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伟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我的家乡在陇东(甘肃省最东部)，地处广袤而荒凉的大西北，前几年却因“天价彩礼”火了一把。的确，陇东地区的彩礼已非一般农村家庭所能承受。然而事实上，除了天价彩礼，陇东地区的青年男子结婚时还要担负更多的结婚支出。

　　天价彩礼与天价婚姻

　　在以前，彩礼作为一种婚姻的象征符号存在。彩礼的多少，主要由男女两方家庭的重要亲戚协商决定，协商的过程，有时是男女方家庭博弈的过程，有时则会成为双方家庭互相礼让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彩礼标准也相应地增加，但总体而言对农民来讲并不是很高。在2008年以前，陇东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彩礼仅仅几千元，2008年时才一万出头，但是在2009年初，彩礼开始大幅上涨，至年底已直逼三万元。之后几年彩礼更是急剧上涨，2011年左右已经涨到了五六万元。到了2013年，彩礼又涨到了七八万。这一上涨趋势并未停止，至2015年年底，陇东地区的彩礼已经突破了十万元大关。我老家所在的县，彩礼普遍涨到了十一二万甚至更多。一些县的彩礼更是高达十五万元，但对于这样高昂的彩礼，当地的农民认为彩礼仍然偏低。

　　不可否认的是，陇东地区农民的收入也在增加，所以农村青年男子结婚时支付十余万彩礼，对于陇东地区的很多家庭而言并非是绝对的天价。但问题在于，在陇东的很多地方，青年男子结婚并非仅仅需要支付彩礼。

　　在陇东的很多地方，青年男子娶媳妇除了需要支付女方父母彩礼，还要承担名目繁多的支出，其中最主要的是男方父母给媳妇的零花钱。男方父母要给未来的儿媳妇准备零花钱是陇东很多地方历来的礼数。零花钱的数量不确定，通常会在男女两方家庭确定彩礼钱的时候商议，数量从几万到十几万不等。零花钱有其实际的存在意义：最直接的意义就是零花钱是女方父母为女儿争取地位的一种方式，因为女儿若拥有可资支配的零花钱，在夫妻关系中不至于处处受丈夫的牵制。更重要的是，零花钱有时承担了财富在代际间转移的功能。虽然零花钱在男方家庭手里，但实际上是从男方父母手中流到了儿子和儿媳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儿子和儿媳对父母的代际剥削。在农村，独生子女家庭非常少，一个家庭中有好几个男孩子的现象并不少见。正因如此，女方父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嫁到婆家后不受罪，都会尽量多为女儿女婿争取零花钱。如此一来，有些年轻人结婚的零花钱远比彩礼多!

　　除彩礼、零花钱这两项主要花费外，青年男子结婚还需要负担挂锁、装修新房、办酒席等费用。笔者简单地估计后发现，陇东青年男子结婚至少需要26万元，而这只是在不买房、不买车的前提下，一些人在结婚时还要房或者要车。在笔者所在的县城里买一套房，首付大约需要10-15万，加上装修费大约需要20万，购置一辆私家车的费用则需要5万元以上。这样一来，如果要房或者要车，结婚时的花费则至少为31万。

　　我的两个堂叔的情况十分具有代表性。二叔在乡政府工作，结婚时的彩礼是108000元，并给了儿媳80000元零花钱，为了能让他们在县城买套房，家里又给了两个新人20万。三叔结婚时彩礼106000元，因为在家务农不用买房，但是结婚时家里还是给了儿媳妇15万零花钱，此外儿媳还要了一辆车，车款15万。算下来，两个叔叔结婚总花费大约为80万，这不得不让人为之一震。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10万元或许尚可以承受，但是一下拿出80万元真是难之又难。

　　“天价”婚姻的形成及其秩序

　　布迪厄在《单身者舞会》一书中曾对法国农村地区的单身者现象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市场的统一抵消了在一个有限市场中农民找到女人的社会机制。封闭的世界越开放，女人的眼光越多地关注城市，就越有机会在农民世界之外找到配偶，女人从较低阶层向更高阶层流动，男人却仍局限在自己的婚姻圈。布迪厄的观点虽不能解释陇东地区的婚姻现象，但可以为理解天价婚姻提供一个视角。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地方的开放，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初步形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青年外出务工，而这也导致了相对封闭的、有限的区域性婚姻市场不断开放、统一。一方面，在广阔的婚姻市场中，女性有更多的选择，因而在婚姻市场中越来越占据有利地位，这迫使男性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提高其在婚姻市场中地位。另一方面，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形成的背景下，外出务工的农民因其自身的差异而分化，村庄内部自有的分化也越发显现，农村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在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和婚姻市场开放的背景下，女性可以通过婚姻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当婚姻更多地被当做实现阶层流动的工具时，其结果是婚姻更偏向理性算计，更趋物质化。现在的农村青年女子找对象，对对方的家庭经济情况尤为重视，有时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甚至成为了嫁不嫁的决定因素。因而处于婚姻市场中不利地位的男性，只能通过提高彩礼、零花钱等手段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使得彩礼水平在竞争中不断走高。

