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沈河西　

　　少兒版《白蛇傳》在朋友圈刷屏了，主要是兩股對立的聲音。喜歡的人說孩子們萌出血，討厭的人說看到8歲小孩演一個愛情神話是在毀滅兒童的純真，滿足成人極為變態的獵奇心理。

　　反對的一方如果看到尼爾·波茲曼在《童年的消逝》裏的這段話想必心有戚戚焉：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兒童的天真無邪、可塑性和好奇心逐漸退化，然後扭曲成為偽成人的劣等面目，這是令人痛心和尷尬的，而且尤其可悲。

　　30多年前，波茲曼注意到：在我落筆之時，十二三歲的少女正是美國收入最豐厚的模特兒。

　　如果波茲曼仍在世，《童年的消逝》中譯本一版再版的序言裏，他可以為中國讀者加上TFboys、王詩齡以及今天扮演少兒版白素貞的小演員陶奕希等當下最鮮活的例證。《童年的消逝》暢銷多年本身就隱約透出主流社會對於兒童日益成人化的焦慮，對於兒童純真的強調。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兒童的成人化?如何看待我們對於兒童純真的強烈期待?

　　童年的發明，是“文明化”的開端

　　《童年的消逝》最富於啟示性的篇章並非書中俯拾即是的對於童年消逝的各種末世論色彩的悲觀論調，而是對於童年是一個社會性的、文化性的發明而非生理決定的發現和強調。簡而言之，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對於童年的界定、理解不是古已有之的，是在特定的社會曆史階段被塑造出來的，或按照波茲曼的說法，“童年”的曆史只有區區400年。

　　波茲曼認為，“童年的概念是文藝複興的偉大發明之一，也許是最具人性的一個發明”，但波茲曼始終沒有處理清楚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童年這么重要?為什么童年的發明就是最人性的發明?而這所謂的人性本身是否需要反思還是不證自明?

　　為了佐證“童年是被發明的”這一觀點，波茲曼在書裏特別以中世紀為例。在中世紀，兒童和成人的關系和我們今天頗為不同，兒童和成人之間沒有明確的區分，也沒有兒童成長發展的概念。

　　有意思的是，如果按照今天我們對於“兒童成人化”的焦慮來看，中世紀在這方面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中世紀的孩子生活在和成人一樣的社會環境裏，他們接觸一切成人文化中的行為方式。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性。

　　“也許我們會設想當時的人絲毫不避諱在兒童面前談論性的問題，其實事實正是如此。成人從未想過隱瞞性沖動，不讓兒童知道性秘密更是聞所未聞的。”

　　中世紀之後，隨著識字文化的發展、羞恥觀念的普及，今天意義上的兒童誕生了。從那以後，“兒童不再被看作是成人的縮影，而被看作是完全不同的一類人，即未發展成形的成人”。

　　波茲曼把童年的概念看作文藝複興時期最具人性的一個發明，這裏的人性其實可以理解成為文明化。從情感結構來看，羞恥心是這個文明化進程的一個極為突出的方面。他說：“沒有高度發展的羞恥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正因為羞恥心，成人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肆無忌憚地在孩子面前談論性，玩弄兒童生殖器過去頂多被視為粗俗的玩樂，今天足以讓你被扣上猥褻幼童的罪名進監獄。

　　然而，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樣的文明化?按照台灣學者何春蕤的說法，這個文明化的力量也在塑造一種情感日益嬌貴的人格主體。在這樣一種嬌貴化的過程中，過去只是被認為引起“不舒服”感受的行為如今需要納入“違法”，由法規來處理。她舉過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有一個小六男學生聞了聞女同學的頭發說很香，結果也被視為性騷擾，告到校方。

　　這便是一個社會的文明化所攜帶的負資產，即一個社會越來越缺乏一定的彈性去容納那些過去被認為是無傷大雅的習俗、語言和行為，在今天這一切都要以文明的邏輯被監視、禁止。今天，有許多人對幾個8歲小孩子演一個愛情神話故事感到憂心忡忡，但小時候，我們也經常愛玩小孩子過家家的遊戲，過去被認為純真，如今則會引起強烈的不舒服感受，為什么呢?

　　童年消逝，還是社會的兒童化?

