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4日上午，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腾讯网文化频道、重庆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刘慈欣科幻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刘慈欣、陈兴芜、姚海军、陈晓明、邵燕君、杨庆祥，等作家、学者、出版人探讨了当代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
刘慈欣在讲坛现场。
雨果奖与中国的距离比诺贝尔奖还要远
雨果奖的奖杯如今就摆在刘慈欣家的电视机旁边，刘慈欣说：“我每天看到雨果奖奖杯的时候，总有一种不真实感。”因为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十分强悍，让他一度觉得科幻领域的雨果奖离中国比较远，甚至比诺贝尔文学奖还要远。
1978年左右刘慈欣开始写科幻文学，1998年开始发表作品。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他零零星星地创作，起初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慈欣觉得自己好像在坚守一片根本没有人在意的疆土，有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随着时间推移，他才发现当初认为空旷的，已经被传统文学淘汰的疆域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刘慈欣感叹：“只要你呐喊的时间足够长，呼唤的时间足够长，你会发现这个疆域上面还是有很多人的”。
《三体》的故事背景和开篇是文革时期，刘慈欣初次接触科幻文学也是在文革时期。文革时期一个夏天的黄昏，刘慈欣偷看“禁书”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被父亲发现。尽管很不满意，但父亲并没有阻止他，而是告诉他：“这叫科学幻想小说，尽管是幻想出来的，但都有科学依据。”这是刘慈欣第一次听说“科幻小说”这种文学，而父亲简单的三句话也成了他的科幻理念，一直坚持到现在。
刘慈欣坚持的这种科幻理念在八十年代曾被抛弃，当时的文学界认为科幻文学是大众文学、类型文学，然而在刘慈欣看来，科幻文学其实很复杂，涉及到科学、社会学等等多门学科。
刘慈欣一直强调他不重视科幻文学的理论，他的创作也不讲理论。在他看来，国内科幻文学很在意创作理论，“他们试图架一个梯子跨越很多距离达到一定高度”，这让他觉得自己是在重走学院派走过的路，但是他说“这段路不可省略。”
作家与大众眼中的科幻文学不是一回事
刘慈欣觉得雨果奖给他自己和中国科幻文学带来了一个以前没有的机会——与科幻文学界之外的人谈科幻。
刘慈欣经常上亚马逊看读者对他作品的评价，他发现国外的科幻文学读者相比国内的读者要成熟得多。中国的科幻文学中存在的一个奇怪现象，科幻文学创作者、学术界、读者、大众（如：政府领导、快递小哥、中学生，等。）谈的科幻文学都不是同一个东西。大众眼中，科幻文学中科学成分的占比很大，甚至有人认为科幻文学写的东西就是科学，同时希望科幻文学承担普及科学知识的使命。
这种奇怪的现象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五四”时期，为民族救亡，中国文学界将旨在表现现实、改造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确定为“严肃文学”，其它类型文学为“消遣文学”。这种实用主义观念对科幻文学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即使是鼓励科幻文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实用”。梁启超、鲁迅都曾鼓励发展科幻文学，通过科幻的方式改造国民；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向科学进军”口号感召下，科幻文学被认为“对建设有益”又一次得到重视，后因文革发展搁浅。1979年到1983年，科幻文学曾有一个短暂的爆发期， 90年代又开始重新崛起。在《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看来，这次《三体》获奖是一个引爆点，获奖之后，媒体、大众对科幻文学投入了很多关注，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的认识中，现实主义科幻文学继承了五四以来强调的文学的严肃性，因而，她希望科幻文学能拉高网络文学的智商，让网络文学类型更多样，同时打通网络文学与精英文学的“楚河汉界”。
陈晓明教授也是本次讲坛的主持人。
《三体》拓展了文学讲故事的疆域
尽管读刘慈欣的小说比较早，文学评论家杨庆祥始终没有成为刘慈欣的粉丝和科幻迷。作为一个作家，杨庆祥对《三体》的解读，更侧重于从文学和写作的角度去看《三体》。
当代，世界范围内人们生活模式的趋同使得严肃文学讲故事的能力逐步丧失，人们在文学中感受到的故事更多的是“中产阶级的故事”，执着于日常生活的表述。在杨庆祥看来，这是整个文学界面临的特别重要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危机。
杨庆祥认为，《三体》对当代写作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开拓了“讲故事的空间、疆域”。 小说的文体和时空密切相关，读者目前所读到的主流文学中所有故事的讲述都是在一个既定的时空范围内，刘慈欣在《三体》里把讲故事的空间做了无限的拓展，他跳出三维空间是对现代主义写作的超越和克服。
对像人类一样的短暂的物质性存在的生命的塑造也是文学的重要命题。《三体》中出现的“新人”，“新人”与“旧人”的记忆传承，他们的人性等等的文学设置都是杨庆祥都特别喜欢的。
在文学评论家陈晓明看来，刘慈欣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文学对科幻文学的“逆袭”，打开了向科幻文学转型的历史过程。同时，陈晓明还认为刘慈欣的小说突破了西方科幻小说都是基于宇宙论设定的局限，他的科幻小说除了带有伤痕文学的印记，还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怀乡病”：从文革中的人类史跨越转向宇宙史，在宇宙的时间中处理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