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代富
陳代富
(记者李岺岺)全国人大代表，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湖南省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陈代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过剩”痼疾是一个恶性循环。
1999年以来，中国进入重工业化时代，钢材、水泥、玻璃、原煤等产业高速增长，重工业产业产能剧增，1999年—2008年十年间，钢铁产量复合增长率超过20%，钢铁的大量需求来自固定资产的疯狂投资和重工业企业的产能急剧扩张。
陈代富说，产能扩张通常是由供需关系所决定的，中国重工业化的快速增长客观上给市场传递了供不应求的信息，工业企业产业链投资具有乘数效应，过度激进的增长速度必然导致装备制造业成倍增长。在此基础上2009年中国救市的四万亿就像一支兴奋剂注入本来就还处于亢奋中的周期型制造业。
陈代富说，2010年中国受益于四万亿投资原材料需求强劲反弹，但显然产能过剩不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计划可以解决的，到当年7月份，中国钢铁产能达7.3亿吨，而需求只有4.7亿吨，过剩2.5亿吨。2011年中国挖掘机销量18万台，而同时期的产能已经超过30万台，而这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产能在2008年以后建成。2009年-2011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26.8%，27%和31.8%，并直接导致了全社会的产能过剩。
中国工业化的时间过短导致了产能集中建设的浪费，即使经济恢复，未来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由于过去十年来快速形成的社会产能。2010年中国水泥富余度达19%，但2011年全国仍有170条生产线投产，2012年还有216条在建生产线，预计到2013年建成投产。到2013年，中国新型干法水泥将达到31.33亿吨，而需求量预计为24亿吨，富余程度超过30%，即使落后产能全部退出，水泥产能仍严重过剩。
水平重复过度投资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可能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浪费。2007年9月国家和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目标是3000万千瓦，实际上中国在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上都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基本上没有技术门槛，规模扩张简单而容易复制。
这几乎是一个恶性循环，随着竞争的激烈，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扩张非常惊人。这种高速扩张不仅导致了大量重复建设的浪费，也快速拉高了社会要素成本，大大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制造企业的盈亏平衡点节节攀升。
中国没有产能过剩的指标
陈代富说，产能过剩是常态。环顾周边产业，船舶产能过剩、光伏产能过剩、风电产能过剩、水泥产能过剩、钢铁产能过剩、重型机械产能过剩、挖掘机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产能利用情况最为直接的指标即为产能利用率，被定义为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与最佳生产能力之间的差异。美国、日本等国家很早就开始对产能利用率指标进行工业统计和跟踪分析，是用于反映工业经济实力和工业经济走势的一个主要月度指标。
中国没有产能过剩的指标，但无论是属于高耗能的电解铝、钢铁制造，还是新兴产业的光伏太阳能和风电，以及造船和钢铁业中高端产品的硅钢，均被业界公认为“产能过剩”。
钢铁制造行业产能过剩已持续好几年，在2007年前，粗钢产能利用率在83%以上，但2007年后产能利用率整体下了一个台阶，再也没有回到80%，即长期产能过剩的体现。
产能过剩是今后政府宏观调控中的最大挑战。产能过剩的发展使企业的投资预期下降，其解决需要合并关闭一些工厂，这会导致失业，打击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由此使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行压力。
产能过剩在企业层面的影响如企业净利率降低，负债增加，应收账款的增加，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进而将风险传递到银行业。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其连续5年年增长率超过100%，在产品价格暴跌的背景下企业利润锐减乃至大面积亏损，巨额负债更令企业如牛负重。有数据表明，2010年，光伏产业毛利率还在30%左右;2011年就降到10%以下，而行业内企业毛利率若低于10%，很难实现盈利;到2012年上半年，海外上市中国光伏产业股中，毛利率低达1%以下者已经比比皆是，有的甚至为负数。
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
陈代富说，十多年前，中国也曾出现过产能过剩，但那更多是周期性原因，在周期谷底时确实会呈现产能利用率偏低的问题，但由于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未下行甚至更高，产能利用率很容易随着经济复苏而强劲回升。
但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现象并不是单一经济周期的现象。从传统的钢铁、水泥等基建行业，到光伏产业等代表未来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中国的产能过剩是普遍的、全方位的。中国现在进入经济转型期，当产能过剩遇到经济转型，产能过剩就成为更加棘手的问题。
一直以来，政府干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能力过强，地方间形成恶性投资竞争，使产能扩张难以抑制。尤其在2009 年和2010 年“四万亿”投资带领下，企业盈利改善，因此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热情攀升;而2011-2012 年是行业前期投资下产能释放的高峰时期，然而这时随着经济总需求的逐季下行，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因此，中国产能过剩的解决，不能用逆经济周期的传统思路，即总需求扩张政策;其次，结构调整也未必有效，新兴产业、传统行业的高端产品领域，产能过剩也是“重灾区”。因此产能过剩问题也凸显政策难题，如果不抑制政府投资的冲动，则产能过剩得不到解决甚至会愈演愈烈，而其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对经济增速有一定制约，也会导致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可能较为明显;而如果压缩产能，则经济可能会遭遇滑坡。
也正因此，如果仅靠政府调控，只能使问题有所缓解，若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长痛不如短痛，必须依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变GDP挂帅的地方官员提拔体系及政府对资源和生产的强大控制和影响，加快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严格破产退出制度，理顺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从而有利于发挥市场竞争优胜劣汰作用。
经济结构调整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陈代富说，中国钢铁市场突然显著萎缩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钢铁行业由国资主导的特殊结构。钢铁企业在存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较高的产出规模而没有关闭炼钢炉，因为其中很多国有企业都有动机追求收入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钢铁企业收入增加意味着，作为其最终所有者的地方政府将实现更多的税收收入和就业。
