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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的诗性传达

2014-08-19
来源:香港商报

   ——读柳忠秧《岭南歌》

  文/徐威 伍世昭

  【摘要】:柳忠秧长诗《岭南歌》以诗性语言记录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描绘独特的岭南风情,书写岭南数千年发展历程中的众多历史人物,填补了岭南文化在诗学传达上的空白。在内容上,《岭南歌》关注一域之历史、文化与传承,叙事宏大雄壮,具有史诗品格。在形式上,《岭南歌》既吸取中国古代古体诗、歌、赋、联等传统文学样式之精华,又借鉴西方史诗的叙事传统,呈现出独特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是独具特色的诗体创造。

  【关键词】:柳忠秧;《岭南歌》;岭南文化;诗性传达

  柳忠秧《岭南歌》面世以来,引起了众多关注。《岭南歌》于2010年10月28日在上海世博会广东馆隆重发布,是上海世博会现场唯一发布的长诗,作者柳忠秧当场朗诵。而后集结为《岭南歌:柳郎独唱岭南好》出版,并在2012年8月30 日《光明日报》“十八大文化特刊”刊登。此诗填补了岭南文化书写的某些空白,有学者认为,“一首诗写了130多位历史人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1]。《岭南歌》在引发关注的同时,也饱受争议。争议点大致在于:《岭南歌》是否是史诗?《岭南歌》的诗体创造是否值得称道?对《岭南歌》的评判是否公允?

  笔者在反复细读文本之后,认为长诗《岭南歌》以诗性语言记录源远流长的岭南文化,描绘独特的岭南风情,书写岭南数千年发展历程中的众多历史人物,填补了岭南文化在诗学传达上的空白。在内容上,《岭南歌》关注一域之历史、文化与传承,叙事宏大雄壮,具有史诗品格。在形式上,《岭南歌》既吸取中国古代古体诗、歌、赋、联等传统文学样式特点,又借鉴了西方史诗的叙事传统,呈现出独特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是独具特色的诗体创造。

  一

  《岭南歌》的表现对象是岭南地区的历史与文化。所谓“岭南”,即指五岭以南的地区。五岭,分别是江西的大庾岭、湖南广东之间的都庞岭、湖南的骑田岭、湖南广西之间的萌渚岭、广西的越城岭。五岭地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五省区交界处,作为一道天然屏障,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分割开来。在《岭南歌》中,柳忠秧歌颂的主要是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历史与文化。自古以来,岭南一直被看作是贫瘠之地,蛮荒之所。直至近代,岭南,尤其是广东地区才脱掉这一帽子,成为经济大省、强省。然而,经济大省的背后,广东文化却稍显薄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广东提出打造“文化强省”的目标。“文化强省”的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其提升的空间非常巨大。诚如郭小东先生所言:“岭南什么都不缺,缺的是文化自信,在现代政治文化之前的自卑与卑微。《岭南歌》的价值正在坚决地否定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及舆论、媒介对时流的屈从与趋附。”[2]因此,从广东文学发展来说,鼓励具有岭南文化色彩的文学作品的打造,乃为自然之选择。正是在此背景上,《岭南歌》的意义得到了突显。

