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欠佳投資增速拉低

　　中國2月主要經濟數據紛紛下滑，強化政策寬松預期。從數據來看，除了出口增速大幅反彈之外，主要宏觀經濟數據均表現不佳。1-2月發電量同比僅增長1.9%，工業生產增速也回落至6.8%，再次刷新6年來低位紀錄。投資方面，1-2月固定資產投資回落至13.9%，這一數據不僅低於市場預期，也創下2014年以來最低增速。其中，房地產投資增速小幅回落至10.4%，房地產銷售數據十分疲弱，同比大幅下滑15.8%。這些都預示著今年中國經濟穩增長的壓力。業內人士分析，2015年增長難有亮點，投資或是拉低增長主要因素。從制造業來看，需求低迷、實際利率偏高是制約2015年投資增速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房地產投資下滑亦成為投資下降另一重要原因。盡管在去年9月末央行放寬了信貸條件，促使地產庫存加速去化，使得高庫存問題得到一定緩解，但銷售和新開工情況仍難以樂觀。從整體上看，基建投資仍將是托底經濟的主要力量。2013年后地方項目投資增速從23%延續下滑至16.2%，而在2013年初、2014年8月后中央項目投資均上行明顯。地方投資可能受到融資平臺監管約束、信託等表外融資放緩和土地出讓金下滑影響，在「事權上收」后中央財政也需要承擔更多「移杠桿」任務，這一趨勢在2015年仍會延續。因此盡管2015年財政收入增速可能不到10%，但預計中央政府會通過融資方式創新來保證基建投資維持20%左右增長。

　　利率居高不下抑制投資

　　有論者認為，雖然央行已經兩次降息，但長期名義利率下降有限，由於通脹水平下降幅度更大，實際利率不降反升。從5年期國債利率看，自2014年11月底降息以來，僅僅下降了0.25%。這是名義的利率，而對實體經濟影響更大的是扣除通脹影響的實際利率。由於通脹水平同期下降了0.4個百分點左右，長期的實際利率反而是上升的。這也是融資成本高，融資難的一個突出體現。實際利率的居高不下，自然會大大抑制投資的活力。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認為，近期出臺的一系列規範和管理地方政府債務的政策可能過於嚴厲，導致地方政府繼續面臨融資難，短期資金壓力增大使得地方政府支出意願大幅下降。2015年1月份公共財政支出增速更是劇烈下降至-20%，這是歷史非常罕見的低水平。由於財政支出約占GDP的1/4左右，這會大大的拖累經濟增長。當然，反腐力度的加大也對地方財政支出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

　　組合拳加碼穩投資是關鍵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目前中國經濟面臨又一個「三期疊加」時期，房地產下行周期、產能過剩治理膠著期和改革效應待發期，后二者短期難以顯現成效。要穩住增長水平，當下的關鍵仍是穩投資，而重中之重則是房地產投資。「采取積極主動的政策、盡快結束房地產市場下行周期、促使其平穩運行，可以成為目前宏觀調節的政策著力點。」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理論室副主任汪紅駒認為，一季度經濟下滑幅度比較大，使得全年實現預期增長目標難度加大。中國應正視經濟減速的客觀現實，將「穩增長、控風險、防通縮、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結合起來，統一施行，在經濟減速過程中實現結構調整。進一步實施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和穩健靈活的貨幣政策，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創新宏觀調控方式方法，加大力度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促進投資穩定增長，使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目前，中國推進城鎮化的目標還遠未完成，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有序的農民工市民化是改變中國經濟二元結構的根本路徑，應根據大中小城市的不同特點，推進城鎮化建設，推進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改革和創新投融資體制機制，加大城鄉公共基礎設施投資。汪紅駒指出，隨著人口紅利拐點到來，地產行業爆發式增長一去不復返，未來若干年地產投資增速可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而傳統制造業和房地產業去杠桿還需經歷一段時間，未來幾年中央政府可能通過加杠桿的方式化解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從各國經驗來看，伴隨著中央政府加杠桿，貨幣寬松、降低利率是不二選擇。內地經濟下滑壓力增大，物價下行壓力加大，社會融資成本偏高，應結合存款保險制度、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等制度性改革，綜合運用利率、存貸比、存款準備金率、匯率等工具，創新流動性管理工具，適度增加貨幣供給，降低融資成本。如果財政收入增速繼續大幅下滑，有必要通過類似量化寬松的央行購債途徑增加市場流動性，最大限度降低財政發債的擠出效應。

　　嚴控債務風險創新幣策調節

　　有評論稱，中國設定了「7%左右」這一較低的經濟增長和「處理好債務管理與穩增長的關系」這兩個目標，卻忽略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矛盾，即中國經濟增長倚重高信用創造，而處理債務卻抑制信用創造。根據官方的說法，這些目標可通過深化經濟改革來調和。然而，這些與中國經濟直接相關的改革金融自由化、地方政府與國企改革同樣問題重重。通過增加信用創造，金融改革和地方政府改革實際上加劇了債務管理問題，因為它在政策本該倒向相反方向時發展了新形式的信用創造和借貸。

