向”的思想家之一。个中缘由，概出于在辛亥革命的热乎劲尚未尽消的1914 年出版的《支那论》中，犹面向共和政体，对中国的进步抱有期待，但在梦醒后的1924 年付梓的《新支那论》中，却反而唱起了中国停滞论，肯定日本的侵略。关于这两种著作，诸如此类的批判，可以说是战后的通例。
但是，究竟以何种视线来审视中国的问题，动辄构成国内政治讨论核心的现象，绝非战后的产物，也不是起源于近代。从德川时代起，如荻生徂徕(1666—1728)那样的儒学者，相对于现实的中国，更着力追求一个被理想化了的所谓“先王之道”的中华，并试图成为其继承者。反而是以贺茂真渊(1697—1769)为始祖的国学者，对那些醉心于中华文化之“理”，并以此“理”来治国的教条，不惜嘲讽，指其为空洞的幻想(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从德川期儒学到东亚共同体论》，以文社，2011 年)。在欧亚大陆寻求“真正社会主义”(理想)的体现者的战后左翼和那些认为即使引进某种海外标准，也绝无实现可能，从而一味肯定日本(现实)的战后右翼，若想探寻他们之间各说各话、文不对题的争论的“原风景”的话，便要追溯到江户以来的水脉。
对于自身与那种谱系的关联，内藤湖南堪称最富于自觉者，他以远比近代要深入得多的历史纵深为背景，来关注自己的国家和邻国。至少对我而言，现在阅读湖南的意义，正在于此。
一身不经二世
1866 年，内藤虎次郎出生于今秋田县鹿角市的一个儒学者之家。湖南是从地势“十和田湖之南”所取的号，盖源于其父汉学者调一(1832—1908)从湖的地形出发，自取号“十湾”。虎次郎的原名被认为除了是虎年出生之外，还借用了吉田松阴(1830—1859)的通称寅次郎之名。调一的老师那珂(江幡)梧楼(1827—1879)(被称为“东洋史始祖”的那珂通世的养父)是松阴的学友。虽说未遂而终，但松阴为踏上替兄报仇征途的梧楼打气，俩人是患难与共的交情。可是，由于他们所侍奉的南部藩在戊辰战争中倒向了会津一方，梧楼作为“逆贼”遭新政府逮捕。出征的调一又遭遇家族继承人之争的不幸，据说一度曾一文不名—那是在湖南三岁的时候。
而立之后，迎来维新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文明论之概略》的序言中，把“观之方今洋学者流，往昔无一不是汉书生”的情况，形容为“以一身经二世”是广为人知之事。作为福翁的同代人，调一失策于没能厕身机巧的时潮，说起来是维新的失败者。读《福翁自传》，看到福泽在接触洋学以前，为自己能速修经史子集而颇为洋洋自得的桥段不禁莞尔。尽管生于代代儒者之家系，且与成为“尊王攘夷”起爆点的松阴关系很近，可饱受官军蹂躏的东北地方的地政学环境，却未如对福泽那样让调一华丽转身。
虽然源自父辈的汉籍素养深厚，作为儿子，湖南似乎并不满足。湖南的最终学历，是1885 年秋田师范学校高等师范科毕业(但就任教授之后，从京都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直接成了当地小学校的首席训导(事实上的校长)。仅两年后，便出奔东京，开始步入作为记者的人生道路。先是辗转几家由在野的民族主义者主办的媒体，如佛教家大内青峦(1845—1918)的名教社和三宅雪岭(1860—1945)的政教社等，至1900 年入《大阪朝日》新闻社落定前，除了著名的《万朝报》外，还曾奔波于地方报纸《三河新闻》和殖民地系报纸《台湾日报》等媒体。
那么，对湖南来说，明治维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他1916 年作为京都帝大教授执笔的社论《支那的政治》一文中，发现如下乍看上去颇为意外的一句话：
如果把日本近来政治上的过程，与支那比较的话，应该与宋代相比。(全集第四卷，553页)
唐宋变革·明治维新·辛亥革命—《支那论》
湖南从新闻记者转身为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系讲师，是1907 年的事(两年后成为教授)。其主要学说“宋代以降近世说”的构想初次发表，是1914 年的《支那论》一书。作为屈指可数的“支那通”，湖南在书中纵论辛亥革命的归宿，开宗明义，批判了把明清时代称为“近世”的世间“常识”，主张中国的近世，成立于从唐末到北宋时期(24 页)。