  首先,《岭南歌》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大开大合,对岭南地域文化进行了记录与弘扬。在时间维度上,《岭南歌》追根溯源,把记录时间的起点定在距今十几万年前的远古时代:“源远流长,源出马坝。”[3]在确立这一时间起点后,《岭南歌》按顺序从先秦到唐宋,从明清至今日,从南越王赵佗到近代领袖孙中山,大气磅礴地勾勒了岭南地区的历史变迁,其时间跨度之大令人惊叹。在空间维度上,《岭南歌》在广东、广西、海南等地腾挪、切换,力图展现岭南文化的整体风貌。不管是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的规划,其主旨都在于记录与弘扬岭南地域文化。在《岭南歌》中,既记录有岭南数千年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如“维新改良,启蒙教化/辛亥革命,碧血黄花/讨袁反帝,护国护法/英勇北伐,一统华夏/铁血抗战,壮殉国家/改革开放,鼎盛天下”),又记录了岭南千年历程中的文化变迁(如“坛经传世,佛门光大”、“陈寅恪自由思想,更有独立大精神”)。此外,《岭南歌》还对岭南独特的风光进行了描绘:“我南国沃野:东怀大海/西抚八桂/北亲中原/南眺琼崖/稻菽炊烟,遍地好桑麻/金涛银浪,漫卷美丽图画”,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其次,《岭南歌》以诗为史,填补了岭南文化诗性传达上的空白。记录文化的方式多种多样,《岭南歌》在这一方面同样呈现出其独到之处。在众多记录岭南文化的文艺作品中,有史书、小说、报告文学等各类题材,但以诗为史的却并不多见。正如樊星先生所说:“柳忠秧的《楚歌》和《岭南歌》正好以古体长诗的形式写出了‘南方’崛起的历史主题。这样的尝试是可喜的,因为这两部长诗填补了一个文学的空白———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位诗人以这样的方式去回顾‘南方’崛起的历程、去讴歌‘南方’崛起的伟大精神。”[4]以诗录史能够取得与其他文学样式不一样的美学效果。诗歌语言精致凝练,音乐性强,更适合传达地域文化之精髓。《岭南歌》即是如此。且看《岭南歌》的开头:“岭南大派,南天雄脉:万里云动,春潮澎湃;三江并流,珠水豪迈;千帆东去,浪淘碧海。百越气象常新,五岭巍峨多彩!北江迤丽,西江壮哉!东江灵秀,韩江明快!”开头几句,主要以四言为主,每一句句末一字押韵,读来朗朗上口。酣畅大气的字词组合,四言一句的排列,尽显岭南地理文化之神奇壮丽!再看《岭南歌》中描述历史人物韩愈与柳宗元的诗句:“韩昌黎文起八代,泽被潮州/柳宗元兴利除弊,遗惠桂柳。”此两句言简意赅,语言凝练。两句并列一起,读起来完全像是一副对仗工整的楹联。简而言之,《岭南歌》不仅记录与弘扬了岭南文化,而且其传达方式是诗性的,而这种诗性,显然更多地源于《岭南歌》独特的诗体创造。

  二

  内容与形式是评判文艺创作成功与否的两个重要指标: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都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并且和谐统一。前文已经对《岭南歌》的内容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意义。在形式上,《岭南歌》既吸取中国古代古体诗、歌、赋、联等传统文学样式之精华,又借鉴了西方史诗的叙事传统,是独具特色的诗体创造。在这一方面,已有学者详细论述,如熊国华先生认为《岭南歌》在诗体上汲取了诗经、楚辞、汉赋、骈文、乐府民歌、唐代律绝,尤其是“四杰”和李白歌行体的精华,句式整齐而有变化,变化中暗藏玄机,在工丽整练中显示出一种歌行的韵律美和流动感,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沉雄豪放,高唱入云,表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和黄钟大吕般的盛世之音[5]。因此,本文对《岭南歌》诗体创新方面(博采众长,杂糅一处)不再赘述,而将视点转移到《岭南歌》独具特色的诗体创造所形成的艺术美上。

  多种文学样式的糅合,给《岭南歌》带来了不同于众的艺术美。而这种艺术美,或许可以用闻一多先生提倡的“三美”概括之。早在中国新诗出现初期,著名诗人闻一多即对诗歌的形式方面提出了要求,认为 “抒情之作,宜齐整也”[6]、“中国艺术中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最为显著。中国底这两种艺术底美可说就是均齐底美——即中国式的美”[7]。进而,闻一多提出了诗歌中的“建筑美”、 “音乐美”、“绘画美”“三美”说。通读《岭南歌》,可以发现,其诗体形式具有闻一多先生所倡导的“三美”——尤其突出的是建筑美与音乐美。

  首先是建筑美——清晰明了的诗歌结构与匀整的诗行排列。《岭南歌》三百余行,分为十个小节。这十个小节的结构安排,是非常清晰的“总—分—总”结构。诗歌第一节为起调,定下磅礴大气的整体基调;第二节为诗歌的诗纲,或者称为诗眼,之后的小节都依此而展开;从第三节开始,至第九节,是对岭南文化多方面的书写——第三节为岭南代表城市的繁华,第四五节为岭南发展过程中英才辈出的历史人物,第六节为历史中到过岭南并作出贡献的非岭南本土人物,第七节为近现代岭南风涌云起的重要人物,第八节为人文人物书写,第九节为经济与特色文化书写。经过层层铺垫,作者的情感在最后一节集中升华,达到诗歌抒情的顶点:“柳郎独唱岭南好”!除了清晰的诗歌结构安排,《岭南歌》匀整的诗行排列也值得一提。在第四、五节中,诗人书写了十五位“大”人物,如大功南越王、大烈袁崇焕、大师康有为、伟大孙中山等。在书写这些人物的时,作者总是先将人物定位,然后用四个七言诗句作进一步的描绘,如“大直余武溪:舍身敢言清且正,唾飞龙颜何惧哉?满腔衷直付家国,力扶江山免危殆”,就形象地塑造了一位正直、勇敢、忠诚的谏官形象。《岭南歌》中更为普遍的诗句排列是两行一节,形成相互对照的匀整体式,如“‘八桂三杰’运筹帷幄,连战皆捷/‘江南一叶’怒发冲冠,千秋忠烈”;“邓兆祥古稀督水师,七十余载守海疆/谢晋元孤旅战强寇,八百壮士威四海”,就是其中的显例。可以说,《岭南歌》的“建筑美”是遍布全篇的。