对国有企业来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让自己的员工保住饭碗。”国有钢企业“太大而不能倒”——这正是国企能从国有银行获得低息贷款的原因——中国的大型钢企还享有税收优惠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扶持。国家对于钢铁行业的扶持使得一些效率较低的工厂仍然保持运转。
中国大部分大型钢铁制造商是国有企业，因此可以获得廉价贷款。当炼钢变得无利可图的时候，钢铁集团可以通过申请贷款、并将获得的贷款投资于其他领域来获取更高回报，包括房地产或者转贷这些资金的融资工具。由于核心业务前景黯淡，一家中国第四大钢铁制造集团(武汉钢铁)计划在未来5年拿出300亿元人民币(合47亿美元)投资于非钢领域，包括养猪、养鱼、有机蔬菜种植、以及物流和化学制品生产。
目前为止政府对过剩产能的处理主要是通过企业整合来实现的。武钢已吞并鄂钢公司(Ezhou Steel)、柳州钢铁(Liuzhou Steel)以及昆明钢铁(Kunming Steel)。
自中国于2008年推出总额高达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导致工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以来，钢铁行业已成为中国抗击这一问题的标志性领域。这一刺激方案达到了防止中国经济崩盘的预期目的，但却将中国推回到了它此前一直试图摆脱的国家投资主导型经济模式。
必须推动混合经济制改革
陈代富说，2014年2月19日晚间，中国石化发布公告称，中石化将率先启动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将对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同时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国进民退”的质疑出现，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更趋高涨，垄断、产权不明等，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呼声最高的理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一次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开出了新的“药方”，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来克服国有企业的弊端，这是一个新的看点，标志着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中国改革站在了一个新的航标和历史起点上。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在党的十五大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基础上，在理论和政策上又提升了一步，即混合所有制不仅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同时也是社会上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经济发展与民营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有助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优势互补、需要互补，有助于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机制的基本规定就是机会均等、规则公正、资源尽可能自由流动、企业自由组合。积极发展相互合作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使得各个所有制经济充分借助市场机制的平台和渠道，在相互竞争的基础上获得更多合作机会和发展。
混合所有制或成国企改革方向。用混合所有制的方法深化改革国有企业的实质是产权制度改革，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探索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有效、成功地解决了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融合这一世界性难题。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变发展方式，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和效率将会大大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会大大增强，同时也保障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真正得到实现。
十多年前，冷钢就已经推行了国有混合体制改革，使一个倒闭的国有企业焕发生机，从一个倒闭的企业变成中国500强企业，而且在生产能力、科技转型、绿色生态、环保等方面都取得很好的成就。
十多年前，冷钢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并因欠电费没电用，3千工人砸烂电力局惊动中央。经过慎密思考，决定尝试投资主体多元化，吸纳职工的剩余资金，民有公用，民有共享，共同富裕。全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人的作用得到了极至发挥。
当世界的钢铁行业还处在严寒的时候，冷钢已经感觉到了暖意。当世界的钢铁还处在全面亏损的阶段，冷钢却创造了数亿的利润。冷钢的实践表明，混合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与出路。
采取科学绿色GDP计算方式促进产能平衡
陈代富说，一直以来，GDP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和领导执政水平的最主要标准，这个单一的标准助长了产能扩张，甚至刹不住车的势头。
在GDP统计中忽略了很多因素。此前，中国的高速发展，建立在“四大牺牲”之上，即对自然环境、国家资源、社会公平和未来发展的牺牲。首当其冲的，就是环境牺牲。事实上，转变发展方式、提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同步，无论在政府还是民间，已倡导多时，但从实效看，并不理想。推行新的发展模式，不仅需要观念的改变，更需要制度的保障。
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国家一直坚持控制增量、调整存量的策略，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上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在项目审批上打擦边球乃至开政策的口子。特别是在新一轮投资中，在信息、生物技术、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未形成气候的背景下，一些地方为了追逐短期GDP，难免在项目审批上会急功近利，甚至通过廉价的资源配置来助推产能扩张。
目前，我国对地方政府行政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当地的经济发展占了很大的比重，考核体系的主体是GDP，导致经济“大干快上”，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官员。而要遏制这种盲目发展、不顾环境和资源代价的冲动，就必须从制度上把地方政府官员的注意力从单纯的GDP数字上解放出来。显然，把绿色GDP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就是一种最可行的途径。
“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简单地讲，应当从现行统计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其中，最应当被计入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环境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