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寶強

　　中國的社會運行，客觀上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劣幣驅逐良幣、逆向淘汰。二是日益蔓延的品德分裂症。

　　創新型國家的根本和目標

　　創新是個時髦詞，多數人理解的創新就是技術創新，稍微專業一點的人說是創新生態體系，但這些看法比較表面，還沒有達到熊彼特1911年提出的創新是“新組合”的認識水平。在朱旭東看來：“世界創新體系實質上有兩個軌跡，一是知識創新體系，二是財富創新體系。”對於知識創新，人們高度認同;但對於財富創新體系，人們的認識並不深入，很多人只看技術是否先進，不看財富創造能力。不少人認為，只要技術先進，產品就肯定有銷路，產品滯銷肯定是技術不過關。其實不然，技術先進但價格過高的產品沒有足夠的消費者，沒有市場，沒有創造財富。只看技術，特別是發達國家的技術是一種盲人摸象，沒有看到技術先進的成果是什么，背後的原因又是什么。

　　其實，對人類曆史進程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財富創新體系。財富創新體系相對於知識創新體系，要複雜得多。財富創新體系是整個經濟系統，包括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技術進步只是財富創新體系的一個因素，而不是全部因素，企業的商業模式、經營管理、市場、法律、投融資體系、誠信和社會倫理等因素對財富創造的重要性，一點都不亞於技術因素的重要性。

　　在創造財富的創新體系中，關鍵不在於技術的研發主體是誰，關鍵在於是誰運用技術去創造財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創新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創造財富的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根本是要形成財富創造能力，不是形成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技術包，技術只是一個要素而已。

　　我們與創新型國家的差距

　　“國民素質的轉型包括政府官員的素質、企業家的素質和公眾的素質。素質又分為技能、眼界、思維、倫理操守和進取心等五個層面。中國的國民素質中，傳統的劣根性依然在阻礙著財富創新體系的進步。千轉型、萬轉型，素質轉型是根本。素質轉型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基礎任務，也是經濟轉型的最終保障。”

　　中國30年的高科技產業運動，取得成功的卓越企業寥若晨星，叫得響的不過是華為等幾家。高新科技企業創造財富的績效總體上還不如傳統產業，近一半的上市公司如果失去政府補貼竟然是虧損的，這也直接反映出中國企業家素質的不足。朱旭東認為：當前中國企業家素質，總體上與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企業家素質相當，這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必須冷靜看待的起點。“當前建設創新型國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提升企業家的素質，同時，這也是一個國家創新和轉型的基礎。”我國的企業家最缺少的是創新能力，他們只看得見已經存在的市場，只看得見已經存在的生產經營模式，這就是為什么我國大多數產業領域都存在產能過剩的現象，產能過剩後要么進行慘烈的價格戰，要么不擇手段尋求行政權力的庇護。食品安全事故與此有直接關系，根源是企業家沒有創新能力，無底線競爭就走向了歧途。

　　中國的社會運行，客觀上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劣幣驅逐良幣、逆向淘汰。二是日益蔓延的品德分裂症。我國多年來存在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一定有深層次的原因，解決這個問題的鑰匙，就在人的素質上。

　　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障礙

　　首先是技術決定論。這一點根深蒂固。對創新體系大政方針有話語權和影響力的人多半是技術人才和政府官員，技術人才的代表是院士、教授，在他們的影響下，文件、政策、媒體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按照“技術決定論”的思維來定義創新體系，這是高科技產業存在問題的根源之一。與技術決定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是“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出台各種類型的優惠政策。但是，新產業中的企業經濟效益不高，中國高技術產業的平均增加值率略低於傳統產業。與追求技術相匹配的是爭奪人才，包括政策引才、服務留才、載體聚才、活動攬才。

　　其次是重視表象論。我國的許多政府部門，把專利申請數或專利授權數作為考核地區知識產權、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這是有嚴重問題的。現有的專利庫中，大部分是垃圾專利。對一個地區考核專利申請數或授權數，實踐的結果是讓垃圾專利濫竽充數，浪費了社會資源。

　　再次是政策支持論。政府主導的手段就是出台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對符合政府要求的高新技術產業給予最大的支持。但是，政府把經費和資源用來支持技術開發是不明智的，哈耶克等思想家早已證實政府官員不具有那么高遠的市場判斷能力，政府應該創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朱旭東提出用政府的資源來支持企業的成長性，企業不一定是所謂的“高新技術企業”，只要是成長性好，增加值率高的企業都應該支持。

　　只是把注意力和資源投向一些具體的、技術導向的創新型項目上，就必然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在我國取得一分進步的過程中，先進國家取得了兩分甚至更多的進步，我們相對於先進國家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當我們按照現行標准達到“創新型國家”建設目標時，先進國家又會更新創新型國家的標准。

　　最後是急功近利論。有人認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可以通過加大投入而盡快見效，主張集中力量辦大事，掀起一場創新運動。多年來的經驗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敢問路在何方?