  其次是音乐美——灵活而富有变化的押韵与长短句的组合运用。从标题来看,《岭南歌》首先具有“歌”的特征,具体体现在诗句的“音乐美”上。而灵活而富有变化的押韵则是《岭南歌》呈现“音乐美”的因素之一。《岭南歌》中随处可见句末押韵。例如,在诗歌第一节中,句末分别为“脉”、“湃”、“迈”、“海”、“彩”、“哉”、“快”,全部都是“ai”音,读来朗朗上口。而这种句末押韵在《岭南歌》中又是极富变化的——并不只押“ai”音,而多有转韵,如“a”音、“eng”音、“ang”等;有时是整一个小节押一样的音,如上述第一节,有时于同一个小节里出现多个音,如第十节,同时出现了“ong”、“ao”、“ai”、“ang”四个音的押韵。“音乐美”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灵动的节奏变化,主要体现在其长短句的组合运用上。前文已指出,《岭南歌》具有“建筑美”,整体上诗行齐整。但是,《岭南歌》在齐整中亦常见变化。仍以诗歌第一节为例:“岭南大派,南天雄脉/万里云动,春潮澎湃/三江并流,珠水豪迈/千帆东去,浪淘碧海/百越气象常新,五岭巍峨多彩/北江迤丽,西江壮哉/东江灵秀,韩江明快!”在这一节中,前四句与后两句都由两个四言短语构成,结构工整。但在第五句中,却出现了两个六言短语组成的句子,不但不感到突兀,反而带来了更富灵动的节奏感。

  最后是绘画美——简单而朴实的白描艺术。坦诚而言,《岭南歌》的绘画美相比较建筑美与音乐美而言,并没有那么明显。《岭南歌》更多地篇幅在于记人叙事,描绘风景之句并不多,主要集中在第一小节、第三小节和第十小节。但是,在这短短几节中,我们仍能看到诗作呈现的绘画之美。这主要源于其简单而朴实的白描艺术。在读到第三小节的开头之时,笔者心中闪过一道念头:好久没有读到如此气派如此优美的诗行了——“我南国沃野:东怀大海/西抚八桂/北亲中原/南眺琼崖。”此处以“我”字开头,一种归属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紧接着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词连接岭南各地,尽展“沃野”之风采。而在读到这几句时,脑海中已然呈现出一幅南国幅员辽阔之景。这景虽磅礴大气,却略显模糊。紧接着,作者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清晰更具体的画面:“稻菽炊烟,遍地好桑麻;金涛银浪,漫卷美丽图画。”作者用清新而真切的意象,描绘了独特的南国风光。这种白描艺术值得肯定。

  三

  如前文所述,《岭南歌》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都具有某种突破。《岭南歌》是走出“小我”,书写“大我”之诗,是书写风云变幻、世事变迁之诗,是见证历史、歌颂文化之诗。它具有史诗品格,行文荡气回肠。古远清先生说,“君不见,中国当代诗歌不缺抒写个人內心秘密的‘小众’诗,缺乏的是如黄钟大吕的新诗,如《岭南歌》这样气势雄贯,辞彩腾跃,让读者荡气回肠面向时代的‘大’诗、史诗。”[8]这正是《岭南歌》的可贵之处。然而,具有史诗品格的《岭南歌》自问世以来,却引起了众多的争议,褒贬不一。其原因何在?这是笔者阅读文本之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首先,当下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生活节奏急剧加快的时代,是“小我”大于“大我”的时代,是物质大于精神的时代,是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的时代。处处是匆匆的步伐,人们为生存、金钱而奔波。在这样一个时代,精神与传达精神的艺术逐渐被大众所疏离,诗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早已不如当年,静下心来阅读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柳忠秧三百余行的长诗《岭南歌》想要得到众多读者客观的评论显然具有相当的难度——在读图时代、快餐文化时代,到底有多少人通篇读完《岭南歌》?而又有多少人仅仅读其中某些片段,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情况下就对《岭南歌》妄下论断、人云亦云,或断章取义地予以否定?尤其是在网络上,当柳忠秧与《岭南歌》成为瞩目关注的新闻、事件之时,众多的读者与网友的关注点已经从诗歌文本本身迁移到其他事物之上,文本已成了“娱乐”的附属,读者则成了“娱乐”的狂欢者。正如波兹曼所说:“在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9]《岭南歌》的文本整体在很大程度上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没有整体了解、细致阅读的情况下,诘难与误解自然在所难免。