　　此外，对婚姻的物质化追求也导致了人们对彩礼要求的提高，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想借嫁女儿发财的人。农村人喜欢攀比，别人家的女儿彩礼有八万，我家女儿的彩礼就得九万。这种“追高”的风气使彩礼不高也难。

　　当然，农村的彩礼之所以越来越高，还跟农民错误的认识有关。他们认为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新生儿数量，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传统重男轻女思想使得男婴的数量多于女婴，新出生幼儿男女比例失衡，等到他们到了适婚年龄，适龄女青年的数量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适龄女青年变得“值钱”自然顺理成章了。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父母为使自家闺女嫁的体面，于是在商议彩礼的时尽量往高谈，彩礼制定的主动权转向女方，男方家庭则处于被动的地位。男方当然也可以甩手不干，但是好媳妇儿难求，加之彩礼普遍昂贵，此刻不出手，再拖只会越难办，这就好比女方现在正处于“卖方”市场一样，所以在彩礼这件事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正因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婚姻市场的统一以及阶层分化，构筑了彩礼不断飙升、结婚成本不断上涨的现实格局。在这一格局下，男方家庭又通过支付更多的彩礼、零花钱提高自身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女方家庭则凭借其在婚姻市场中的有利地位所要更多的彩礼、零花钱。婚姻成本在这两种力量的推动下持续上涨。

　　婚姻的再生产

　　理论上，结婚成本越高，农村男青年结婚应越困难。然而在笔者的家乡，目前尚未出现这种情况。婚姻再生产依然在继续。在天价彩礼、天价婚姻的背景下，农村的婚姻依然能够维持着再生产，这不得不归功于农村特殊的环境。

　　其一，根深蒂固的“任务观”为农村父母给儿子娶妻提供了价值基础。在陇东的很多地方，父母将给儿子娶媳妇等作为其人生中的重要任务。大人们常说，“把孩子学供出来，媳妇给娶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因此，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很多父母会早早地攒钱，为儿子结婚做准备。所以，即便需要承受日益上涨的彩礼、结婚费用，青年男子的父母也会一边感叹“给儿子问不哈(找不到)婆姨了”，而另一边又在四处为儿子打听对象。

　　其二，彩礼的转移支付也成为农村婚姻再生产的重要动力。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全国性劳动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统一以及阶层分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的彩礼、婚姻支出不断上涨，但是上涨的彩礼并没有完全成为某一个人的私人财产。相反，大部分彩礼成为婚姻市场中流动不居的婚姻资本。表面上，彩礼由男方家庭转向女方家庭，女方家庭暂时拥有了这部分资金，但事实是，大多数女方家庭同时也是男方家庭。女方家庭通过嫁女获得了彩礼，而其在娶妻过程中又转变成为男方家庭，因此这时的男方家庭又需要向另一女方家庭转移支付彩礼。因此彩礼始终处在不断地流通或转移支付中，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了农村婚姻的再生产。只有那些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家庭，彩礼才会停止流通和转移支付，成为家庭的私有财产，进而成为消费资本。

　　其三，亲族的帮助是农村青年男子娶妻的重要保障。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一下拿出几十万现金十分困难。所以在儿子结婚需要钱的时候，农民首先会想到向亲族寻求帮助，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这种理所应当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大伯的儿子即将在半个月后结婚，但是这些年大伯并没有攒下太多的积蓄，而大伯的儿子结婚又要10万元彩礼，还要给儿媳10万零花钱，此外还要给儿子买辆车。但是大伯能拿出手的钱只有10万。过年这几天，大伯三番五次地给亲族里的亲戚打电话借钱。大伯给我父亲打电话时是这样说的：“你无论如何要给我想办法凑两万块钱，你必须给我靠住”。除了向我父亲借了2万，大伯还向大姑借了一万，向我二姑借了一万，还向我的几个表哥表姐各借了一万。这些人有很多背着几十万的贷款，但是他们在大伯求助时，都没有拒绝，反而将这当做一种义务，一种作为亲戚的义务，大伯给儿子娶媳妇，亲族凑钱是应该的。他们甚至觉得，如果我的大伯一分钱都没有，即便借钱也要帮他。

　　其实，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中早已形成了亲族间互相扶持的权利义务观，所以在亲戚遇到困难时他们理应搭把手，使自己在遇到困难时，也可以有底气向亲族寻求帮助。另一方面，向亲戚提供帮助也涉及自己的面子。在农村社会里，潜在地形成了这样一种权利义务观，如果在某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尤其是在儿子娶妻这样的人生大事面前，作为亲戚有义务帮助其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会被村里人笑话。正是这种亲族观和权利义务观的存在，使得农村父母能够在这一重大挑战面前有喘息的机会。

　　正是根深蒂固的“任务观”，彩礼的转移支付以及亲族的帮助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社会机制，使得陇东地区的农村家庭在天价彩礼的重压之下仍能维持婚姻再生产。一旦这一机制被破坏，农村的婚姻再生产秩序就会出现巨大的变动。届时，“单身者舞会”极有可能出现在中国的农村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