　　與波茲曼在書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於童年消逝的強烈悲觀情緒相反，從那些強烈厭惡少兒版白蛇傳的聲音來看，今天的社會恰恰是過度保護兒童的，不惜一切代價讓兒童遠離一切成人世界的行動邏輯。

　　譬如《爸爸去哪兒》這樣的節目其實就在鞏固和強化一種需要被強烈保護的兒童形象。在真人秀裏，兒童表面上需要應對家庭港灣之外的世界的種種挑戰，但其實我們都知道，他們是在一個被事先淨化、絕對安全化的真空一般的溫室空間裏表演出兒童的純真。

　　同時，與波茲曼所論述的童年的消逝恰恰相反的，我們迎來的或許是漫長的童年，或者說社會的兒童化。誠然，今天的兒童越來越對媒介提供的成人世界的信息耳濡目染，但另一個趨勢則是，成人世界也在變得越來越兒童化，或者說“萌化”。一個最鮮明的表征是富於童真、童趣的語言、表情包已經成為我們成年人日常溝通普遍使用的語言。經由韓國人氣節目而走紅的小男孩宋民國被制作成形形色色的表情包，“萌”化了萬千中國成年人的心。

　　在這個意義上，萌文化的盛行本身就是一個社會萌化或兒童化的一個重要表征。而萌成為一種“化百煉鋼為繞指柔”的文化邏輯，堅硬的政治議題可以被萌化被軟化，從而被消解，我們可以像看兩個兒童鬥嘴一樣看針鋒相對的政治對手間的攻殲詰難。

　　對今天的時代而已，萌無疑是一種終極語法。94版《新白娘子傳奇》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後來者無法超越趙雅芝在世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白娘子形象，她符合中國人對古典式的優雅的所有想象，任憑日後再美若天仙的女星都無出其右。唯一可以超越這一先入為主的視覺倫理的只有小演員的萌。

　　從一個社會的“兒童化”或“萌化”來看，它建構的都是一個純真的、無害的、需要被過度保護的兒童形象。

　　台灣學者寧應斌在分析台灣社會的“兒童化”的文章裏特別批判了這種對於兒童的“極端保護觀”。在這種“極端保護觀”看來，兒童保護需要上升為整個社會的最高原則，社會需要不計一切代價保護兒童不受到任何傷害。譬如他提到台灣專門出台法令規定12歲以下兒童不能單獨放爆竹，須由父母、監護人陪同才能玩。

　　在寧應斌看來：極端保護觀幻想著為兒童打造一個全然無菌的、真空的溫室。這樣的絕對保護對兒童的成長並非有利，因為這勢必會扭曲世界的真相，脫離了現實，很可能早就不食人間煙火、不適應現實環境的嬌貴兒童主體。

　　同時，更重要的是，寧應斌注意到這種對於兒童的極端保護已經延伸至台灣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一種治理邏輯。波茲曼或許沒有意識到，他所積極捍衛的那個需要和成年人劃清界線的童年本身是高度白人中產階級式的。波茲曼想象中的兒童是典型的有教養的、禁欲的、溫和可愛的中產家庭的孩子形象，是與那些遊離在主流規范之外的問題兒童相隔離的。以保護兒童為名，我們需要清除淨化一切可能有損於這樣一個主流的中產階級家庭兒童成長的社會力量。而這本質上是一種階級治理。

　　“在目前的兒童觀中，兒童是被當作超越階級的——也就是不屬於下層階級父母的，而不再‘占有’子女的下層階級父母則要用中產階級的教養方式、主流意識形態等等來替國家與專家階級‘監護’兒童。超越階級的兒童實質上是文明先進的中產家庭之兒童教養方式為其理想代表。”

　　譬如，在留守兒童的問題上，有關部門的政令規定對無法照管孩子的父母施以責罰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

　　在書中，波茲曼引述了他的論敵理查德·法森《與生俱來的權利》中的觀點，如兒童應當跟成年人享有一樣的權利。可以想象，法森的觀點在今天可以被視為離經叛道，而他的這一著作也絕不可能像《童年的消逝》那樣成為暢銷書。可以說，《童年的消逝》在今天依然暢銷不衰、一版再版這一出版奇跡本身就是當前社會日益兒童化、針對兒童的極端保護觀盛行的一個表征吧。

　　兒童本身是一個社會曆史的發明，而對兒童純真性的強調更是社會的曆史的。在今天，當我們在說兒童純真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其實是在和一些看似文明、先進的保守觀念為盟。不論你在性少數議題、情欲等問題上持多么開放多元包容的觀點，但當這些問題涉及到兒童時，你的這些開放多元包容甚至是激進的姿態都可能瞬間失效。兒童的純真之於我們，類似一個飛地，在一個看似日益開放多元的社會，我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那些保守的觀念安放、埋葬在這樣一塊純真的飛地。

　　相比少兒版白蛇傳引發的對於兒童成人化的憂慮，更不易覺察也更少得到探討的或許是這些掩蓋在“保衛純真”背後的意識形態幻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