  其次,一些读者因《岭南歌》的“颂歌性”而感到别扭与反感,甚至断然否定之。我们当然反对那种虚情假意、粉饰太平、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颂歌”。但《岭南歌》显然不属此类。《岭南歌》当然是一首颂歌,它歌颂历史,歌颂推动历史前进的代表人物,歌颂灿烂的文化,歌颂壮丽神奇的风光,歌颂岭南这片土地上的生机与活力,犹如黄钟大吕,摄人心魄。这样的“颂歌”正是文化碎片时代所需要的,当然值得肯定;这样的“颂歌”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然则《岭南歌》为何却招致了如此多的诘难与误解?在笔者看来,这显然与时代审美趣味的畸变有关:正面的、肯定的、颂扬的,在某些人看来都是虚假的、浅薄的、非人性的、做作的;而反智的、虚无的、个我的、下半身的,在某些人看来则都是真实的、深刻的、人性的、自然的。这显然是片面而武断的,这样的审美趣味值得警惕。在评价文艺作品时,我们应该做的是细读文本,以文本说话,而不是脱离文本,随意臆断。唯有如此,才能持平而客观地做出公正的评判。

  以上所言,乃是对柳忠秧《岭南歌》引发的文化事件而作出的些许思考。这并不意味着整首《岭南歌》十全十美,毫无瑕疵。《岭南歌》作为史诗,与我们熟知的史诗有所不同。人们耳熟能详的《荷马史诗》,融叙事性与思想性于一体,注重在一个又一个的细节与对话中书写历史。而《岭南歌》则更多地使用一种“评定话语”以盖棺论定,尽可能地去除历史中的细节。一段漫长的历史,在他笔下只融为一句诗。如“三元里群情激愤,人民战争/黄花岗孤军决死,浩气长存”就高度凝练地概括了三元里抗英斗争与黄花岗起义。柳忠秧此时不仅仅是一个诗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历史学者[①]。尽管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寻历史真相的努力与直面历史、客观评价的精神值得肯定,但对细节、情节的省略却无法给读者带来更易接受的、更形象直观的阅读体验。

  总的来说,将《岭南歌》放置于岭南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其出现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意义;而将《岭南歌》放置于当代诗歌书写的大环境中看,其独具一格的诗体创造,则是不容忽视的艺术突破。这是《岭南歌》的独特与可贵之处,也是《岭南歌》受到众多关注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5]熊国华. 中国文学史难得、世界文学史罕见的史诗《岭南歌》——评柳忠秧的长篇史诗《岭南歌》. http://gz.ifeng.com/wenhua/detail_2012_12/10/473361_0.shtml

  [2] 郭小东.夜行者的灯笼——评柳忠秧《岭南歌》. 南方日报.2014-5 -7 ( A18)

  [3]柳忠秧.岭南歌:柳郎独唱岭南好.广州:广州出版社.2011(8)本文所引诗句未加注者,均出自此诗集

  [4] 樊星.古体诗,新气象——谈谈柳忠秧的古体诗.文艺争鸣.2014(5)

  [6][7] 闻一多.《诗律底研究》.《闻一多全集》10卷.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156、159

  [8] 古远清. 浓墨重彩燃发豪情——评柳忠秧的《岭南歌》. http://news.southcn.com/g/2014-05/16/content_99900826.htm

  [9]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4

  作者简介:

  徐威: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2012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伍世昭:惠州学院中文系教授;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博士后。

  [①]在柳忠秧看来,“写历史事件不能仅靠修辞、技巧、意象等,更不能用‘俏皮话’来应对,而是要直面历史、‘正面强攻’,或宏观,或铺排,或点评,或白描,或抒情,或反思,等等”.可参考:何晶.诗歌为何频频“中枪”.羊城晚报.2014-6-15(B01)

[责任编辑:刘宇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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