　　要解決問題首先要清楚全面地認識我們的問題在哪，這與醫生看病是一個道理。朱旭東認為：“新興產業或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經濟效益問題，是財富創新體系的核心問題。”“當今中國的企業，核心的問題是提供有效供給能力不足，也就是產品或服務創新能力不足，反映出企業家素質存在著很大的提高空間。”因此，要將企業創造財富的能力作為我們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以財富為導向的創新體系，絕不要在所謂“高科技產業”上做文章，要把工作重心建立在企業的增加值率上。

　　創新體系建設中，要把政策資源聚焦配置於促進企業的發展能力和創造財富的能力上，而不是越俎代庖地替企業操心技術研發上。政府、市場和社會要為企業的發展和財富創造構建友善的環境，技術研發是企業實現競爭戰略的一個自覺行動，這才是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也就是財富為導向創新體系所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

　　在全國各行業普遍存在的經濟效益偏低的問題，既是經濟結構轉型所必須首先針對的問題，也是創造財富的創新體系建設所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技術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手段，而不是目的，因為技術和經營管理、市場營銷、企業戰略等內容一起，在企業家素質和創業精神的作用下，經過與發展環境的密切互動，使企業的增加值率和業務規模登上新台階和新境界，才是技術研發的根本目的。

　　朱旭東提出了創新型國家模型：這是一個“舞台模型”，由三個層面的十三個因素構成：第一層面是可見部分，由八大要素構成。產業相當於舞台，演員相當於企業家和經營團隊，演員所屬單位相當於企業，觀眾相當於消費者，燈光和音響相當於創新服務體系，保安和值班員相當於政府，售票處相當於市場，評獎會相當於股票交易所及多層次資本市場。第二層面是外圍的三大要素，導演相當於社會投資者和金融體系，編劇相當於研發人員，利益分配和權益保護取決於法律和司法體系。第三層面是延伸性的，主要是兩大要素，藝術院校的作用相當於培養人才和儲備技術的大學和科研院所，觀眾的欣賞口味相當於消費者倫理。

　　提高社會進化力。社會進化力由四個相互作用的要素構成：社會好奇心、社會公平、社會成員素質和社會彈性。眼下我國的社會進化力明顯不足，好奇心停留在人際關系、花邊新聞、小道消息、隱私窺探上，對科學現象關注者比較少;社會公平面臨著巨大挑戰，保障公平的防線失守，司法公信力不高;社會成員的素質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獨立人格、法治意識還比較淡薄;法律法規、社會觀念對創新的適應性不強，公民流動仍有障礙，社會資源支持創新的力度還有相當大的潛力，這些都是缺乏社會彈性的標志。今後需要從加強社會思維的開放性促進社會好奇心，社會管理方式從控制型向著駕馭型轉變，提高社會公平程度。

　　認識和重視知識產權。整個社會對知識產權的尊重，是建設創新體系的前提，如果整個社會對知識產權的尊重不能形成共識，很難尊重創新、激勵創新的環境。朱旭東說：“如果社會大眾能夠建立尊重知識產權的財產屬性的價值觀，像尊重房產、金融財產等有形財富一樣尊重知識產權，才能說建設創新型國家進入了軌道。”

　　我國這方面的進展還是相當緩慢，不少地方的假貨一條街現象普遍，行業主管部門也是“民不告，官不究”，侵權現象普遍。提高國民知識產權的重視意識，一是靠處罰;二是要教育。在處罰方面要有專門的知識產權法庭，還可以考慮跨區域設置知識產權法院，減少行政幹預。處罰時要依法重罰，不能隨意處罰。受到處罰的記錄納入公民、法人社會信用體系，終生記錄，典型案件全社會公開。在教育方面，從學生開始教育，將其作為必考內容。

　　辛勤汗水不可少。如果把世界各國的創新狀況做一個概覽，大致可以說歐美的創新是原始創新和跟隨式創新並存，裏程碑式的原始創新不定期地發生，其他各國的創新主要是跟隨式創新。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大國，我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工業體系，具備了一定的技術研究能力。同時，我國距離世界前沿技術、科學管理等方面還有較遠的道路。這就要求我們要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跟隨式創新，也就是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不會將全部技術公布於眾，而是要實施高端技術封鎖戰略，這就要求我們進行以我為主的創新，不能受制於人。

　　(作者系廣東省省情調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