那么，宋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是通过皇帝的集权，排除了贵族的中间势力。直到唐代，无非是有实力贵族联合政权的王权，一峰突起，变成权力独占的天子独裁(34 页)。这时，如果皇帝是排斥过去由贵族阶层的私利垄断的政局，代之以作为汲取全体国民的民意后操作的公共性存在而加以运作的话，这种独裁制与人民势力的增长并不矛盾，反而有可能促进之。此乃“既是无限的君主独裁之国……同时，支那亦为非常的舆论之国”(174 页)的缘由。
实际上，在北宋，除了科举制度实质性落地，不仅贵族，在科举考试中合格的庶民也可以担当政治之外，王安石(1021—1086)改革承认了劳役可以货币形式代缴，开始摸索一种不阻碍民间经济活力的统治方式(46—47 页)。何况现在，更有来自欧洲的共和思想流入。在这种情况下，违背民意去阻止辛亥革命的潮流，难乎其难—这应该是这个阶段湖南的看法。
如此看来，两年后，在《支那的政治》一文中，湖南所论日本的近代化“应该与宋代相比”就好理解了。维新拆除了诸大名的领国统治，成立了天皇治下的全国统一政府。武士的政权垄断终结，官僚的地位向高等文官考试开放。与年贡不同，地租货币化，市场的土地交易也被认可，经济活动受制于身份的规制消除。如果说当初比力陈洋学时代和汉学时代的所谓“二世相比”论的福泽还要固执，拒不向“洋学者流”转型，仍以“汉书生”的样态来面对维新的话，那么其结果，就跟宋朝下中国社会的变容一样。
那么这种“明治—宋朝”体制下，民意能通过天子到达政治吗?其实，早在1881 年，湖南十五岁的时候，曾有过向巡幸东北的明治天皇献奉迎辞的机会。一则真伪莫辨的逸话，说湖南的汉文素养令侍讲的儒者元田永孚(1818—1891)惊叹不已。1896 年，萨摩阀的松方正义与进步党的大隈重信合作，建立了松隈内阁。为支持就任内阁书记官长(即现在的官房长官)的上司高桥健三(1855—1898)，湖南辞去了《大阪朝日》的工作，担纲施政方针演说的起草工作。用话语的力量，尤其是承袭了在维新过程中不公平地失坠、陷于没落的家族的汉学传统，打造民意抵达政治的通道。应该说，精研经书、一心打算参与国政的儒生，其与宋朝的士大夫相仿佛的气概也为其言其文提供了支撑。
可是，他毕竟是维新的败者。执笔的草稿被藩阀政客揉作一团，加上高桥的早逝，湖南终于离政界而去。作为历史学家大成之后，正如收入1924 年初版《日本文化史》中的《关于维新史资料》[1] 一文中所主张的那样—理应以“败者的材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础，对湖南来说，明治维新未必是撒手不管就能引以自豪的历史。虽然看上去它似乎被称颂为辛亥革命的摹本，但明治政府财政上的成功是源于对旧藩“负债的义务”[2] 的放弃;与袁世凯的暗杀政治一样，从米泽藩出席集议院的云景龙雄惨遭“虐杀”……从《支那论》所描绘的维新像中，亦能一窥维新运动的前世今生(116—117，235 页)。
以汉籍的语言评价近代
认为最后归于萨长的有司专制的明治维新是未竟而终，谋求在更广泛的国民手中将其进行到底的姿态，在战前极其普遍：1913 年的第一次护宪运动，民众包围议会，导致桂太郎内阁被倒阁，当时被称为“大正维新”;30 年代，青年将校叫嚣“昭和维新”亦是广为人知的事情;而在同一时期打造骨骼，不久即被战后历史学继承的讲座派马克思主义所谓“中途受挫的布尔乔亚革命”的明治维新像，在这一点上可谓上述脉络的“亚种”。
如此将“更进一步的维新”之梦向大陆输出，并与当地的民众相连带，以期世界变革的亚洲主义思潮，战后为竹内好(1910—1977)等研究者所屡屡提及。可是，与在东洋史学上的赫赫声名相比，这种脉络下湖南的评价却并不高。究其原因，我认为这是由于湖南审视日中两国的视野深远，往往从理想的背后来谈论历史的现实所致。连明治维新都比附为宋代变革的湖南，谈论起革命来，有一种过于虚无主义的地方。