　　超負債損害經濟發展

　　香港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黎友煥對此表示，如果從某個角度考察，中國經濟增長確實倚重於高速的信用創造，顯示債務管理與穩增長存在矛盾，但這只是片面而言。「從經濟增長與信用以及債務的關系來說，三者關系密切、相互影響，關鍵就在於量的關系，也就是說，一定的負債和信用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但超過一定負債或者信用創造出現泡沫的話，肯定是損害經濟發展，也就是不利於經濟發展。」他說，前幾年，中國適當的負債已經對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拉動作用。但目前的負債已經可能出現壓力，甚至由於負債形式多樣化，出現了一些演化的產品，信用被濫用，已經出現了由於負債和信用氾濫的風險，這個時候如果還繼續推動債務的中大和信用的氾濫，后果將不可想象。債務管理抑制也勢在必行，但力度太大可能適得其反，太小可能無功而返。即使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適當控制債務和培育好的信用也是關鍵性工作，改革應該有問題導向和針對性。

　　貨幣政策需靈活多樣

　　黎友煥還表示，中國政府為了穩增長不僅使用穩健的貨幣政策還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說為了穩增長，中國采取了很多政策性措施。只不過有不少措施由於缺乏針對性甚至拍腦袋決策，導致政策措施失靈無效，這就是一些宏觀經濟部門和決策部門的工作效率和效果問題了。貨幣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效果是不能懷疑的，應該說今年以來的貨幣政策措施靈活多樣，相比過去幾年好多了。實際上，經濟環境變化是不斷調整的，中國的貨幣政策往往跟不上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導致政策失靈。

　　突破制度瓶頸 改革進入深水區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年，釋放改革紅利是中國經濟穩增長的關鍵。不過，目前的改革大多數仍在部署階段，尚未落實。以金融改革的前沿溫州為例，從2011年9月開始，有關溫州民間借貸崩盤、企業家跳樓或者跑路的新聞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這成為溫州金融改革的背景。2012年3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并確定12項任務。本周，溫州金改即將迎來三週年。而如今各方評論認為，溫州的金融改革到目前為止仍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金改并沒有取得重大突破，中小企業錢荒的困境并未得到太大改善。溫州市市長陳金彪在全國兩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國務院確定的12項改革任務中，有11項都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除個人境外直投由於涉及資本賬戶開放，尚未啟動試點。但是『兩多兩難』問題沒有徹底解決，我們也想自我加壓，因此計劃啟動新一輪溫州金融改革。」而這新一輪改革成效如何，仍有待觀察。

　　制度因素推高企業成本

　　從全國來看，制度性的成本高企，使得企業生存越來越艱難。隨著土地、勞動力、資金成本的上漲，部分制造業正在流向成本更低的區域。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認為，成本高企尤其是制度性原因。例如，土地成本在總成本占比過高、勞動力成本過高，都有制度上的原因。中國新一屆政府在減少審批，降低創業成本，降低企業收費方面著墨甚多。周其仁認為，如果沒有系統的改革把經濟運行的成本大幅降下來，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長期增長的活力就會損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中國經濟提出集約型發展模式已有20年，成效不佳，其主要的障礙在於體制機制性障礙。在吳敬璉看來，改革甚至比穩增長更應該成為政策目標。

　　有權不能任性 民間資本待激活

　　在激活經濟活力方面，「簡政放權」成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亮點。2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家工商總局考察時說：「去年我壓了一些文件。一些新業態剛出現，一會兒這個要管，一會兒那個要管，這麼多『管家』管起來，再多改革也沒用啊，都管死了!」「一定要明確，要在放活的過程中管好，而不是在管理的過程中管死!」。這說明簡政放權仍然有很大空間。知名財經評論人余豐慧表示，目前，以市場取向為核心的改革正在大力推進。這輪改革旨在從機制體制上進行革命性改革，徹底激活市場，讓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改革的關鍵在於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於政府必須進行自我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審批權從中央下放給省級以下后，審批難問題仍沒有解決，市場準入門檻高問題仍舊存在;審批權下放了，但是落實難、腸梗阻問題沒有徹底解決;舊的審批權下放了，新的審批權又產生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新業態設置的監管政策，其實是審批權和門檻，正在「呼之欲出」。這些監管政策、門檻和審批權對新業態來說，可謂猛於虎。極有可能將新業態扼殺在萌芽的搖籃中，這樣的后果則是扼殺了市場活力。余豐慧認為，李克強「壓了一些文件」，正體現了李克強對新生業態和市場活力的重視和愛惜，如政府部門特別是監管職能部門的官員們都應該像總理那樣對新業態加以愛護，簡政放權將會更上一個臺階，民間資本的活力，也將進一步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