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鳳凰衛視駐伊朗記者李睿的戰地日記。她身處德黑蘭，既是戰爭的親歷者，也是觀察者。在她的日記裏，可以看見這場戰爭中，一個個具體的普通人、一幕幕身邊的具體場景，以及她最真實的感受。

　2026年3月1日 戰爭第二天：德黑蘭的一夜未眠

　3月1日，戰爭進入第二天。對我來說，這一天幾乎沒有「白天」和「黑夜」的區別——我一直在連線、在寫稿、在確認消息，整整三十多個小時沒合眼。

　一切從子夜開始。2月28日晚上12點，我的電話突然響了，是伊朗朋友，聲音急促：「哈梅內伊死了，伊朗國際台先爆了，人們都在歡呼。」我當時半信半疑——哈梅內伊怎麼可能會死？可幾乎在同一時間，窗外傳來一片歡呼聲，有人在樓下狂喊，看到天上有人放煙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慶祝。慶祝聲大概持續了半個多小時，一切又恢復了安靜。

　凌晨兩點，我們開始啟動早班連線，所有人都在等確認：特朗普隨後宣稱哈梅內伊死亡，但伊朗方面一度否認。消息在「否認」和「爆料」之間反覆拉扯，我們只能一邊報、一邊等。終於到了凌晨五點左右，伊朗官方宣布哈梅內伊遇難。我看到伊朗主播哽咽着宣布，一時間都難以相信，沒有想到居然這麼快。原來前一晚的歡呼、爆竹、煙花，並不是謠言引發的狂歡，而是一部分人早已「相信」這件事發生了。

　此時，我突然聽到對面有聲響，打開門看到對面鄰居正在收拾大包小包準備離開。我問她對領袖遇難什麼感受，她說無感，我們1月份死了那麼多人，這有什麼區別。我問她你為什麼又要走了，她說，現在領袖死了，革命衛隊要報復，不知道要做出什麼瘋狂的舉動。他們現在舉家都要去北部避難，把他們的狗也帶上。她說她們還要去接她的公公婆婆，他們身體都不好，她還要去買些藥。「一團糟！」她抱怨着急忙收拾東西與我告別，離開了。

　隨後，我看到國家電視台報道說，不同地點開始出現自發哀悼：有人往德黑蘭大學、往革命廣場方向去，舉着國旗、領袖畫像，情緒崩潰，痛哭不止。穆森趕去拍攝，我留在家裏連線。穆森採訪的民眾，有人痛哭不止說難以接受，也有人把矛頭指向政府和談判團隊，說談判就是徹頭徹尾的錯誤，讓領袖白白送死，也有人誓言要復仇到底。

　其實在28號戰爭一打響，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就發布公告，稱將嚴厲處置與「敵人合作」的行為；副總統阿雷夫也提到國家進入戰時狀態。奇怪的是，在這一連串表態中，最高層遲遲沒有公開講話。我們不斷刷新伊朗外交部、國家電視台的消息，但很快，網絡開始斷，電話也時斷時續。對外界而言，這是信息混亂；對我們而言，是靠近真相的路被突然切斷。就在這個背景下，南部胡爾木茲甘省米納布一所小學遇襲的消息傳來：死傷數字不斷上調，現場畫面令人窒息。與此同時，伊朗軍方的口徑迅速轉向強硬。

　但戰爭沒有給人喘息的機會。3月1日中午11點左右，我正匆匆吃點東西，突然聽到一聲巨大的悶響——隨即是連續的轟鳴，像重錘砸在城市上空。窗戶和門開始劇烈晃動，玻璃發出刺耳的顫聲。我站在廚房邊，明顯感覺到衝擊波「刷」地撲到臉上，像一股硬風推過來。我趕緊把窗戶全關上，心裏第一次真正感到戰爭的開始。這個戰爭的強度遠遠超過去年的12日戰爭。

　我看到窗外開始升起濃煙。聽到轟炸聲小一點了，我跑到樓頂看，八樓鄰居們把門敞開，站在走廊裏互相詢問：炸到哪裏了？這棟樓夠不夠結實？天台上反而沒人停留，大家像突然學會了「不要圍觀」。可空中又傳來戰機的聲音，那種拖着速度的尖嘯，讓人本能發冷，頭皮發麻，我快速做了一個現場出鏡就回來了。

　中午有華人朋友打電話問我要不要走，我建議他能走盡快走。因為這一次和12天戰爭不一樣，這一次是生死之戰，事關體制存亡，恐怕要戰到不死不休。我家裏附近的治安部隊大樓、信息指揮部大樓，還有國家電視台方向都冒出了濃煙。也有伊朗朋友陸續打電話問我安全否。大家都說附近聽到爆炸但不知道在哪裏。一時間德黑蘭四處冒煙，多處傳來爆炸聲。

　下午、傍晚、夜裏，我仍在連線。疲憊像石頭壓在眼皮上，但消息一條接一條：政府號召當晚7點半繼續在廣場舉行悼念集會。穆森再去拍攝。外面又響起了巨大的爆炸聲，整個建築都在晃，門窗在顫動。這一次是我住所附近國家電視台被炸。國家電視台2台突然中斷了畫面，我很緊張，給攝影師打電話。他說現場人很多，「他們甚至不怕有爆炸，他們也不散，反而更憤怒、口號更響。」我讓攝影師不要拍了趕緊回家。我心裏擔心極了，怕他出事，一直到他回家報平安，我才放心。攝影師問我害怕不，要害怕就去他家裏和他們家人在一起。我笑笑說，不用，現在旁邊該炸的都炸的差不多了，還是呆在家裏比較安全。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這座城市正在出現一種矛盾的畫面：白天街面冷清，人們盡量躲避；夜裏在廣場上，卻有人用集體出現來對抗恐懼。

　我也在想人。想到我們採訪過的那些人。想到內賈德，我們採訪過至少三次，他到後來其實是批評體制的，站在體制的對立面。這也是一個傳奇人物。想到那些陣亡的將領，想到他們在鏡頭前談「國家」「信仰」「戰爭」，而現在他們可能真的成了戰爭的一部分。想到領袖最後一次出現在我記憶裏，是去年投票時的畫面——他也是人，是誰的父親、誰的祖父、誰的孩子。無論你贊成他還是反對他，當「死亡」以這種方式降臨時，它依然讓人感到殘酷。

　坊間有很多說法，有人說他「太大意」，以為談判會帶來安全；也有人說他知道危險，但選擇照常工作。我無法核實這些傳言，但我能確定的是：當一個國家走到這種時刻，個人的選擇很快就會變成集體的命運。

　夜裏爆炸聲仍斷斷續續。我太困了，困到連害怕都變得遲鈍。我把被子抱進沒有窗戶的衛生間，像給自己建了一個小小的安全屋——如果再響，我就躲進來；如果暫時安靜，我就睡一分鐘。

　最終，我倒在床上睡着了。耳邊還殘留着轟鳴，但身體先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