在《支那论》中，湖南说：“原本就不信任政府的支那的社会组织，自治团体比较发达是一个长处。”(125 页)他反复强调，由同业组合和保甲制度等传统中间团体构成的自治制确立问题。不依存政府，以民间的力量来打造引导社会风气的中间层—明治期的日本，作为洋学者的福泽力主建构英国的“中产阶级”范式(《劝学篇》第五编);在期待上层自耕农和独立自营业者合作的立宪导入期，德富苏峰(1863—1957)也曾寄望“田舍绅士”成为地方秩序的维系者。
然而，这其实是维新达成以前的状态，在中国史的脉络中，是发端于倡导“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明末清初顾炎武(1613—1682)等人极其传统的思想。[3] 在郡县制之下，巡回国土的“外乡人”是官吏，他们相互之间为把盗贼驱赶到相邻的行政区，实行没有“爱乡心”的治理，被指为明朝灭亡的原因。湖南自身也置身于这种系谱中，这一点参照文中对相关内容的频密论及亦应无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维新以降日本的近代化，仍是“汉书生”便可明了的、在大陆从前就被阐述过的历史的一个场景罢了。
直到半路，湖南的主张看上去似乎在同调那些主张把维新成果输出大陆的亚洲主义者的口吻，可实际上，不如说湖南是反过来输入中国史的尺度，并用它来衡量自己的国家。这种情况，很快就把湖南推向了一种绝望的境地：仅凭“洋学者流”，不可能起变化。
从中国看历史终结—《新支那论》
中国是在宋朝，日本是在明治变革之下，通过科举考试参与政治的机会向民众开放。可是，被选拔的官僚从中央派遣到地方，却与地域文化难接“地气”。因此，需要自卫乡土的民间自治组织。但民众对统治机构的不信任一旦超过一定的临界值，其对政治的关心便会丧失殆尽—在1924 年出版的《新支那论》中，湖南再次描绘了这种“逆乌托邦”(Distopia)式的中国现实。
湖南自身，有19 世纪末寄托于政治的理想遭藩阀阻击的体验。彼时，像欧洲那样，议会政治的稳定运行乃国家成熟的标志—“洋学者流”大多秉持这种平凡朴素的看法。但是，湖南却在《新支那论》中大唱反调，认为政治在人类的各种活动中属于“低级”的东西，越是对其热衷，说明国民尚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310 页)，完全翻转了曾几何时衡量国家成长的刻度。
湖南阐述道：即使是在皇帝专制，却通过排斥贵族，达成“机会均等”的宋朝以降的中国的体制下，也还是在天子与民众之间派生了构成官僚派阀的“政客阶级”这种新的不纯物，并没有达成完全的民意实现(309 页)。结果导致民众对政治断念，选择把才能专门投向文化与艺术的道路。民众从而对所有的国家政治完全丧失兴趣，不再关注。而这正是湖南所看到的一种文明的“成熟”。其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目下的中国是如此状态的话，那么通过日本扩张和列强共管，对大陆民众生活上的诉求，由诸国负责应对就是。
然而，不应忽略的是，在该书中，湖南并不是把如此状态作为中国迟到的特例，而是看作人类社会终将普遍到达的尾声之“先驱”。他写道：
看支那过去的历史，它暗示了从某个时代开始，其他世界的国民所未曾经历过而此后即将经历的状态。日本和欧美诸国，在民族生活上，如果自觉比支那进步的话，那真是大大的错误。(310页)
中国是以皇帝和官僚，欧美是以议会和政党为媒介，民众梦想着自己的意志被国家代表、体现。但是，现实常常背叛民众的愿望—这种“看破红尘”般的洞察，由于早在宋代就发生的变革挫折，只不过碰巧最初在中国定型了。而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国，其实正在同一条道路上追赶。“诸如立法由议会掌管，司法权交到陪审管之手等等，大抵是声名政治、评价政治、心情政治，而不是实质政治”(317 页)—湖南说这话时，正值此书出版前一年的1923 年，《陪审法》颁布，大正日本的政党政治起步，他显然是有所指的。
致同病相怜的亚洲主义
