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文
在中國古代，這方面也早有許多制度和規定，並把抑制過度“職務消費”作為吏治的重要內容，但成效卻並不理想。
只要存在公共權力、存在專門從事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人，“職務消費”就會存在。在中國古代，這方面也早有許多制度和規定，並把抑制過度“職務消費”作為吏治的重要內容，但成效卻並不理想。
“職務消費”裏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公務招待。早在周朝就設置了天官，下面管理膳夫、庖人、獸人、漁人等，負責承辦重要聚餐活動。自周朝開始，每年元旦都會舉辦正旦宴，不僅臣僚參加，有的還允許帶上家屬，冬至、寒食、重陽等重要節日朝廷也會舉辦宴會。此外，皇帝登基、過生日等也都會舉辦宴會以示慶賀。
唐朝官員升遷要專門擺一桌“燒尾宴”，其名稱的來曆，說是人的地位驟然發生變化，就像猛虎變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將其燒掉。這種宴會極為奢華，唐人韋巨源舉辦“燒尾宴”的菜單保存了下來，菜品包括冷盤、熱炒、燒烤、湯羹、甜品以及面點等58道，比一般的家宴更為盛大，費用多由公款支出。
到了宋朝有專門的“旬設”制度，官員每個月可以用公款聚餐一次，費用從公使錢中支出。在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錢狀》中，慶曆三年(1043年)西北地區的渭州每個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記載。
這種情況到清朝越發嚴重，《道鹹宦海見聞錄》的作者張集馨曾任陝西督糧道，西安時稱“孔道”，凡去西藏、新疆以及蜀地都要從這裏過。張氏記述，“遇有過客，皆系糧道承辦”，“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當時大魚每尾要花費4、5千文，其他還有白鱔、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每次宴會，連戲價、備賞、酒席雜支，總在二百餘金”。在任陝西督糧道期間，張氏感歎“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幾於無日不花天酒地”，算下來接待費“每年總在五萬金上下”。
古代交通不便，詔令、公文以及信件傳遞成為問題，官員到外地赴任、出差也往往是一件大事，這些通信和旅行方面的需求完全依靠個人能力無法解決，於是國家建立起一套較為完善的驛站制度。
秦漢時驛站制度就已經初步具備了，到唐朝驛站體系達到了完備，在全國主要交通要道上每30裏就有一座驛站，據《通典》統計唐玄宗時全國有驛站1639個。宋朝的驛站制度更為完善，從功能上將其分為邸、館、驛等。元朝驛站稱“站赤”，明朝對這項制度更重視，朱元璋稱帝後立即下令整頓全國驛站，把“站赤”重新改稱“驛”，頒布了《應合給驛條例》，對驛站的接待標准進行細化，全國湧現出河間府的樂城驛、東平府的太平驛、揚州府的廣陵水驛等知名驛站。
古代官員多文人出身，在涉身政務的同時也喜歡寄情於山水，驛站成為他們“半公半私”的遊曆工具。唐朝盛產詩人和散文家，從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大量不太出名的詩人、文人，寫了大量歌詠各地山川名勝的詩文，如果沒有官府驛站，他們的足跡很難涉足這么廣。韓愈在詩中說“府西三百裏，侯館同魚鱗”，白居易寫“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何音五十裏，已不屬蘇州”，可以看出驛站分布之廣。
靠著發達的驛站，蘇軾的足跡西到陝西鳳翔、東到江蘇吳江、北到河北寶縣、南到海南昌化，走遍了大半個中國，明清時還出現了徐霞客那樣的旅行家。
文人們創作了大量與驛站有關的作品，李白的《題宛溪館》、王勃的《白下驛餞唐少府》、杜甫的《奉濟驛重送嚴公》、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還出現了“題壁詩”，學者王子今把這種“泥牆墨書”稱為“文學史的特殊視屏”。
除了方便文人們詩酒唱和、縱情山水，公款招待、公費旅遊所帶來的卻多是弊端。
《清稗類鈔》記述了一個故事，有個叫錢豁五的慣騙，有一次要從廣西到浙江去，路途有3000多裏，路費是一筆大開支，他想到了官府驛站。錢豁五不知從哪裏找了個廣西巡撫衙門的信封，在裏面塞上廢紙，外面粘上雞毛，弄了一套竹筒，用黃面的包袱背上，扮成官府信使，一路走官道，途經數省都暢通無阻，吃喝全由驛站供應。
其實明清時驛站制度還是比較完備的，想混進去並不是件容易事，除了把自己打扮成信使或官人，還要出具勘合，相當於工作證和介紹信。勘合本是專人專用，但由於管理松懈，有人就拿去賣了或送人情，也有人偽造勘合占便宜。
這只是被人鑽了制度的漏洞，所產生的浪費和腐敗讓人驚心。
再說公款吃喝，這種現象在曆代都很難治理，漢景帝時出現了連年歉收的情況，但官員們公款吃喝依然很厲害，漢景帝不得不下詔，發現誰接受公款宴請一律就地免職。漢宣帝時有官員出差期間招待費過高，奢侈浪費，朝廷曾下詔進行過“通報批評”。宋朝頒布的《慶元條法事類》中對公款招待進行了細致的規定，其中一條是官員需憑“券食”方可用餐，類似“就餐券”，用餐標准也有規定，超標的要被追究。
但制度要發揮真正的效力，人的因素十分關鍵，如果制度事關執行者的切身利益，那執行效力就會因這種影響而發生改變。最高決策者無不希望下面有一支清廉、高效的官員隊伍，也希望通過制度約束讓官員們保持克制，但這種約束往往是無力的，抓得嚴了好些，稍微放松就立即反彈。
說到底，這些現象的存在與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某些特征有關，中國被稱為“熟人社會”，人與人不是通過制度、規則而是習慣於通過私人關系發生聯系，人情有時大於法治、大於制度，“有人好辦事”“只要有人沒有辦不成的事”等觀念自古就很盛行，於是人們在維系各種關系上願意花費更大的精力和資源，從而把吃吃喝喝、迎來送往這些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閱讀延伸】
古代官員的“職務補貼”
古代官員的收入習慣稱俸祿，但俸祿只是官員收入的一部分，官員在俸祿之外往往還有很多補貼。
魏晉以前沒有品級制，但很多官員都有爵位和封地，在封地內可享有一定戶數的食邑，如“萬戶侯”就是享有1萬戶食邑的侯爵，擁有爵位者可以“衣食其租稅”，這是官員俸祿的重要補充。
唐朝官員的收入結構進行了多次調整，形成了授田、賜祿和俸料相結合的體系，俸料包括月俸、料錢、雜用等項目，其中料錢專門用於公務支出，這部分在官員全部收入中的占比越來越重。
宋朝官員的收入分為正俸、加俸和職田等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公使錢，也是一種“職務補貼”，發放標准視官員品級高下而定。
到明朝，各地方在正常賦稅之外增加收費的現象十分普遍，海瑞任淳安知縣，該縣每年正稅僅925兩，但前任知縣每年卻收12950兩，各種“亂收費”是正稅的十幾倍，正稅上交國家，多收的往往就以各種補貼和辦公經費的名義發放了。
清朝推出了公費和養廉銀制度，主要用於官員的生活補貼和衙門的日常運作，這些收入所占的比重也越來越高，超過了正常俸祿，有學者研究，在清朝漢族官員的固定收入中俸祿只占22.2%，養廉銀占68.3%，公費占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