如果从他国的姿态中，不看现实，而只看“梦”和“理想”的话，迟早会遭重击是理所当然的。战前的“支那通”多步入此途，自己受伤之后，一味地指摘令人不快的现实，贬损对方，却堕入对自己所谓的“理想”无反省盲信的视野狭窄症。1934 年，湖南去世。湖南殁后三年爆发的日中战争，向诸如“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等迷梦的暴走方向空转，并随着这些迷梦的破产而终结。在湖南起草的社论中，以对中国的“家长制式”(Paternalistic)的介入为“是”—在此过程中，作为对侵略的肯定而被利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乃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应不断留意于心的一桩。
但是，在战前反省的基础上，原本理应重新出发的战后中国论，在冷战体制下，历经向共产革命这个新“梦”空转的不幸之后，再次呈现出向赤裸裸的“现实”一边倒的姿态。然而，此番发现的“现实”，难道只是中国自身的现实吗?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向中国凝视的、我们日本人自身现实的镜像吗?我以为，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从历史的纵深处，把自己国家的近代史抛出来的旧幕派汉学者后代的视点，根据这种距离，重温湖南的两种《支那论》的意义，便自会呈现。
对湖南来说，明治维新是一场从开场就伴随着背信的革命，一个儒生之梦被大陆现实所背叛的、宋朝以降的系谱的摹本。湖南曾几何时所预言的那种因理想颓落后政治空转所致的民粹主义、国家从保护民生退场的全球化、人们的关心从政治向文化后退的私生活主义，正使发达国家暗云笼罩。
每一次期待都被背叛——如此病理，有史以来确实是一路伴随着我们。不是以“空泛的理想”，而是以“理想是空泛的”为前提，却共同摸索某种道路。可以说，正是因为把它作为这种“同病相怜的亚洲主义”的宣言书，他的书在今天才蕴含着新的魅力。
内藤湖南研究的轨迹和现状
战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论，被以宫崎市定(1901—1995)为代表的汉学者所继承，形成了东洋史学上的“京都学派”，宛如璀璨的星空。但同时也由于其在学派内是当然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故以平易的形式普及其意义的尝试却未能展开。譬如，在图书馆中最便于查找的湖南评传，是受传主晚年熏陶的三田村泰助于1972 年出版的中公新书《内藤湖南》。但该著以离乡之前青年时代的叙述为重心，对京都帝大时代活动的介绍仅限于篇幅的一成。
说到以正儿八经的学院主义手法撰写的湖南论，作为专题研究，J. A. Vogel 的《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3] 是唯一的专著，坊间已然绝版。其他还有数种评传、研究，多只能购买旧书。
超越东洋史学的专业研究，湖南的史论得以流传江湖，基本上是近年来产生的现象：1997 年，筑摩书房复刻出版了湖南全集;2004 年，思想精粹结集成一册，以《东洋文化史》(中公クラシックス)的书名刊行;同一时期，由连载的专栏文字结集的粕谷一希的《内藤湖南之旅》(藤原书店，2011 年)出版;也许不无自吹自擂之嫌，作为我自己亦参与执笔的论文集，山田智、黑川みどり编辑的《内藤湖南和亚洲认识—从日本近代思想史来看》(勉诚出版，2013 年)也得以付梓。
与湖南从新闻记者厕身学界的履历相契合，从冈本隆司的《中国“反日”的源流》(讲谈社选书メチエ，2011 年)、《近代中国史》(ちくま新书，2013 年)，到拙著《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文艺春秋，2011 年)，在诸如此类从历史的视野，通俗地阐释日中两国社会构造的书籍中，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内藤湖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